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晚期
就在病情最沉重的时刻，爸爸曾有两次在嘴角流露了笑意。第一次是1958年秋妹妹考上北大，上了大学。“打回老家去”，虽然大学名不同，但这个校园是老家！第二次是1959年暑假爸爸打着点滴时姐姐报告在北医留校当教师和入党的消息。爸爸很高兴，诙谐地说：咱家又多了一个“教书匠”。接着悲喜交杂，热泪盈眶的说：还是北医贯彻政策好，右派的女儿可以入党。但这样珍贵的好消息，是不能疏解内心的郁结，使病危倒转的。
从1958年八、九月爸爸开始咳嗽，大家都以为是每年的草热病又犯了，虽然他去校医院看病，一看是著名右派，谁敢好好诊断或建议到外面大医院仔细检查，就用感冒、过敏来应付。但他心中有数，到了十月越咳越厉害，他曾和保姆说他要过不去这个咳嗽了，一定会死于这个咳。保姆劝他想开点，别想会死。这是他去世后保姆告诉我的。保姆说你们一直对他隐瞒他的真实病情，他自己老早就知道这个病会要了他的命。
直到1958年底爸爸咳的不能平躺睡觉，每天坐在床上靠在枕头和棉被上睡。这时妈妈看到觉得不对，请假陪爸爸去看病，到1959年初阜外医院确诊是肺癌晚期，转移到淋巴，不能手术。妈妈痛哭，我们心里非常难受。为了更好的治疗，只好用各种理由让他住进肿瘤医院。医生告诉妈妈最多活二、三年，也许只是几个月。
妈妈把爸爸的病情告诉燕京时期的好友和在广州的姐姐。在爸爸去世之前四个多月三姑妈专程从广州来看爸爸最后一眼。自从1937年见过面后只有书信往来，从没见过，虽然他的子女全在北京、天津念书和工作，但从没来过。
二表哥陪三姑妈到肿瘤医院去看爸爸时，爸爸非常高兴和兴奋，忘掉自己虚弱的身体，和他们讲了很长时间。他说自己是无辜的，希望不久的将来，组织会给他平反，还要继续教学。爸爸说培英中学的校训“信望爱”是他活着的精神支柱。爸爸和二表哥是培英校友。他们对自己的母校是极其热爱的，培英中学和燕京一样，有很大的向心力。
爸爸相信自己无辜，相信党会做出公正的处理；爸爸希望自己还可为国家做许多事情，完成年轻时的救国思想，还希望能为中国富强贡献力量；爸爸热爱中国，爱自己的家庭，妻女。爸爸要活着，必须活着。
许多伯伯、姑姑、叔叔、阿姨到医院看爸爸。冰心太师母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太师抗日前爸爸的系主任连来医院看他三次，让爸爸很感动。
这时已有给右派摘帽的作法。妈妈问爸爸是否应争取一下。爸爸点头同意，妈妈到人大统战部去申请，领导说必须写检讨。妈妈告诉爸爸她可帮爸爸写检讨，他签字即可。爸爸不同意写检讨，因为他没有错。这样在他去世前没有摘掉帽子。
妈妈和全体下放人员从农村全部返回后，经常去看爸爸，路途遥远、心情不好、担忧害怕，不久妈妈也病倒了，成天发低烧 ，我们都在学校忙，一段时间没人去看他，就在这段时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这就是我上哈尔滨实习前一天看他的情况。
最后爸爸实在吃不进东西，又拒绝输血、输液。
在临去世前他曾乞求妈妈以后卖他的东西时千万别卖用英文写的，爸爸一直没翻成中文，在中国没出版的“中国人口论”。他叮咛妈妈保存好，得到机会发表。但伟大的运动之多，在文化大革命时真可惜抄走，再也找不回来。如果在天堂的爸爸知道他心爱的论文丢失，真不知要多难过。中国人口问题在解放后，日趋严重，特别有人说“人多力量大”，最后人口大爆炸。从没想让这些搞人口的专家研究一下。
在1959年的10月8日骨瘦如柴的他苦苦哀求妈妈带他回家看看。妈妈征求医生的意见，遭到拒绝。爸爸放弃乞求，低头不语。就在第二天10月9日与世长辞。妈妈根据爸爸的意见，把爸爸的遗体献给医院做科学研究。研究癌病转移的过程，为祖国的医学，贡献自己的最后力量。
最后妈妈、姐姐、妹妹 把爸爸火化，骨灰存在火葬场租的盒子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妈妈和我们商量是否不再保存，以免扣上划不清界线的帽子。所以妈妈去世后无法把他们一起安葬，这就是那个年代不得不这样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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