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八章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一
出于恐惧，我一直没有向郭言提出那个致命的问题。但他在指出一个便衣之后邀请我到他家去，我的关注点一下子就变了。我痛恨这个国家的集权统治对个人生活无所不在的控制。人民没有自由，无论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还是过不道德生活的自由。五年了，生活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我仿佛又回到了1984年的三角地，正在阅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到南校门去！到郭言家去！
越过郭言的肩头，我看到他背后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胸中涌动着反叛的激情，我挽起他的胳膊，好像上战场一样，毅然决然地说：“走。”
我们开始往天安门广场外围走。八十年代末，中国人的居住空间都很狭窄，有些家庭甚至三代人住在一间臥室里。年轻人约会的最常见方式就是散步—又被戏称为“压马路”。四月中旬，冬去春来，广场上很多成对儿“压马路”的人，正在尽情地释放着被压抑了一个冬天的欲望。
一对对搂搂抱抱，卿卿我我的恋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禁略带嫉妒地想：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是背着自己的配偶在这里发展婚外关系呢？我对郭言说：“从1到10，你随便挑一个数字”。他感到莫名其妙，犹豫着说：“5？” 我说：“好”。我在心里默数，等到第五对男女与我们擦肩而过时，我出其不意狠狠地瞪了那个男人一眼。对方被吓了一跳，脸上露出仿佛看到疯狗一样的厌烦表情。
我叹了口气，对郭言说：“我有个朋友，她可神奇了。随便一对恋人从她身边走过，她就能看出哪一对是正常的谈恋爱，哪一对是已婚的人在偷情”。
郭言笑着说：“这有什么？我也能。”
“你也这么厉害？”我非常惊讶：“为什么只有我不能？”
郭言眯起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仿佛受到了污辱：“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呗，有必要这么曲里拐弯吗？”
我张口结舌，无比尴尬。形势急转而下，那个如鲠在喉的问题，现在变得问也是愚蠢，不问也是愚蠢。但我还没有完全丧失常识。在郭言以守为攻，义正辞严的外表下，我看到了他的虚弱。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既然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如果他没结婚，他早就应该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了。
我的心在向下沉。我抬头望向远方，看不见的凉意在空气中无声地波动。
郭言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他搂住我的肩膀，一字一顿地说：“我结婚了。一直没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俩已经分居了，很快就会离婚的。”
如释重负的眼泪涌上我的眼眶。我真希望这时李敏出现在我的对面，那样我就可以大声质问她：“他已经分居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二
我们在前门吃了晚饭，然后一起坐车去他家。郭言住在方庄。我从来没去过那一带，但我一点也没注意我们的乘车路线。我知道等到明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麻烦，但我毫不在意。我的注意力全在郭言身上。
我们到他家时，夜已经很深了。郭言住的是单位宿舍—在一套三居室公寓中拥有其中一间臥室的使用权。他打开公寓的单元门，我的眼前出现一个光秃秃的客厅，天花板上有一根电线，电线上吊着一个灯泡。这个客厅就是大家共享但无人照管的公共空间，和我外婆家的楼道一样。
从另外两间卧室的门缝下透露出灯光。我们蹑手蹑脚地溜进了郭言的卧室。卧室里的家具很普通，和我外婆家的差不多，都是强调使用功能，谈不上美学。不过，郭言出差很多，所以他收集了一些纪念品，这是我外婆家没有的。自从“被娘家上赶着送来”，我外婆一次也没出过北京。
我正在观赏郭言的纪念品，他忽然问我：“你要不要喝水？”
我说：“好。”
他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杯热水回来，放在餐桌上。
我问：“你去哪儿烧水？”
他说：“厨房。”
我就想：他们也有个公共厨房。
我坐在餐桌旁喝水，他坐在餐桌对面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把刀。
我问：“你拿刀干什么？”
他用刀指着我：“把衣服脱了。”
我愣了：“你说什么？”
他说：“照我说的做。”
我很生气：“我不信你真敢杀了我。”
说完，我站起来就往外走。这个房间非常小，餐桌离门就两步。我几乎是原地不动一伸手就能把门拉开。他一见我真要走，赶紧把刀扔在桌子上，从后面一把抱住我。
我的后脖梗子上能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抱着我喃喃地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三
