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解甲归田，户籍变更困惑不解；退休不休，护儿顾孙尽瘁鞠躬。
自从二哥去了简阳养马河镇的四川橡胶厂，三哥进了内江市里的农业机械化学校,我上了成都市里的四川医学院，家中只剩下父母俩了。大哥在学校做临时工，有空闲时间到家来帮他们干些体力活，有时同他们一起吃中午饭，也算代我们仨陪陪他俩了。
转眼到了1980年，母亲刚过55岁。当时的政策是男教师60岁、女教师55岁可以退休。不过，学校鼓励到了退休年龄的教师继续工作，男教师可到65岁、女教师可到60岁再退休。凡退休的教师，如家中有子女待业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可顶班就业。
大哥自十几年前落户到劳动一队后，学木匠做木工活、结婚生女、驾驶手扶拖拉机、做学校临时工等，由于超龄、文化水平有限，即使中高考恢复了，他也不可企及，无法改变命运。大哥大嫂已有三个女儿，她们都是1972年后出生，分别是八、七和五岁，是缠人、磨人的小女孩。尽管父母给一些补贴，家里的钱粮仍紧紧巴巴，日子过得很清贫。大哥一家的现状是悬在母亲心中的一块石头。
人是铁、饭是钢，女儿们一天天长大，家中口粮成了大问题，大嫂去队里干活挣工分，换来的口粮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只有想办法攒钱去川祖庙黑市买粮食。金带场镇上的居民和乡下的农民去川祖庙偷偷地钱换物、物换物等，当时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扰乱国家统一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是禁止的，所以叫黑市。
大嫂是个能干人，尽管干活动作缓慢，可把这个家打点得有条有理。她除了照顾女儿们，还养有几头猪，每年都能卖一头大肥猪，换一些猪肉和钱粮，改善生活和补贴家用。后来她只养母猪，配种后生产小猪崽，小猪崽长到四十多天就卖掉，一年可以卖两次小猪崽，换来的钱是一年卖一头肥猪的两倍。大嫂养的小猪崽又肥又壮又好养，她的母猪一怀胎，小猪崽就被预订完了。除了养猪，她在自留地里种的蔬菜、洋芋（土豆）、红苕等就是一家人餐桌上的菜，也是猪槽里的饲料。夏天种得最多是丝瓜，一根藤就长十几根丝瓜。嫩丝瓜清炒、做汤，老丝瓜做成丝瓜布，可洗碗、刷锅。后来大哥再也不吃丝瓜了，可能是吃够了。
她家在金带场倒店子成渝公路旁，成都与重庆往来的公共汽车，多数在这里都有一站停靠，客人们上上下下、来来往往。如果在这里开一个小卖部，应该有赚头。母亲为大嫂出本钱，鼓动她开了一个小卖部。可大嫂是个老实人，对顾客从不缺斤短两，都说无奸不商，她可做不来。加之小女儿们常偷吃糖果和糕点，月月下来只赔不赚，一年不到小卖部就关门大吉了。
想当年，我们兄妹几个都在家时，哥哥们正长身体，月月定量粮吃不饱，母亲想了不少办法：用大米换玉米、高梁、蚕豆、豌豆，拿钱买洋芋、红苕等。只吃粮食没有油水，越吃越多。我家有一个后花园，母亲叫我养了几只兔子、二哥三哥养了几只鸡和一群鸭子，兔子一年长大杀了可吃肉，母鸡母鸭生蛋，公鸡公鸭半年长大杀了也可吃肉，大大地改善了我们餐桌上的菜肴，我们的饭量也减少了。当时母亲是戴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顶着“翘资本主义尾巴” 的罪名坚持下来，不然我们兄妹几个哪能长得牛高马大、身强力壮。
想到大嫂不是经商的料，母亲就建议她除了养猪，在猪圈旁围一个鸡窝，让她养几只鸡，有鸡蛋鸡肉吃，大人小孩就没有那么馋了，也能补充营养。队里只允许养猪，猪是国家统一收购的牲口；可队里不允许养鸡，因为农民偷偷地把鸡和蛋拿到川祖庙黑市去卖了换钱，是资本主义自由化，断然不可。大嫂向队干部保证，她养的鸡和鸡生的蛋，绝不会出现在黑市上。小孩子们可爱吃鸡肉和鸡蛋了，后来大嫂养鸡最多时有十几只，父母也跟着沾光。后来大哥只吃鸡蛋，不吃鸡肉，可能与他每天打扫、清理鸡窝有关。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穷则思变的中华大地，迎来了改革开放，农村跟着起了变化。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户首先实行包产到户，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农村。大哥大嫂家按人口分到了土地和农田。