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她叫姜翠民， 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待业青年，今年十九岁。她有两个哥哥，也许是因为她最小，再加上长得漂亮，在家里被她的爸爸妈妈给宠坏了。尤其是她妈妈，简直以她为核心。见她高兴了也高兴得拢不住嘴地笑，见她不高兴就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还有一个治她妈妈的绝招， 当她想买一件超过她家经济条件许可的衣服，或者有不太合常理的要求时，她先故意找一个碴，那碴儿就是鸡蛋里挑骨头的邪碴儿。每当这时，她妈妈就转着圈子说：“又来了，又来了。”
她妈妈本来就矮小，再一皱眉头围着她转，就像一只陀螺，又可怜又好笑。而她在这时就得意地偷偷冲我挤眼。她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当她妈妈心疼她到唯命是从的极点时，她突然提出她的条件，她妈妈还没弄清这下要花掉家里多少钱时，嘴里却早已答应了。这时她就飞快地冲上去，抱着她的妈妈，亲上一口喊道：“我妈就是好！”
她拽着我的手走出家门后，还打着匪子，洋洋得意地冲我挤着眼。
天下的母亲都一样，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一样罢了。我再一次感到母性的伟大。
我妈妈很喜欢她，生平第一次按照世俗的观念去她家相亲了，去时还买了糖果和点心。那是在我将她公开带到家后的三个月，去前妈妈并没和我说。
一个星期天，我俩出去玩儿。在西单商场我看到一条玫瑰紫色的针织连衣裙，那样式在那时很新潮，一般保守的女孩都不敢穿。因为它只有两公分宽的带子挎在肩上，不过只露肩膀，胸部一点都不露。由于是针织的，很卡腰，我想她穿上一定很漂亮。一问价钱才十二块，就买了一件。回家后，她在我屋里试了下。她穿上后非常美，那衣服把她的胸臀曲线完全体现了出来，庄重富贵的颜色掩盖了当时认为轻浮的样式，显得她既幽雅又大方。这是我第一次为她挑选衣服，她高兴地抱着我说：“谁说你不会买衣服？你就是懒得陪我逛商场。瞧，今儿要不是你看到这条裙子，我肯定看见了也不会买。我会说这能穿吗？太露了吧？谁想到一照镜子我眼前就一亮，这是我穿过的最漂亮的衣裳，我觉得这才是女人呢！”
说着她不停地亲吻着我，两手还轻轻摩挲着我的胸。我被她的爱抚和亲吻撩起了爱欲，便一把把她抱在了床上，她惊异地低声说：“这大白天的，你妈就在外屋，能听见。”
“没关系，她不会进来的。”我说着又起来去插门。她看到我非在这时做，便蹿过来要开门。我急切地将她往回一推，不知是她太弱小了，还是我劲使大了，一下把她的头撞到了墙上，“咚”的一声，惊动了隔壁的哥哥。她则喊道：“干什么，你疯啦！”
她说着还捂着头哭了起来。
“小猛，你开门！”老抗在外面喊道。
我没去开门，只听“哐”的一声，一只流着血的手从打碎的玻璃窗中伸进来，将门闩拨了开来，翠民哭着跑回了家。看哥哥手上的血流了一地，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冲动。过了好些日子，我才明白他这样做，是怕我因男女之事再回监狱。他的好意我虽然理解，但这使我又一次看到，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不光是在外人眼里。
好几天我都没去找姜翠民，又像以前那样，下班就憋在自己屋里。自从认识姜翠民后，我就把每月的工资都交给了她。人说“娶了媳妇忘了娘”，我还没娶过来呢，就把娘忘了。可做母亲的却在时时惦记着儿子。
一天我下班回家后，看到姜翠民在我屋里。原来妈妈去了她家，她借着送我妈回来就来了我家。她羞涩地告诉我，说她可能怀孕了，她哭了。她说上次不想和我做，是因为她已经一个月没来例假了，担心是怀上了。她心里很害怕，她爸爸刚给她找到一份工作，她怕大着肚子无法去上班，可又不敢和家里讲，因为我还没和她说结婚，她爸爸妈妈会骂死她的。原来她在家里的霸道只是撒娇的方式，到大问题上她还是惧怕爸妈指责的。