第二天早晨，阳光刚刚从窗帘后朦胧地射进来，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穿好了衣服。郭言说：“你不是九点才上班吗？”我不敢直视他。我感觉我们就像两个合伙抢劫了银行的罪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从此再不见面。我拉开门，轻手轻脚地穿过客厅。我仿佛听到郭言在我背后说：“我给你打电话”，但我没有确认。
郭言的公寓是一梯两户结构。我刚关上身后的门，对面的门里就传来一声咳嗽。我拔腿就往下跑。下面一层，左右两个门内都有人穿着拖鞋“踢里踏拉”地走动；再跑下一层，左右两个门内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再下一层，门内的母亲正在高声催促孩子穿鞋。我仿佛能看到母亲已经把手放在门把上了。我拼尽了全力向下跑，就像一条鱼死命地撞向鱼网。
冲出了小区，穿过了马路，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站上立着五、六个站牌。我研究了一会儿，发现有一趟25路可以到达永定门。根据我对北京的了解，只要到了永定门，我肯定能找到去前门的车。只要到了前门，我走着都能回到北京饭店。实际到了永定门后，我发现了更方便的106路。这趟车并不经过前门，而是经崇文门向北，直接把我带到了东单路口。
坐在106路上的时候，我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点。回想昨晚发生的事，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根据我阅读爱情小说的经验，男女关系发展到性行为，往往是因为男主对女主深深的欣赏与迷恋。可是郭言有欣赏与迷恋我吗？好像没有。
后来他又说了几次“对不起”。据他解释，他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破冰，所以才想出那么一个馊主意。当时我依偎在他的怀抱里，感觉他有些冒傻气，感觉他笨拙得滑稽。而现在，沐浴在残忍四月的晨光里，我的头脑清醒过来，于是我感觉到了缺失和遗憾。这能算是一段美好的关系吗？
我想摆脱不快乐的思绪，于是打开随身携带的walkman。那里面装的是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按下播放键。崔健苍凉粗犷的声音炸响在我的两耳之间。
由崔健我想到了胡耀邦。崔健在1986年以一首《一无所有》从地下状态一跃而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手，此事绝对与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宽容有关。在1986年之前，摇滚音乐一直受到当局的压制，据说在申请演出许可证的时候，主管当局有规定：每场演出的摇滚歌手不能超过三个。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在美国，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作曲作词，邀请美国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We are the world》，在香港和台湾，由罗大佑主创，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明天会更好》。在各行各业都热衷於“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大跃进氛围下，当大陆作曲家郭峰提出：我们也应该举办一台向“国际和平年”致意的晚会时，文化部门立即给予了支持。
这台晚会几乎包括了当时最有才华的歌手—无论他们做的是何种类型的音乐。在此之前，崔健刚刚在一个音乐比赛上铩羽而归。《让世界充满爱》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记得之华看了晚会的现场直播之后，第二天惊喜地告诉我：原来中国也有摇滚歌星，这个人叫崔健。他登上舞台的时候，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破衣服，两只裤脚一头高一头低，简直是太酷了！
也有一批老派人士不喜欢崔健。崔健翻唱的《南泥湾》就惹得一些老革命大发雷霆。《南泥湾》是一首革命歌曲，描述了红军在陕北垦荒的故事。在老革命们看来，这么一首经典革命歌曲，被崔健的摇滚版糟蹋了，这是不能接受的。崔健于1987年被北京歌舞团开除。这个时间点也与胡耀邦下台吻合。所以，崔健的起落绝对是与胡耀邦的起落有关。
崔健的专辑我听得滚瓜烂熟，再加上崔健并不是咬字很清楚的歌手，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听崔健都是为了体会一种韵律和氛围，很少深究他唱的是什么。但在那个四月的清晨，在我逃离犯罪现场的路上，我突然听清了他的每一句歌词：
“脚下的地在走，
身边的水在流。”
“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
我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他宣言式的歌词刺入我的情感迷雾，精心安排的繁复配器又让我躁动不安。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我希望世界天翻地覆，一切从头开始。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四
