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就这样在我面前变幻着，红，到黄，再到白...... 三十分钟的梦境。
同去的朋友叫老范，我的发小儿。幼儿园的时候一次我俩抢着爬他家后面一棵歪脖子树，我一怒把他折磨了个骨折，弄得两家人好好折腾了一阵，但学校大院儿里能有啥过不去的事情，后来两代人都成了朋友。初一之前他一直比我高，时不常还想挑衅我一下，虽然并占不到啥便宜。那个暑假我猛然窜个儿，后来的半年多我从班里的第一排坐到了最后一排，也算变成了熊级的人物，从此他就老老实实避免冲突追求和平，偶尔我也还帮他做做别人的教育工作。高中的三年我俩都属于没事儿的人，每天混进混出，做过自行车修理，卖过西瓜。后来我出国，那会儿长途电话太贵，一直都写信，偶尔通个短电话就听他汇报“那天又碰上了XXX问说壮哥是不是进去了......” 他和另几个朋友还给我寄了盘儿磁带过来，就是跑到我们经常窝着的几个点儿给我录了音，哥儿几个一边在那儿用半脏话跟我聊着，背景里是那个无限熟悉却已遥远的社会，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叫卖声和他们生动的描述“嘿，老壮，又一蜜过去了......” 三十分钟一面儿的磁带，就记得当时听着我眼泪哗儿哗儿的。再后来，回国工作，大家的自行车都换成了汽车，以前每次凑个几块钱大家一起一碗馄饨几个馅饼的晚饭变成了成桌的大菜，肚子挺起来了，头皮露出来了...... 朋友那么多年了，心思好像都相通，有时候我俩在一起话并不多，看到了什么经常是使个眼色相视一笑心里就都明白了。在心里我知道，我出了啥事儿，老范不会抛下我。
说平淡点儿叫好事多磨，呼悠一点儿叫历尽艰辛，去珠峰大本营应该至少算是一路坎坷。
首先是身体状况，自从在纳木措的第一个日落的拍摄中受了凉，我就再没胃口吃东西，每天三顿变成了中午的一顿，天天就是番茄鸡蛋汤面，晚上通常就是个苹果。藏地多是川菜，每次上来的番茄鸡蛋面都是一股子花椒味儿，要不是为了体力强忍着吃，连看一眼都想吐。感冒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司机和导游开始都建议我去日喀则或回拉萨养病，但我这人生来就是个犟脾气，而珠峰对我来说诱惑又实在太大了，几番争论下来最后就说好还是去大本营，但如果感觉不好就赶快撤回海拔低一些的老定日。路上并不是不担心，不想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珠峰上我就打岔和格桑聊后面阿里的行程，格桑倒也直爽，几次打断我，收起笑容告诉我“今晚对你很重要，咱们今天过了再讨论后面的事儿”。格桑又和我讲了他去年带团一个以色列人永远留在了大本营的故事。有时候会禁不住把这些联想到自己身上，突然有点儿悲哀，问格桑大本营那边是否有手机讯号，得到了确认的答复心里安稳了一些，想至少有可能跟家人和朋友道别吧。
车子沿着通往加乌拉山口的蛇形公路慢慢攀爬，都是松滑的石子路，很多地方没有围栏，看得人有些眼晕。快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四个都在热烈地讨论和猜测是否能够看到珠峰，一个大转弯之后珠峰和旁边的雪峰群就突然出现在了眼前。加乌拉山口，海拔5700多米，不光是拍摄珠峰最好的地点之一，还可以拍摄壮观的珠峰九十九拐。由于我一路拍片，到达山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路上已经没有任何其它车辆，但却发现这个时候的光线非常好，建议以后去的朋友可以和司机商量好晚些到达珠峰。
离珠峰只有四十公里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最后一个边境检查站，由于是新设立的一个检查点，格桑竟然不知道，黑暗中一个转弯过后没来得及刹车竟然咚的一声撞上了横在路中间的隔离杆。还好有惊无险，挡风玻璃没有裂，隔离杆虽然被高高弹起但也没有损坏。检查站的小战士跑出来看了看，很出我所料地没有怎么责备我们，只是提醒我们天黑路滑要慢慢开。把我所有的证件拿去检查却出了意外，被发现旅行社在办理证件的时候写了老定日却没写珠峰，央求小战士通融，跑进去问了站长，结果竟然被通知让原路返回。和门口儿的小战士求了半天情，带我们进去找站长，最后又是苦苦求了半个多小时用尽我一生嘴皮子的功夫，最后站长总算给了个特例放行了，这么一耽搁到达珠峰已经是午夜。到了帐篷旅馆里还是啃着苹果看着老范和司机导游在旁边活撮，应司机的要求主人用牛粪干给我们生起了火，想想这也是个矛盾的事儿，不生火呢冷得刺骨，生火却又让空气变得更加稀薄。临关灯我拍拍老范“我要是崩了你可得背我出去”，“靠，真诚点儿，先把银行密码儿说出来听听”，“嘿，你倒不傻”，“7......”
终于又回到了北京的时候，时间又变得那么充裕。现在每次回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夜里随便踏上一辆公交车，就那样随着车身一起摇晃着，任目光落在窗外任何一处夜色，一个行人，一辆穿过的汽车，一座远处的楼房......我现在更喜欢这样模糊不清的北京，因为在这个时候她才显得好像并不陌生。恍惚中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早晨，面对着沉寂的珠峰，我那三十分钟的梦境，就像崔健在《一块红布》里唱到的“我，看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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