我们结婚在当时是不可能的，第一是她还不到结婚年龄，就是到了，我们也没房子住。第二是我们没钱独立生活，就算靠我的四十块八毛二的工资省吃俭用地租房住，也没地儿租去，因为那时没有出租房子的。第三是她就要去工作了，是在动物园对面的广东餐厅作服务员。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是她爸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帮她找到的，是许许多多待业青年想要而得不到的好工作。如果说前两点都可以不顾的话，这第三点可是必须顾及的。
我想起出来后第二个月随街道待业青年去参加招工考试，有一个东北军垦回来的女青年，抱着孩子对监考老师说：“我什么数学物理的全不会，也没学过，这就是我的答卷。” 她举起手中的孩子，继续说：“你再不给我工作，我就抱着孩子上街道办事处找饭吃。”
看着黑压压的待考人群，我走出了考场，就凭我的知识与履历，在这么多人里竞争？还是知难而退吧。
这孩子我们是要不得的，抛开其他不利因素不说，就光计划生育这条，就不可能让我们生，更甭说她连结婚年龄都不够了。可这孩子，这无辜的小生命，就这样被自己的爸爸妈妈杀死？我们又实在不忍，这可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啊！
我们还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当她躺在积水潭医院妇产科手术室痛苦地呻吟时，我坐在手术室门外楼道的椅子上，感到肝肠寸断，我的内心也在痛苦地嚎叫着。如果没有因那次打架进学习班，我很可能就和柳云结伴为婚，那这孩子就会从柳云的肚子里生出来了。我为这无辜的孩子忏悔着自己的过去，祈求着他（她）的原谅。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我在想，这抛弃的孩子是再也不能回来了。我想她也一定在伤心地惋惜着。我们怀着忏悔的心，像罪人一样悄悄地走进了家门。
堕胎后的第三天，她就去报到上班了。每天只要有时间，我都很早地接她下班，看着她利索地在餐桌间穿梭的样子、微笑的服务、看到我在等她时那愉快的表情，我一天的劳累都烟消云散了。我被她轻盈的活力感染着，好像年轻了六七岁，和她一样在这单调的生活中感受着爱的魔力。
一天我接她下班，我们骑着车往回走时，她唱起了邓丽君的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她唱得非常专注、深情，她五音不全，她自己却不知道，还伸出一只手和我拉着。我不忍心扫她的兴，就静静地听着。经过一个路口时，交警把我们截住，他说：“你们最好回家再甜蜜去，不差这一会儿工夫。”
我俩哈哈一笑说：“对不起，我们忘了这是在马路上。”
那警察也被我们的诚挚和快乐感染了，笑着挥手让我们走了。
那段日子里，好像没有什么事能阻止我们的欢乐，更没有任何东西能破坏我们的爱情。虽然这平淡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惊人的故事，也没有电影小说中那么浪漫的情景，但我俩心里幸福又充实。我们每晚都在夜色中卿卿我我，她那机关枪似的小嘴不停地嘟嘟着，将她在一天工作中的所闻所见统统说给我听。其实我不一定在意她讲的内容，我更多地在体会她愉快的心声，欣赏着在爱的浇灌下一个女孩的幸福。她晶盈的目光燃烧着火一样的爱恋，那灼热的光芒点燃了我心中的圣火，我感到她是我的唯一。当那绵软的肢体依偎在我身上时，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她猫一样懒散地在我怀中小憩时，我觉得自己是征服者，是高山、大海，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在我的庇护下她有了安全。我们每晚在恋恋不舍分手后又盼望着第二天的相见，日复一日，朝顾夕盼。