我神情恍惚地进了办公室，像梦游一样洗了茶杯。此时还不到八点。我刚把茶杯擦干，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也到了办公室。他们见了我，感到非常惊奇，村田先生还笑着赞赏说：“小王，这么早就来上班了！”只不过，他笑得有点心不在焉。他们刚一坐下，日本总公司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东京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一个小时，平时东京总公司总要在东京时间早上十点才会给北京打电话。今天东京方面一上班就迫不及待地和北京联系。更奇怪的，是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居然预测到了这一点，今天提前一小时就来上班了。
电话大约持续了十分钟。村田先生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毕恭毕敬地说：“はいはい(是，是)。”放下电话，村田先生就和川岛小姐开始了讨论。他们语速很快，表情也很激动，我完全听不懂—我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我把沏好的茶端给他们，他们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好像我是隐身人。我退到角落里，坐在那台装有激光照排系统的电脑前。
我倒不介意被忽略，因为我心里有另外的纠结。曾经有一次，我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川岛小姐就对我说：“你不要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这样別人会认为你没有回家睡觉。”我这才知道原来日本文化里还有这种说法，赶紧谢谢她提醒我，此后便再也没有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昨天是星期天，不是工作日。川岛小姐并不知道我现在这身衣服是昨天穿过的，可这身衣服是休闲款，穿着休闲服来上班多少还是有些不妥。最好他们俩整天都不看我一眼，就当我是透明。
偏偏村田先生这时喊我的名字。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发现他和川岛小姐两人一起盯着我。我感到很不自在，手都不知道放在哪儿。
村田先生问：“小王，1976年的时候你在北京吧？你感觉现在的形势和1976年是不是很像？”
“我，我，”我结结巴巴地说：“1976年我还在上小学。一开始好多人都去广场，我还和我小姨一起去邻居家做了花圈。后来老师突然不许我们去广场了。我们做的花圈都没送出去。”
川岛小姐“咯咯”地笑起来。村田先生也笑了。他们俩人放过我，重新开始用日语争论。
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支着耳朵努力听。这一次，我听出了更多的东西，因为川岛小姐的日语里夹杂着英语。原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日媒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局变化，判断将有大事发生。而当时以美联社为主的西方新闻界，普遍认为胡耀邦是一个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他的逝世不会对中国政局造成多大影响。川岛小姐是年青一代，喜欢读英文报纸。当村田先生援引日媒的说法时，川岛小姐就援引英文媒体。这是他们俩的主要分歧点。
那么，这一切和佳能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以下便是我的推理了：据我所知，佳能公司正准备在大连建一个组装工厂，作为全面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如果这个项目取得成功，未来佳能公司将会考虑把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大陆。可如果中国政局发生动荡，佳能公司就必须重新考虑投资的可行性，毕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后一届政府不承认前一届政府簽的合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于是，总公司一大早打来电话，询问北京事务所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
我正想着，村田先生又喊我的名字。他想知道我今天上班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偏偏我今天走了不同的路线，没有经过天安门广场。我支吾着说：“嗯，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有花圈，嗯，好像没有1976年多；嗯，广场上有很多人，嗯，也说不好他们是旅游者，还是来悼念胡耀邦的。”
我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他俩陷入沉思。村田先生皱着眉头，手托着下巴，好象牙痛病犯了；川岛小姐直勾勾地瞪着我，好像我的脸上写著答案。
我心里万分惭愧，真想化为无形，或者找个地缝钻进去。
村田先生又问：“小王啊，你中午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去广场上拍些照片呢？”
我仿佛得到了假释一样，立刻兴奋起来：“当然能啊！您让我用哪款相机？”