有地有田是好事，比去队里干活挣工分换口粮好多了，可把他们难住了：谁来种这些田地啊！母亲一想不能让田地荒废了，与他俩一商量，请大嫂娘家的哥哥们来帮忙，让他们教大哥干农活，学会耕种自家的田地。她的哥哥们乐意传授绝活给大哥，他学得很用心，就像当年他跟着王师傅学做木工活一样，学得有模有样，很快就掌握了耕田种地的要领。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他把水稻单位产量由原来的亩产300公斤翻倍上升，县农业种子站统一把优良水稻种子发给包产到户的农民，县农业科技站教授农民科学种田。大哥把领来的优良水稻种子培育在田里，把在科技站培训学到的科学种田知识、从大嫂的哥哥们那里学来的灌溉施肥技能，运用在他的耕作中。在农忙收割季节，大嫂的哥哥们也来帮他。这样一来，他家农田里种的水稻，交了公粮，剩下的谷子打出的大米，足够这一家子一年吃了。
尽管这样，母亲仍然决定退休，让大哥顶班。她与父亲一商量，他不同意她的决定，不愿她离开教书育人三十年的讲台，结束她的教育生涯。她说服他说，宇大家有田有地比以前日子好过了，可是，田地的收成除了勤劳耕耘，还要靠天，也不能养老；大哥在学校的那份临时工作，也不能长久，还是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心里踏实。
大哥顶班后，就在学校做他当临时工时所做的工作。学校为了平等对待，凡是顶班的教师子女，参加统一考试，通过此考试可担任教师，不能通过此考试的，只能担任职工。大哥自然不能通过此考试，即使做职工，大哥也知足。每天来学校上班，学校放学后，回家打理他家的责任田和地，有时间也看护女儿们，享天伦之乐。他的工资不高，可每月都有钱拿回家，还有城镇户籍分配的票证供应的口粮、各种副食及日用品等。
母亲为大哥能顶班甚为欣慰，悬在心中的石头落地了。一天父亲从金带场公社回来，满脸不高兴。
“县官不如现管，官大一级压死人！”父亲对她说：“我去公社为你办理退休手续，你猜怎么了？居然要注销你的城镇户籍，你的粮证及各种票证等全部要取消。”
“为什么？”她不明白，反问了一句。
“公社的办事员说，如果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顶班是恢复城镇户籍，可宇大的农业户籍与他们的不同，他顶你的班，成为城镇户籍，为了不增加城镇人口，你的城镇户籍就要改为农业户籍。”他说给她听。
“那我的退休工资还有吗？”她想了一下，问道。
“你的退休工资由文教局发放，当然有了。”他解释道。
“那就好，我退休成为农业户籍，换来宇大一个城镇户籍和一份固定工作，值了。”她安慰他说道。
“好什么好！你教了三十年的书，吃了大半辈子的城镇口粮，退休了，却要去当农民，年老体衰的你，还要插秧种地来糊口吗？这是什么政策？我找张昌南（小姑父）去！”他想不通。
后来父亲与小姑父一说，他听后觉得可笑，这不是又回到宇大是不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老问题了！他找到公社管户籍的领导，重新说明大哥仍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也是有城镇户籍在前，而有农业户籍在后。最后该领导同意了恢复母亲的城镇户籍。
户籍，又称户口，是国家一种主要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和民国时期就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使其颇具有戏剧性。红色政权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胜利的，新政府建立后，大批的政界领袖、将军英雄、能人智士等涌向城市，加之政府出台一系列有助其发展的相关政策，促使其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科技等大力发展，把落后的农村远远的甩在了后面。比如，过去为打下红色江山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区，就成了贫穷的代名词。