一天，她下班后显得很不高兴。我以为她在工作中遇到了不高兴的事，便尽量地讲一些有趣的事想岔开她的思路。但她始终没有笑容，最后她实在憋不住了，才对我说了出来。原来，有两个小痞子老上餐厅去纠缠她，她不理他们，可他们在上班的路上截她，直到她为了不迟到敷衍他们两句，才放她走。一搭理他们，他们就在她工作时带一大群小流氓上她餐厅去喝酒，借酒撒疯地说和她如何好。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在同事面前很难堪，无法解释。这种骚扰已经使她心神不安、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我笑着问她为什么不早说，她说：“上次西安食堂的事差点让你被人拿刀砍了，我就更不敢和你说这些了。再说，我怕你又说我出去浪了。”
我发现她懂事了，知道为我着想了。我对她说，明天早上我去送你。她有些担心地说：“行吗？要不算了吧，没准儿他们闹几天看我不理他们就不来了，你别去了。”
“你放心，没事儿。我只和他们说说，不会动手儿的。”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他们看到她有男朋友后会知趣而退。
第二天她骑车上班时，我让她在前边骑，我在后边跟着。果然刚骑到豁口，便有两个小痞子截住了她。那两个人十八九岁的样子，一个比我稍矮点，一个则很矮。我马上过去对他们说：“小哥们儿，你们有什么话对我说吧。我是她朋友，别耽误她上班儿。”我转过头，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翠民说：“你赶快上班去吧。”
在我严厉的目光下她不情愿地走了。
“哥们儿，我们是新街口儿的，你哪儿的呀？走，咱胡同儿里说去。”其中那高个儿的还把军跨卷起来攥在手里，假装里面卷着把刀子。这些假动作是骗不了我的，我笑笑说：“好，到里面儿说去。”
一进胡同，那小个子就寻找砖头，见到一块半头砖便拿在了手里。我对他俩讲：“你们俩也别费劲了，我根本就没想和你们打架。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她是有男朋友的，你们别浪费时间了。要真想知道我是谁，到你们新街口在外边玩儿的人那儿去打听一下儿就行了。问宝柱、小立田儿、小东、小老扁儿都行，再见。”
说完我骑上车上班去了，因为我已迟到了。
这天，我家接到中国银行的一个通知，说我爸爸在一九三七年曾在花旗银行存过钱，通过多方查找，知道我家还有人，所以请我家人去认领。这时爸爸也已经得到平反，三姐就代表我妈妈和全家去了。她回来后逗得妈妈直笑，三姐说，只有七十多元人民币。不过花旗银行的信誉还是值得赞扬的。
爸爸的平反和花旗银行的作风激起了哥哥沈抗的创作激情，从那天起，他开始了剧本《御用檀香扇》的创作。他根据张学良送给我爸爸的一把乾隆传下来的扇子为主题，叙述了爸爸的经历及文革后家里的风波。这把扇子上有乾隆的字、咸丰的画，和张学良送给爸爸时题的词，赞扬爸爸“铁骑百战沙场，文房琴棋书画”。
实际上这把扇子在刚解放时，被我家一个花匠卷跑我家许多珠宝首饰时偷走了。但沈抗在这剧本中是这样写的：三姐在刚刚改革开放中的金钱诱惑下，上了一些走私倒卖文物的坏蛋的当，将家中之宝御用檀香扇拿出后，又感到不能轻易交到这些人手中。坏蛋们百般哄骗、软硬兼施仍弄不到手后欲下毒手，在机智勇敢的公安干警们几经艰险后，御用檀香扇终于完璧归赵。
那时，文化出版审查还相当保守。他的剧本没能得到批准，埋没了他的心血和才华。他写这个剧本时还在海淀油石厂作厂医，所以只能用业余时间写作。那段时间，他完全沉浸在他的故事中，以至于有一次上班骑车时，他眼见前边16路汽车进站停在那里，还是直直地撞在了车屁股上。他在生活上很马虎，经常因一些小事给自己带来麻烦。
初冬的一个夜里，我被妈妈那屋的动静惊醒，仔细一听，好像是哭的声音。我急忙来到妈妈那屋一看，是哥哥。我奇怪地问他怎么了，他向我喘着粗气，不肯说。我忽然闻到他口中有一股血腥臭气，我明白他挨打了，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不情愿地说了出来。
昨晚，他去北京火车站送人。出来后从存车处取了车，刚要骑上，只见一个人过来说：“师傅，借个火儿。”
他掏出火柴递给了那人。那人二十多岁，划了两次都没划着，沈抗说：“算了，给你吧。”他骑上车刚要走，那人一把揪住了车后架子，喊道：“你他妈往哪儿跑啊，我们等你半天了。”