村田先生一挥手，慷慨地说：“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我觊觎公司的相机已经很久了。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客户来访时演示各种机器的使用方法。我并不缺乏玩相机的机会。如果没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我随时都可以从样品柜里取出相机，对照着说明书练习操作。不过我的相机里面没有胶卷，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功能从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比如佳能公司的拳头技术“自动对焦”，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用自动对焦技术拍出的照片，你怎么知道这个功能有多神奇？
我当即向川岛小姐申请了一笔经费，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中国照相馆里买了五卷富士胶卷。当时北京最常见的胶卷有三个牌子，最贵的是柯达，其次是富士，最便宜的是国产品牌乐凯。国产商品最大的问题就是质量不稳定。乐凯表现好的时候与柯达富士不相上下，但如果出现问题，你就丟失了一闪即逝，永远无法复制的瞬间。我是把可靠性放在第一位的，绝对不会考虑乐凯。至于弃柯达而选富士，那是因为我已经对日本公司产生了一些亲近感。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我从公司样品柜里拿出我最喜欢的EOS系列。要想拍出广场宏大的气势就得带上28mm的广角镜头，要想拍出青年学生的脸部特写，就得带个135mm的长焦镜头。我拿出了公司仅有的一个摄影包，把相机、镜头、胶卷都装进包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五
越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北角。远远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望去，我的第一感觉是今天广场的学生确实比昨天多。不仅人数多， 而且显得更有组织。昨天似乎是三三两两的学生自发前来。今天来的学生都是成建制的，各个学校的方阵都打着本校的旗帜。有的旗下聚集着几十人，有的则有几百人。
人民英雄纪念牌仍然是活动的中心。这座天安门广场上最醒目的建筑分为三部分：基座、须弥座和碑身。游客顺着台阶登上基座，既可以凭栏远眺天安门广场，也可以绕着基座走一圈，欣赏须弥座上的14块浮雕。在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中，花圈堆满了基座，令人们行走困难，于是悼念者们就开始把花圈摆到了须弥座顶端。故而在判断运动的规模时，我脑海里一直有个标准：如果花圈摆上了须弥座，那么这事儿就算闹大了。
我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离纪念碑还有一百多米，我看到两个年青人爬上了须弥座，他们的同伴从下面将花圈递给他们。上面的学生没有任何保护，看起来很危险。不过他们都身手敏捷，轻而易举地就接住了同学们举上来的花圈，再将它们摆到须弥座上。长长的挽联垂了下来，遮住了浮雕。风吹过来，挽联随风轻轻飘荡。下面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两个年青人刚下来，紧接着又有两个人爬了上去。
我选位置，选角度，换镜头，取景，调焦，按快门，忙得不亦乐乎。
旅游者的数量和昨天差不多，但他们对话里透露出的信息与昨天截然不同。昨天，大部分旅游者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今天，很多旅游者是专门到广场来观察形势的。在1980年代，信息的传播往往靠人员的流动。等这些旅游者回到自己的家乡，有关北京悼念活动的消息就会传播开来。
一阵响亮的哀乐传来。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发现在广场西侧正对着人民大会堂的地方有一面“北京大学”的旗帜，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我转身朝着北大的旗帜走去。旗帜下面似乎聚集了几十个学生，只是这群学生又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不时礼貌地说：“请让一让。”人们回头看到我胸前的摄影包，以为我是专业记者，立刻友好地给我让出了一条通道。我像剥洋葱一样穿过一层一层围观的人群，一直走到纠察线前面。纠察线是由二十几个年轻小伙子组成的，他们手拉手形成一道防线。
一个纠察队员瞪着我，严肃地问：“哪个学校的？” “北大的。”我理直气壮地说。他又问：“哪个系的？” 我刚想说“中文系”，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中文系的学生了，我的人事关系是科技开发部。但科技开发部听起来太成年人，太不酷了，于是我欲言又止。他见我答不上来，就判断我不是北大的，不必再搭理我。
我想起了当年的北大保安：“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我还有北大工作证，以后我要随身带上。但工作证更清楚地说明我不是个学生。北大学生有先锋意识，也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负责振臂一挥，大众负责跟随。尽管我毕业还不到一年，但从定义上说，我恐怕已经沦为大众了。
