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ars ---- The Reminiscences of My Workers-Peasants-Soldiers -Students’ Life from Autumn 1973 to Spring 1977 (151)
照片为西南师院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摄影：清衣江
我当知青下放的公社有一个苗圃很大，有二三十亩地。中间全是大柏树，顶大的，比武侯祠里的柏树还大。合抱大楠树也有二十几株。苗圃内浓荫四合，绿树成荫，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色。此外还栽植着银杏与梅花，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了。沿着公社灌溉渠的堤畔，种植着桉树和槐树，枝叶扶疏，极其好看。渠的这畔，有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整天手扶拖拉机就在这条机耕道上来来往往地驶过。
猪，离公社东风灌溉渠不远的这户农家的猪圈里倒养了两只又肥又壮的猪。但是它们都很害怕陌生人，一旦有外人来，都躲了；等到喂猪食时，才夹着尾巴溜到猪槽来啃猪食。主人一看见，总是拿根棍子打那只母猪。打得那只母猪就地打滚，滚累了，就仰卧在猪槽旁边，从昏暗的光线中，凝望着屋顶，觉得四周的恐惧感，好像从肌肤中直透入脏腑.
由不得你不要快活，由不得你不想打滚。猪毛滚皱了，猪尾巴滚毛了，通不管。素来把那只母猪管得比它妈妈还要严的主人，走过来又打它一棍子，打得它满地滚时，也不像平时喂养它的时候那样温柔，而主人气狠狠地说:”-
----太烦了！太懒了！太脏了！太丑了！你信不信，过几天我就要宰杀你。”
这时，那只母猪呆呆地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它不敢跳，不敢跑，不敢滚。主人接着说：“Don’t worry, my sow,不用担心，没关系！你还可以再多活几天。”那母猪闻听此言后，惊吓得眼泪汪汪的，变成了一只泪流满面的母猪！啊，一只泪流满面的母猪！
但这只母猪在临屠宰之前，表现得还算静安，祥和。这只直到临死前还算祥和静安的母猪呢喃小声说：“Don’t worry,不用担心，阎王不请，我自己去。”一副舍身成仁不怕开水烫死的母猪的样子。
后来主人又各自从静安寺和穿越苗圃买了两只母猪，打算与家里猪圈中养的那只母猪一起杀。买来的这两只母猪长得五短身材，奇丑无比。“哎呀！到底还是我们从穿越苗圃买来的那只母猪坚强，连宰杀它的时候都没有哼过一声！唉！可惜的是它们再没有机会成群结队与猪队友们一道登山，游览名山大川，古刹，欣赏大自然的优美的风光了！”主人不禁惋惜而赞赏地哀叹着说道。
在1月15日全校举行的周总理去世的悼念大会结束后，时间过得真快！ 转瞬间，我们这学期也快接近尾声了，系上今天通知已经下来了，学校在这个月二十八号放寒假，今年我们的假期长达一个多月！
正当我开始准备在放寒假之前作最后一次向学校的《校园周报》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在院图书馆见到了一本由俄苏时期最著名的东方学家、现代俄国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夫（1881-1951）院士的写作《1907年中国纪行》的纪事小说。它借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从旅行者的心态，旅行者的见闻，旅行者的目标三方面，分析了俄国汉学家米·瓦·阿列克谢夫《1907年中国纪行》中的十九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形象。
书中所介绍的有天津杨柳青的年画艺术，那时正是中国木版年画的辉煌时代，不仅品种浩繁，而且制作精美。杨柳青的乡土画家创作的年画“莲年有余”又使我对杨柳青年画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它那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氛和豪放的自由的画风使我大开眼界，它画面中的无处不在的跳跃的、清丽隽秀的笔触和着那饱含感情的色彩，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和视觉冲击。给人一种轻风细雨般地铺陈在画布上的感觉。
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国美术馆永远收藏的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形式新颖的杨柳青年画，较突出的作品有张鸾的《五子爱清洁》和《三打白骨精》，张锡武的《淀上渔歌》，邵文锦的《春风十里桃花香》，沈大慈的《棉花姑娘》，步万方的《四季花开》，何国华的《赶集归来》，那启明的《金粟碧波》等。
邵文锦创作的《山鹊山鹊别处啼》成为现代杨柳青年画的代表作之一。这批创作出来的著名的杨柳青年画，便是对有悠久历史的当地文学艺术传承之后获得的硕果。
而使我之所以有热爱俄罗斯文学情结的，我应该感谢我们年级俄语专业的一位老师，编辑《校园周报》的赵老师。我同赵老师最初并不熟悉，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熟悉的。赵老师是研究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学者，他似乎也有嗜读俄罗斯经典文学著作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我和他接近了的原因。
那时候，赵老师很喜欢普希金的诗歌，但凡普希金写的诗，他没有不阅读和收集的，竟至有一期《校园周报》的半面有整个登载赵老师仿普希金诗风格写的诗的时候都出现过。说来也很奇怪，他自己就好像一个写普希金诗风格的作坊，诗一旦发表有影响，诗的写作欲望便越加旺盛起来。
在文革最后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诗歌里。每每有写诗的欲望袭来便马上兴致亢奋起来，使他彻夜也不能寐，使他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也要硬写下去。他曾经对我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他当时的实感。但到一九七六年的三四月间他带学生们到川中遂宁某一化工厂去“开门办学”学工了，《校园周报》编辑换了人，他的写诗欲望也就从此消涸了。