沈抗吓了一跳。这时，又跑过来几个小伙子。沈抗吓坏了，插队时在县城被抢的镜头立刻映在眼前。他个子蛮高，有些力气，就使劲将自行车连同拽着车后座的人向跑在最前面的人推去。他喊着：“我他妈不要了还不成吗！”
沈抗转身就跑。谁知他已经被包围了，这些人上来就打。沈抗喊道：“来人啊，有坏蛋抢劫啦！”
那些人骂道：“狠狠打丫的，还他妈贼喊捉贼！给丫先带回去再好好收拾丫的。”说着就把他往胡同里拖。沈抗一看，要是进了胡同就没救了，于是拼命抵抗。这下招来了更沉重的拳脚，最后他们把他拖到一个院里。沈抗一看是派出所，心是放下了，但却感到很奇怪。就问一个警察为什么把他抓到这儿来。那警察说：“我还想问你呢！说，你的车是哪儿来的？”
“是我买的呀。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沈抗没想到这一切是因为他的车。
“‘有什么问题吗——’？你倒真他妈会装傻，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说实话的。”
只见他一努嘴，刚才穿便服此刻都戴上了写着“治安”袖章的那帮小伙子们蜂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沈抗打得五脏六腑都要震出来了。他说什么那帮人都不听，他最后憋足力气，大喊一声：“你们打电话问我们厂里，要是不对你们打死我都成！”
那警察似乎感觉不对了，叫他们停下来，问沈抗：“你的自行车为什么没牌子？”
“牌子------哦，我车牌儿掉了，被我放在办公桌上，忘记安上了。”沈抗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一时的马虎招致一场大祸，只感到胸部到两肋都隐隐作痛。
那警察打过电话后对他说：“现在查明了，你厂的传达室老头儿证明你确实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但这误会是你自己造成的，谁让你不把车牌儿上好呢？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沈抗忍痛走出大门时，回头看着那“站前派出所”的大牌子，心也跟着痛起来。
他回来时几乎骑不了车，到家后，浑身的疼痛使他越想越冤枉：这文化大革命都结束四年了，怎么还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人打一顿呢？
我让他脱了衣裳，看到他肿起的胸部，在右边肋骨上还能隐约看到拳头重击过的青紫痕迹。我咬着牙说：“这帮孙子真阴，肯定是训练好的，专打内伤。这里面还有人是练过功夫的，不然不会隔着衣服留下拳印儿。他们可逮着打不敢还手的人的机会了。明天你甭去上班，先到积水潭医院去检查。各项都查，查细点儿，开出证明和假条儿来，这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
第二天早上，我假装去上班，一出家门没往西去，直接向东行，我要为我哥讨回公道。经过姜翠民家时，我正想着不要碰上她，可正好她骑着车从她家胡同里出来。看到我，她奇怪地问：“你这些天不是在中关村上班吗？怎么走这边儿？”
“我去办点儿事儿，办完就去上班儿，我先走了。”说着我加快了速度。
我来到站前派出所时还不到九点。一进门左转是值班室，我看到一个警察正坐在办公桌后伸懒腰，便走了进去。
“同志，您好。我是海淀油石厂保卫科的。听说昨天我厂沈抗在你们这里发生了点儿事儿，厂里特地派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将大衣脱下放在了椅子上。在我向警察说话时走进一个戴着“治安”袖章的小伙子，他将话接过来说：“哦，这事他不知道，昨儿夜里不是他的班。”
我回头看了看他，如果他不戴着那红袖章的话是一个十足的地痞。我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同志，我们厂一直怀疑沈抗在经济上有问题，您能不能帮助我们提供一些线索，看来您昨儿晚上是在场的。”