我无奈地停留在圈外。就在我从外围向核心挺进的过程中，哀乐结束了，有人拿着扩音器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国际歌》结束后，拿着扩音器的学生开始向大家介绍情况：
“同学们，就在十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介绍了全国的教育状况。教育经费短缺巳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参加会议的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紧绷着脸，脸色就十分凝重，后来他的脸色越来越灰暗。会议开了约四十多分钟，他终于挺不住了。他站起来，想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请假，刚说了声：“紫阳同志”，就失去意识，摔倒在地上。十分钟后，医护人员到达，对他进行了抢救。并把他转入北京医院住院观察。几天后，他终于还是去世了。同学们，胡耀邦是为中国教育的前途呕心沥血而死的！”
不管他讲的是否事实，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胡耀邦去世前后的完整描述。这个学生很会叙事，他把胡耀邦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了一起，为大学生的悼念和抗议赋予了正当性。
每个听众的脸上都露出凝重的表情。片刻的静默过后，这个学生指出：教育经费短缺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但是钱到哪里去了？他盯着大家，明亮的眼睛毫不躲闪地与听众进行着目光交流。等到听众的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带着大家喊口号：
“打倒官倒！”
“铲除腐败！”
“教育救国！”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法制万岁！”
群众的热情被点燃，口号声震云霄。
喊完了口号，另一个同学走上前来，接过扩音器，开始带领大家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凭我的经验，这场悼念仪式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正在琢磨着下一站去哪里， 一群人忽然开始向纪念碑的方向跑去。奔跑的人仿佛是洪水，能将两岸的泥沙裹挟吞没。很多围观者都跟着跑起来。我也盲目地跟在大家后面跑。事实上我不跑也不行，如果不跑我很可能遭到踩踏。我看不清脚下，只能感觉到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地上全是纸，一会儿踩到一张传单，一会踩到一朵纸花。纠察圈子也被冲散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得有头无尾。
我突然感觉肩膀上一轻。回头一看，一个男人抓住我的摄影包的肩带，正要把我的摄影包抢走。我下意识地一手按住包，一手去抓回带子。他也用力地拽那根带子，我们俩好像拔河一样。我大声喊：“抓小偷”，同时放弃了肩带，两只手臂一起紧紧地护住摄影包。我想：带子拽断不要紧，只要摄影包在我手里就行。我一喊，周围的人就放慢了脚步，开始左右张望。那个男人一松手，立刻消失到人群里不见了。
整个事件前后不过几秒钟。人们继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向跑，就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惊魂未定，赶紧离开了广场。
六
进北京饭店之前，我检查了一下相机，发现我已经拍了36张照片。135胶卷的标准张数是36张，但有时候能多挤出一张来。我到了11楼，正好看到小肖在值班，于是我说：“小肖，我给你拍张照片吧。”小肖说“好”，马上点起一棵烟，摆出一个很酷的姿势。我“咔嚓”按下了快门。快门响过之后，相机里就响起了自动倒卷的声音。我果然挤出了37张。
我把胶卷送到中国照相馆，选了一小时快速冲印。一小时后，我取回了洗好的照片，路过服务台的时候，就把小肖那张交给了他。他拿着照片，啧啧称赞：“佳能相机真不错。”然后又指着我手里的信封说：“你还照了些什么？都拿出来让我看看。”
我把信封递给他，然后一张一张地给他解释：“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测光技术。这个人的脸本来是逆光的，但EOS的取景框中有一个小方框，把小方框对准这个人的脸，就能测出这张脸所需要的准确的曝光。”
“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对焦。我把焦点对准花圈上的挽联，让挽联上的字显得相对清晰，而花圈相对模糊，这就能突出挽联上的字。”
小肖频频点头。我一边把照片装回信封，一边得意地说：“好了，该给村田先生交作业去了。”
小肖忽然露出担心的表情：“村田先生让你照的？”
“是啊，怎么了？”
“你可得小心点儿，別让安全部把你当成间谍抓起来。”
我说：“都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事情，又不是国家机密。”
“你太天真了，”小肖撇撇嘴，“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机密，可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我还是不服气：“广场上那么多人都在拍照，难道安全部会把照相的人都抓起来？”