赵老师之得以在少年时代心中就有挥之不去的热爱俄罗斯文学的情结。这与他当时读初中就开始阅读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有关，他也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掀起向苏联学习热潮中涌现出的一代新人。赵老师也渴望去苏联留学，但他心怀着的这一美好的理想最终竟未实现。
后来，他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读书。而他那时已在写一些文章介绍俄罗斯文学，又在谈论着俄罗斯诗人和诗歌问题。甚至曾经他因有感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激动得索性大动干戈地写了一篇文章称赞道：
“... ... ... ...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首先是诗歌的时代。毫无疑问，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中心人物是普希金。而丘特切夫的作品则将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推到了顶峰。 普希金、莱蒙托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和丘特切夫被称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三大诗人”。
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然后是“白银时代”的肖洛霍夫，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每一个独自拎出来就已是璀璨的明星，更何况一同交相辉映。其他任何国度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密集出现过如此大数量又高质量的文艺大师，他们讴歌“天蓝的俄罗斯”和“祖祖辈辈生活在顿河大草原上哥萨克人民”，描写人的灵魂和种种黑暗，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因自身的苦难、俄罗斯的苦难而在笔下用“苦难”来滋养文学。
但是，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用尽全速力在进展的时候，而文学和艺术的亲和力的表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看起来似乎是事实。苏联作家身边一定有许多写不完的苏联本身的题材。多忙的作家生活，对于与无产阶级革命无关的题材无暇染手，偶尔写，也没有功夫倾倒全力在那上面。我想这是文学和艺术的亲和力没有减退的一个重大原因也未可知。
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人，经常这么说：托翁拓展的是世界和人性的广度，陀翁却深入了灵魂的深度。可是，他们是否想过还存在着文学无法形容的世界。如果存在，那么为何大家对它避而不谈？这种用文学无法形容的世界，我称之为“弥赛亚的禁区”。也许当文字、语言都无法描述这禁区之美的时候，图米纳斯用舞台剧呈现的《奥涅金》长诗才能那么令人念念不忘吧。
“爱情消逝了，缪斯出现，
我昏迷的头脑开始清醒。
我自由了，重又设法缀联
迷人的音韵、思想和感情；
我写着，心儿已不再悲伤，
忘情地写，也不再只写半行
便用笔在稿纸上把人像乱涂，
或是画上一双女人的秀足；
熄灭的灰烬已不会复燃，
我仍将悲伤，但不再哭泣，
很快很快，风暴的痕迹，
将在我的心灵中烟消云散：
待到那时，我便要开始
写一部二十五章的长诗。”
... ... ... ... ... ... ... ... ...
据我所知，赵老师是受了俄罗斯文坛的影响，同时不消说也就间接地受了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影响。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成功的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上和文化运动上有一个划时代的促进。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斯列宁主义。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之一角显著地出现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开始。在当时中国比较进步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交流和传播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并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骨干力量。
通常认为，民族意识的形成是民族文学形成的基础。1812年的反法卫国战争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并引起社会的动荡。这种动荡对文学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坛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大师，可谓群星璀璨。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卡塔耶夫（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Катаев）把从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到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的这一段时期称之为“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
写作后的一点感想：---我好想尽快地早点写完我的这部长篇连载回忆录小说：文革三部曲：--《文革大串联生活回忆》，《岁月如歌---广汉知青生活回忆》，《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以便可尽早地挂在谷歌电子书架和亚马逊电子书架上，供广大读者阅读。也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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