“就是我抓的他，那傻屄，还想跑，让我一脚就踹丫------哎哟------”他的话没说完已经捂着下边蹲在了地上。我这一脚是照他的要害踢去的，我不知他们后边会有多少人，我是本着玩儿命去的。招招都要狠，躺下一个算一个。但绝不打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至于最后我被打成什么样或有什么后果那后边再说，那属于我的仇以后再报，今儿是给我哥讨公道来的。
见他蹲在了地上我没容他再哼一声，照着他的软肋猛踢。那警察从侧面扑过来时我早有准备，弯腰抄腿，猛地往上挺起，双手就势儿一送，那警察飞身向墙壁扑去，与墙来了个真正的飞吻。
哗——门外涌来六七个人，我抄起一条长凳堵住门口，大喝一声：“叫你们所长来！谁敢冲上来就叫谁先躺这儿！”
我说的是实话，哪个不长眼的敢试一下，我这一凳子下去是决不会留一点余力的。此刻我俩眼充血，气如金刚，怒似天神。
“我是所长，你们先躲开！怎么回事？”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警察站在院中喊道。这些人马上闪在两旁，让所长走了进来。我将长凳放在身边，激愤地对那所长道：“我哥是一个再老实守法不过的人了。你们没经过任何调查就抓人不说，还把他打成那样儿，现在他在积水潭医院。如果你们对这件事不做出应有的赔偿，我家就上告，一直告到中央！现在正值拨乱反正期间，你们竟然还敢这么干！就算是真正的罪犯都不能用刑，更何况他是被冤枉的。再说，你们动用非执法人员执法，本身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他们只是维持治安的群众，根本没权利抓人，更没权利打人。”
那所长看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许久他说：“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我是当事人沈抗的弟弟，我叫沈沉。至于我是做什么的，能改变这件事的结果吗？是不是我要是个农民或者无业游民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要是干部或者记者你们就会慎重处理了？如果是这样，那好，我是劳改犯，你就按照这个条件，定出你的处理方案吧。”
“您真会开玩笑，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件事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也会根据你哥哥的伤势，做出应有的赔偿。请您写下您的地址，在家等候，我们这两天一定会去你家看望沈抗，肯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诚恳地说。
我将地址写下，起身说了谢谢刚要走，他又说：“您把工作证给我看一下，这样我好知道您是谁。”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再有理也没用了。我假装摸完了身上又去摸大衣兜，一边说一边想着怎么办：“对不起，我出来时太急了，忘——”
“我带了，我是他爱人。”姜翠民不知怎么钻了进来，掏出工作证，递了过去。
“那是你的工作证，既证明不了我，也不能证明我是沈抗的弟弟沈沉啊。”我怕她说错了话，借机告诉了她。
“可以，她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嘛。”所长看了她的工作证，递给她，对我说。姜翠民赶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您，太谢谢了。您真是一位好领导。我们不打扰您了，还要去上班。再见！”
说罢她拽着我的手，急匆匆地走了出去，刚到外面她就急着推车，慌得差点摔一跟头，嘴里还催着我：“快骑，快骑啊！”
我看她怕成这样儿，笑道：“急什么呀，这不是都完事儿了吗？”
她带着哭腔说：“你还笑呢，都快把我吓死了。快骑，我求求你了。”
没办法，我只得加快了速度。我边骑边说：“你尽假机灵，人家要想抓我，到家里抓还不是一样吗？”
“真的？那怎么办啊？”她一下子泄了气，车也慢了下来。