城乡差别越来越大，拥有城镇和农业户口公民的生活形成天壤之别。城镇户口与粮食副食品、居住条件、升学、就业、社会保障等直接挂钩，城镇居民享受城镇户口带来的优越权。占总人口多数的农业户口的农民，要靠天、流汗吃饭，没有任何配济。为了争取与城镇户口居民有同等待遇和竞争机会，有的农民想方设法把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为此，城镇户口的买卖出现在黑市。刚开始几千元人民币可买一个省城户口，后来几万元人民币只能买一个县城或乡镇户口。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深化，一些城镇户口的居民迈出国门，远渡重洋；城市开始重新规划、折旧盖新，大量农民工涌向大城小镇，帮助城市建设；农村乡镇企业应运而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金带场川祖庙黑市成了光明正大、热闹非凡的自由市场，取缔城镇户口粮票和各种副食及日用品票证，城镇户口失去原有的优势，最终取消了城镇和农业户口不平等的划分，统一为居民户口。
二哥是我们兄妹中最聪明的，可惜与恢复的中高考擦肩而过。不过，使他感到宽慰的是：在汹涌澎湃的考学大潮中，三哥和我都成了弄潮儿的佼佼者。他进厂后，了解到我们在学校里读书很清苦，而父母的工资低，还要接济大哥一家，没有多余的钱粮给我俩，他就省吃俭用来帮助我俩。二哥刚进厂时，每月工资是十九元五，转正后涨到二十三元五，每月粮票只有三十斤。
三哥不怎么花钱，可是饭量大，学校配发的饭票吃不到月底就光了。二哥在车队加班时有加餐，他把每月省下来的几斤粮票给三哥，帮他度过难关。二哥每月给三哥寄粮票，一寄就是两年，直到三哥从内江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二哥厂里的汽车经常有到成都送货拉货，他每月底都会请半天假，跟车到成都来看我，然后带我去下馆子，他付了账，把剩下的几块钱，一分不留都给我。我不要，让他自己留着，他总是笑着对我说，你拿着，你要花钱的地方多，我回厂里又该领工资了。
日子过得很快，二哥也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父亲在铁佛中学教书时，认识铁佛场修表店的老板王叔叔，他还开了一个照相馆，他膝下育有两女四男，排行老二叫芳，比二哥小几岁，芳比我大一点。父亲看好了芳，跟母亲一说，她不太相信他的眼光，一定要去亲自看一眼。一天父母去了铁佛场，专程去照相馆找王叔叔闲聊，说来也巧，芳来照相馆叫王叔叔回家吃饭，与父母打了个照面。她长相标致，身材瘦瘦的，双眼大大的，笑起来脸上有两个小酒窝。听说她在家里干活最多，能干着呢。
在“文革”结束后，成千上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请愿、游行、罢工、抗议、绝食等力争自己生存和回城的权力，总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宣告终结，迎来了知识青年返城的浪潮。芳也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朵浪花，随着知识青年返城的浪潮，她回到了铁佛场，被安置在发轮镇粮站当会计。
母亲思量着，芳生长在平常人家，经历与二哥差不多，当会计好，脑子灵活。回家后催促父亲托人去王家说媒，王叔叔一听是钟二，很高兴让芳与二哥相亲。他俩见面后，双方都有好感。记得二哥带芳第一次来我家，我和三哥正好在家休暑假。大哥大嫂带着三个女儿也回家来，看看将要加入钟家的新成员。母亲中意这个未来的儿媳，那几天她满脸堆笑，行步如飞，招呼父亲上街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招待她。
几天后，二哥和芳离开我家回铁佛场，因为是暑期，我就随他俩去她家玩。她家在铁佛场中街有一个小院，进院后是几间大屋。她家里好多人，有她的爸爸、妈妈、大哥、三妹和三个弟弟，吃饭时大桌子一圈坐满了。
我在她家玩耍了几天，学校快开学了，二哥送我到汽车站，我要坐公共汽车去成都。我们来铁佛场时，有一段公路很窄，一边是山坡，另一边是悬崖，夏季雨水多，山体容易滑坡，坐在公共汽车上提心吊胆。二哥给我买了一张靠窗户的座位，并叮嘱我说，如果公共汽车要翻向悬崖边，你就从窗户跳出去。我记着二哥的话，坐在车上忐忑不安。还好，公共汽车一路颠簸，最后安全到达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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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