小肖说：“自己留个纪念，那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把这些照片交给外国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说：“好吧，谢谢你，我小心点。”心里却十分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小心。
下午，村田先生接了好几个东京来的电话，每一个电话都很长。他低着头，弯着腰，姿态十分谦恭地聆听上司的训示。也许是北京办公室提供的资讯无法让总公司满意？我拍的那些照片看来没起到什么作用？看到村田先生低三下四的样子，我真替他难过。
下班的时候，心事重重的村田先生再一次嘱咐我：“小王啊，你下班的时候把相机带上，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再拍几张照片。”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又想起郭言来。我对昨天发生的事还在耿耿于怀，我觉得他根本不爱我。不过我告诉自己：就算他不爱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我看过一些间谍小说，间谍们掩饰身份的常用手段就是假扮成一对恋人。如果我们俩一起去天安门，安全部的人就不会注意到我，因为我们看起来就是一对“压马路”的普通人。不管中午那个抢相机的人是安全部的人还是普通的抢劫犯，只要郭言在我身边，肯定会极大地减少我被抢的概率。
早上分手时，我似乎听到郭言说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话却一直没响。 当然，他是记者，报社可能派他去全北京的任何地方做采访。今天交通又不太好，也许他不能及时回到办公室。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如果只有我自己，我肯定再也不敢带EOS去广场了。我打开样品柜，选择了一款AF35M。 这款相机体积小巧，名为autoboy（自动男孩）。在中国市场上，它被叫做“傻瓜相机”。意思是说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即使一个傻瓜也能用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来。
我把“自动男孩”握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正要离开办公室，我忽然发现电话机上标志着“留言”的小红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正在一亮一灭地眨眼。我赶紧拿起话筒，给留言中心打了查询电话，却被告知并没有留言。我放下听筒，小红灯灭了。这不是逗我玩儿吗？没有留言你瞎亮什么！
七
我回到外婆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推门一看，发现屋里一片漆黑。月光透过玻璃窗洒进屋里，我只能依稀看到外婆盘着腿坐在床上的剪影。
“您怎么连灯都不开？”我问，“非要这么省电吗？”说话间，我把屋里的灯打开了。这下我更吃惊了，我发现她戴着一副墨镜。
“您这是干什么呢？”我问，“您怎么在黑暗中戴着墨镜啊？”
她缓缓地把墨镜摘下来，露出两只又红又肿的眼睛。骤然暴露在灯光下的一对浮肿的眼皮剧烈地颤抖了两下。她赶紧又把墨镜戴回去了。
“您到底怎么了？”
“我以为你出事了。”她哽咽着说，“我哭了一夜。”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我这么大的人了，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这么大的人怎么就不能出事？上个月，月坛公园就有一个女的被杀了。”她的眼泪从墨镜下流了出来，我赶紧找手绢：“別哭了，別哭了。是我错了，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以后我再有事儿，一定提前告诉您。”
她平静了一些，然后又问：“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我，跟朋友去天安门广场了。”
“你还真去天安门广场了？你外公说你可能去天安门广场了，我说你不会去那里。你觉得你可能是交了个男朋友。”
我心里飞速地权衡着到底哪个答案更好。如果是为了让她放心，那我应该说是去和男朋友约会了。但那样一来，她必定要追问男朋友是谁，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带来给她看看。
我没有说话，就算是默认了天安门广场。她拉住我的手：“你可千万不能去闹事啊！跟政府作对不会有好结果的。再说，你现在也不是大学生了。大学生犯错误，政府总是能够原谅的。”自从我成年后，我对于和她的任何身体接触都感觉不自在。我下意识地把手抽了回来。但是我随即又感到后悔。如果是陆华，一直会乖乖把手留在那里让她握。
我再三向她保证：我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不会参与任何抗议、游行。
她似乎相信了我，转而问：“你饿不饿？”我说我不饿。
我不饿，也不想刷牙洗脸。我打开我的折叠床，连衣服都没脱，就直接躺在床上。我关上了灯，外婆还盘腿坐在床上。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发现她不是静静地坐着，而是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