想起刚才她那么及时的出现，还大大方方的和人家打着官腔，那样子真像个成熟的媳妇，可刚一出门又成了慌慌张张、没主意的小丫头了。我想逗逗她，就说：“我估计有可能——咳，管它呢！大不了再关我些日子，反正我为老抗出了这口冤气了。”
“你说得倒轻巧，那我呢，我怎么办啊？你根本就不为我想想------唔------”她竟然哭了起来。我笑着告诉她，在逗她玩儿呢，她不信，还越哭越伤心，惹得大街上的人直瞧我们，好像我在欺负她。我急得大声说：“我都告诉你是开玩笑呢，你还没完。你哭吧，我走了。”
她不相信我会走，索性下了车，站在马路上哭了起来。这会儿我们正好骑到天安门广场，幸亏那会儿还没发生“六四”，不然的话非让警察把我们当成在哭“六四”的死难者给抓走。
我骑得飞快地跑了，到前边我又转了回来，悄悄跟在她背后。当她把捂着眼的手拿开后，才发现我真的不见了，她急忙骑上车，玩儿命地向前追去。追到了西四她以为追不到我了，速度慢了下来。我骑到离她一个车轱辘的距离，大声说：“我没看见前边儿有比我精神的小伙子呀，你骑那么快干嘛啊？”
她吓一跳：“你吓死我了，讨厌！谁都比你精神，我追谁都不追你。”
她想绷着脸可又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破涕为笑了。这时我们前边正好有一个骑着三轮车的工人，听到她的笑声回头看，我马上说：“师傅，她说您挺精神的，追您半天了。”
她气得哭笑不得，骑在车上探着身子打我。我一边躲一边说：“这心变得真快，刚看上一个，还没和人家说话呢，就先打自己爷们儿了。”
她腾地蹦下车来，跺着脚说：“沈猛，你！我发誓——”
我忙捂着她嘴说：“别别，我替你发。我小洋人今儿对天发誓，我这一生就爱沈猛。”
她捂着肚子嘎嘎地笑：“臭德性，别臭美了。”
这时，那蹬三轮车的工人又骑到了我们旁边，他一撇嘴，甩了一句：“一对儿神经病。”
“哈哈”我俩放声大笑。这人定义下得真准，没错，我们已经被爱弄成神经病了。
笑过后她问我：“你怎么胆儿那么大，敢跑到派出所里打人？”
我告诉她说：“邪不压正。再说我最恨的就是借着手中的权力、欺软怕硬的那帮王八蛋了，更甭说打的是我哥这种老实人。”
“要是人家把你给打了呢？”
“我出的是这口气，是想告诉他们，不是谁都不敢还手儿。至于打得过打不过、吃不吃亏，那是另一回事儿。不过我在监狱里遇到过几次这样的事儿，都胜利了，最起码在精神上我是胜利者。”
“如果我要是没去，那所长要你证件你拿不出来怎么办？”
“我就知道你会去，我能掐会算。”答不上来我就耍赖。她这回表情严肃地说：“这次算你走运，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你千万不许再这么做了，听见没有！”
她说这话的神情就像妈妈对孩子，我赶快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最大的弱点：做任何事从不考虑条件与环境，更不考虑后果。只要是我认为应该做的，就会不顾一切。
其实，过多地考虑后果的人，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在人生的艰险中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越是通常认为是不可能的，往往越是可能的。世上只有不能的，没有不可能的。
“你说他们会去你家给老抗道歉吗？”她又问我。
“有可能，那所长的话比较诚恳，看那样儿，是讲道理的。至于赔偿，也许不太可能。”我分析着，“咳，能道个歉，起码说明他们领导还不是那样儿的人，也算出了点儿气，也就算了。这年头儿还能怎么样啊。”
“哟，都11点多了，我迟到了，先走了啊！”她飞快地向前奔去。我也加快速度向中关村骑去，晚上了半天班，被头儿说了一顿，可我心里还是很痛快。
晚上一到家，妈妈就笑着说站前派出所来人了，说他们看了老抗的医院证明，说先让他在家歇着，他们研究好后会再来一趟的。
三天以后他们果然来了，买了许多水果，并保证沈抗在休息期间的一切医药费、工资包括奖金，都由他们负责支付，直到他自己觉得完全好了为止。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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