启功先生谈到诗时，说过这么几句话：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代的诗是嚷出来的，唐以后的诗是想出来的，现代的诗是仿出来的。
我体会，所谓长出来的，是自然形成的。生活丰富了，感情丰富了，需要一种表达，一种宣泄，慢慢就产生了诗。就像阶前的碧草，几阵春风春雨，就碧绿如染了。正因为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诗就自然清新，少雕琢，不做作。
如古诗《七夕》“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如阮籍《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再如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些诗，都因其平实真切而感人。
唐代的诗是嚷出来的，因为这时诗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已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诗。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诗肠发痒，不嚷不解兴。嚷出来的诗，往往主题鲜明，特别紧密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生活，并带有强烈的个人真情。关塞诗，战乱诗，送别诗，悼亡诗，讽今诗，闺怨诗，甚至咏景诗，很多都带有嚷的特色。“衔泥燕子争归社，独自狂夫不忆家”是嚷，“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候”也是嚷。“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是嚷，“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也是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是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也是嚷。“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嚷，“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又何尝不是嚷呢。那真是一个诗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想嚷就嚷，嚷后就将诗写在旅舍，酒楼，驿亭的墙壁上。“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这是白居易写给他的好朋友元稹的诗。朋友嚷后写在壁上，人离去，诗留那给大家看。
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因为此时唐的辉煌已过，大家诗肠已不太发痒，但诗还是有人写，为了风雅，也为了仕途，于是就有点为诗而诗的味道，也就是启功先生说的想着做诗了。想出来的诗是动了脑子的，喜欢争巧弄姿，常见刻意的痕迹。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是想出来的。“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是想出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联，称赞的人多，我读后却没有太深的感觉，总觉得想的功夫和刻意造句的痕迹还是很重的。难怪这首所谓的千古绝唱，钱钟书《宋诗选注》就没有选。还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个绿字，更是花了力气想出来的了。再如清代这首五绝咏梅花“竹屋围深雪，林间无路通。暗香留不住，多事是春风”，亮点就是一个构思，或一个想字。想出来的诗，有时就有点刁钻，不太能通意，需要自己注释，或他人考证。其结果是姿态多了，意思少了，脱离生活远了。所以唐诗比宋诗更有活气，更好懂好记，更入心入肺。后来这些时代，虽刻印了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但他们自己的诗风，却和唐诗日见远离，因为人家是嚷出来的真情诗，不是想出来的雕琢诗。
到了现代，指的是民国以后白话文的新时代，旧体诗受到冷落，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偶尔吟几句。如郁达夫，鲁迅，汪精卫，毛泽东。 老毛自己写诗词，却公开说过不宜在年青人中提倡。但毛死后，慢慢的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写旧体诗了，网络诗人的遍地开花就是一个证明，因为美的东西不愁没人爱。然而新人写诗常见的毛病是仿古，包括仿词汇，仿形式，仿别人已经吟烂了的内容，结果是太多的雷同，太少的新意，太醉心的玩弄词汇，太频繁的无病呻吟。现在网络上写风花雪月，梅兰菊竹的太多，但真正写得好的少，读后总感到这些作品，不是作者自己的，不是现代的，而是前人的牙慧。读后常常上口不入心，不能留在记忆里。读多了，就失去兴味。真正写这个时代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真正能嚷诗的诗人，还是很少。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状。所以启功说这些诗是仿出来的，道理也就在此吧？
当然，启功先生这四句话，是对总体而言的。唐代也自有想出来的诗，如《唐诗别裁》中不厌其烦收集的那些应制诗，都是想出来的，徒有其表，不见深度。唐代也自有不嚷之人，如贾岛孟郊。一个推和敲，考虑了那么久，哪还有嚷的兴趣呢。而宋代也自有嚷的人，大诗人陆游那首“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 正是一位八十五岁老人临终最后一声呼喊，几百年来，音犹在耳，催人泪下。至于近代诗人，柳亚子的诗想的痕迹重，汪精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确是一嚷而出的好句。而启功先生自己的诗，很少想的痕迹，似乎界与“长”和“嚷”之间。以后体会深了，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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