往事浮上心头。我依稀记得：每当她遇到重大困境时—比如居委会重新开始新一轮对她的调查，她就会这样一夜一夜地坐着，左右摇摆，思前想后。但那已经是1976年以前的事情了。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用这样的姿势坐着。
有那么严重吗？我想。不就是一个晚上没回来睡觉吗？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我眼前就出现外婆来回晃动的剪影，她仿佛盘着腿坐在惊涛骇浪之上。
看来我的谎言没有骗过她。去天安门其实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只是一次性的。她知道我对政治并不狂热，最多就是去看看热闹，再说我也已经向她保证了我不会再去。她应该是猜到了这件事和男女有关。如果我有了男朋友，那我就会不断约会，然后结婚，从她家里搬走。这才是她担心的。
去年七月我搬到外婆家不久，就遇上了“价格闯关”。“价格闯关”是赵紫阳主导的一次取消价格双轨制的改革。1978年以后，政府想给计划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于是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之后生产更多的产品，把多余的产品用“议价”出售，利润由企业自己决定如何分配。这导致了每种商品都有两种价格：国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对于企业来说，按国家计划价格出售商品没有利润，于是企业尽量扩大自主权，企图将产品按市场价格出售。于是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通货膨胀。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官倒”的腐败分子。所谓“官倒”，就是以计划内价格买到国家控制的商品，然后再用高价在市场上卖出。1988年8月，国务院作出了“价格闯关”的决定，意在取消价格双轨制，让商品价格全部由市场来决定。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宣布在未来五年内逐渐取消计划价格，直到全部商品以市场价格流通。通知一播出，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每个商店门外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商店害怕遭到抢劫，只把门打开一道小缝，顾客把钱递进去，营业员把货递出来。在某些省份还发生了银行的挤兌风潮，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面临空前挑战。中央只得于8月30日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正式中止价格改革方案的执行。
在“价格闯关”的十天里，我外婆每天都忙于抢购。我一回到家，她就吩咐我去看看哪个店还开着门，不论卖什么都要买点回来，哪怕是卫生纸。我说我不去，上了一天班，晚上就想休息休息。外婆说：“休息？你枕着一百元睡觉，一起床就只值10元了。”她就给我讲她经历过的1948年金融大崩溃：买一斤玉米面要用100斤钞票；把钞票一张接一张地铺开达二里半，才能买一尺布。这就叫“钱毛了”。
我理解她的恐慌。她和我外公的唯一收入就是我外公的退休金，而自从外公1981年退休，这笔退休金连续八年维持在同一数字上，可物价却已经上涨了大约一半。但是我不同，我是现役劳动者。于是我说：“您放心吧，有我呢。物价上涨，我的工资也会上涨。或者更确切地说，物价上涨正是因为我的工资上涨。”
“那赶情好，”她说，“只是年轻人都靠不住。一旦你有了自己的家，你就光顾着你的小家，再也想不起我来。”
“我不会的。”
“说说而已，到时候你就变了。你妈妈怎么样？当年说得比你好听一百倍，说等她大学毕业就带我全国到处旅游。结果呢？她自己跟一个小白脸跑了。”
“不就跑到天津吗？天津又不远。”
“说是不远，一年才回来一趟。”
“放心吧，我连天津都不去。我爱北京天安门。”
“哎，那敢情好。只是我连自己的闺女都指不上，还能指得上外孙女吗？你姓的是你爸的姓，你算外姓旁人。”
“好啦好啦，不是您把我养大的吗？”
寂静的深夜里，去年的对话一遍遍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扎心一样地疼。她担心我结婚另组家庭，而我的问题恰恰在于我爱上的是一个已婚男。生活，就是这么充满了讽刺。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和我外婆的力量对比中，她实际已经占了下风，成了一个弱势的人。假如我能意识到她比我更脆弱，我也许会表现得更加宽容和慷慨。至少我会再次甜言蜜语一番，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我的关爱。 我会保证照顾她的晚年，无论我自己的生活如何改变。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郭言已经足够我头疼的了。我哪里还有精力再去猜测她的心思？外婆在我眼中仍然是那个威严的家长，能洞察并挫败我每一个偷吃饼干的企图。
第二天早晨，我睁眼一看，发现她依然戴着墨镜，盘腿坐在床上，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她竟然一夜没睡？我立刻产生了莫名的反感。我认为她在用折磨自己来惩罚我。我只想尽快离开她的家，绝不给她机会再次摘下墨镜，在日光下重新向我展示她那又红又肿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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