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雕像》
回国后去了一次母校。我的母校原来叫上海第一医学院，文革后不久，升级成了上海医科大学。江泽民时代，又被逼着去和复旦大学合并，变成了复旦大学的医学院，把好端端一个知名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就这么从历史上抹掉了。然而名字虽然变了，在我的心中，它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还是当年我们挂在口头的“上医”。 多年不见，母校的变化真的是巨大的。但最令我感慨的并不是那已无处寻觅的我住了六年的宿舍，不是那新修的高耸的图书馆，恢弘的明道楼，也不是那随处可见的外国留学生，而是两座雕像。一座已不复存在，一座却是新建的。
那不见了的是毛泽东的雕像，以前矗立在学院的小操场上。毛泽东身穿大衣，挺胸扬眉，显得威武轩昂。他高抬右手，“指引着革命的航向”。想当年这座雕像被“请”进来时是何等的热闹：全校敲锣打鼓，人人手持红语录夹道欢迎，那“万寿无疆”的口号真不知喊了多少遍。然而毛泽东本人并没有能万寿无疆，就连这钢浇铁铸的雕像，也只竖了十几年，后来就被邓小平改革的浪潮冲走了。这真是当初谁也想不到的。
那新立的雕像在学院大楼对面的草坪上，那是由花岗石塑成的一位老人，显得慈祥平静和安宁。这雕像塑造的不是别人，就是当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老院长颜福庆，是曾在美国哈佛拿到医学博士的第一个亚洲人。
毛泽东和颜福庆可以说是朋友。当初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时，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得了严重的菌痢，后来是被颜福庆治好了的。解放后，毛泽东点名宴请了他。颜因之支持新政权，甚至以古稀之年还带卫生队奔赴朝鲜。但大跃进以后，政治气氛日益浓厚，颜福庆就渐渐被冷淡了。他虚戴了一顶上医院长的帽子却没有一点权力。我们一医的学生，但知道学院有李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见到我们的院长颜福庆。那时他被揪上了批斗台。他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他共同进餐的照片，就挂在墙上，竟也没有能保他免遭恶运。我记得那天他战战竞竞地站在批斗台的右角。他已老得站不稳了，由他的两个家人搀扶着。他用一双困惑和昏花的眼睛，面对着会场上如林的拳头和如雷的吼声。他回答不出“革命小将”的任何问题，背不出任何一条语录，他弄不懂天下怎么突然大乱了，想不通自己怎么突然和这么多戴红袖章的年青人结了仇。他站在那儿，如梦游一般迷茫，如筛糠一般发抖，以至批斗结束，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勒令他“滚下历史舞台”时，他仍然站在台上不知所措。那种可怜和惊恐，至今都历历在目。
当年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颜福庆送上了批斗台，而今却是颜福庆的雕像取代了毛泽东。历史如潮，可以被搅得一片混浊，但到了海晏河清的时候，各自仍然会回到他应有的位置上。母校的雕像使我想起的，就是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