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稿发给叶导，几天没动静，她急得要命，想听取意见后着手修改。她听说过，剧本不翻十几道烧饼成不了型，有人改几年改不出来，智力体力双双跳水。她不便催，又没心思干别的，挂在案头的台历从第一天工作划起，转眼划到二十多天。
叶导回复，说最近忙于拉投资等等，抱歉抱歉。他提了几十处建议，意思是注意画面感，对话切忌太长。她问他的总体印象，是不是方向正确。他说对一个新手来说，她的努力非常不易。她听出画外音，叶导并不满意。
她继续努力。不几天，叶导送来喜讯：拉到了投资商，福建人，民营实业家。祁芳问他，速度怎么这么快，叶导说，现在搞影视，各方面的思路都是大干快上，缺的不是钱，钱反过来追项目。路径摸准了，找对了人，投资不成问题。
祁芳仿佛被注射了新强心剂，振作精神，除了吃饭，人就钉在书案，每天带韩国造的果香型眼罩，死瞌黑眼圈。
修改稿发出去，叶导很快回复，不客气地说，他很不满意，离期望差很远。她说，我都是按你的要求改的。他说，我给你的是思路，写还得你来嘛。
她提起已经补看了许多电影，对一线二线演员变得熟悉，叶导说，那些电影，不看也罢。对了，角色的戏份请做大幅调整，女主的戏份拉长，甚至超过男主。
她说，不可能吧。小说里的女主后半段才出现，后半段的篇幅还是男主为主。
叶导决然地说，改了再说。
她感觉无所适从，修改进度徘徊不前。过了几天，叶导说，我们商量个事。他的语气谦恭，不详之兆？
叶导解释，投资商读书不多，钱多，脾气大，比较挑剔，常常提很难满足的条件，一言不合就威胁撤资。鉴于时间紧迫，我考虑让两位合作过的国内作者接手。
她小心地问，你的意思，我不当编剧？
叶导说，改做顾问怎么样？
她心里一沉，眼睛发花，自己的小说，自己的剧本，哪有半路给人抢走的道理？！
叶导说，我们几个合作多年，特别默契。你在国外那么久，对国内的口味把握不准。
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证明她对大陆生态的生疏。
他说，这些不足，不是一天两天克服得了的。相信我，你已经付出很多心力，我尽力帮你拿到最高的补偿。
她说，如果我不答应呢？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说，请你认真考虑。先听我讲几句心里话，我出道的年头不短，拍的电影算起来有那么几部，满意的不让公映，不太满意的反映一般。借一句央视直播中国男足的名言，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看好你的小说，我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它拍成精品，我等不起。
祁芳差点想说，我也有梦想。我的孩子我来带，要么让我改，要么我不出卖版权。
她没说。自己的作品能上大屏幕，诱惑太大，这次谈不拢，还会有下一次吗？
跟季老合计过后，她被迫让步，签了版权转让协议，除了片名不可更改之外，她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有演员的提名权。叶导说，充分尊重你的宝贵意见。
她给叶导提出两个人选，都被否决，说她不了解幕后的故事。她心仪的一个男演员，人前是个人物，人后有严重的毒瘾；一个女演员，不拍电影时注意身材，接到片约就胡吃海喝，为选准她的衣服，服装师伤透了脑筋。
这个圈子有点深，深得让祁芳只能闭嘴。她还想过拍摄外景的建议，这下，她不敢提。她的小说，就当嫁出的女儿，生死由命吧。什么顾问，不顾不问才是好顾问。
叶导似乎无意中说，女主已选定，投资人推荐的。
她好奇地问，谁呀？
他说的一个名字，她没听过。她问，可以胜任吗？
他说，戏剧系在读生，估计可以。
新加入的编剧动作快，本子很快写出来。叶导转给她看，但没征求她的宝贵意见。怎么说呢，改编不太对她的口味，她觉得应该按川菜的套路下功夫，那两位在厨房丁零当啷，端出一盘闽菜，同属大中华，就是不一样。她不满意，但为时已晚。
两个月即将过去，她收拾行囊，赶去看望两边的老人。回到美国的头一夜，她一口气睡了十六个小时，季老开玩笑，他几次想打911求救。
叶导给她快递寄来样片的DVD碟，她邀请一干好友，好吃好喝后一块儿观看。看到“根据祁芳同名小说改编”的字幕，观众一片掌声。季老搂着她，左右开弓，“啪唧啪唧”亲个不停，说，我早就预料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OMG， 这是我老婆吗？各位？
电影拍得不错，尤其是女一号，美得令人起哀怜。叶导再携片子参加某国的国际电影节，获了奖。据说，电影结束，全场起立鼓掌，长达三四分钟。祁芳不知该激动还是不激动，她的孩子，名字没改，五官改得快认不得亲娘。
得了国际奖，国内媒体密集报道。祁芳浮出水面，接受越洋报道，继而飞回国内，上电视上报纸，风光了一阵。为此，她专门到Nordstrom买了几套新衣服新鞋子。她不常买衣服，要买就到Nordstrom，挑每年两度降价的时候买。这次错过降价，她有些心痛。
祁芳发过多篇小说，手头还有好几篇的素材，珠海的写作经历让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叶导也表示，期待她的新作品，期待再次合作。她想，这不是她写作继而触电的终点。她觉得，她在大陆找对了平台，她准备多走几步。
一次在北京，她住一家中档酒店，刚起床，一家不知名杂志的记者要采访她，她瞧不上眼，说现在正忙，下次再约。感觉才放下酒店电话，外头有人敲门。她拉开门，杂志记者的半边身体挤了过来。一个让人怀疑未成年的女记者说，请给我几分钟，请给我机会。
记者从哪里知道她的酒店房间？不是从酒店打听来的从哪里打听来的？这不是“狗仔队”行为吗？
祁芳只能给她机会，骂人不是她擅长的事。记者忙着放置采访的行头，她径自吹头发化淡妆，懒得讲抱歉的话。记者静静地坐那儿，小巧的手提电脑架在双膝，面含微笑，眼中闪烁着她所熟悉的一种光亮。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席卷全身。她是个成功的人，是个名人，小记者眼中明白无误地这么告诉她。放到几十年前，如果她这么走近一个她所景仰的作家，她的目光和小记者的目光会一模一样。
“狗仔队”行径给她的不快没了。狗仔们靠什么生存？靠的不是名人吗？她觉得自己够神气够派头。她说，你看我，一身邋遢，上不了台面。记者说，不会不会，您是大作家，又不靠脸蛋吃饭。再说，您的气质别人怎么比？
采访开始，她讲得比想讲的多得多。小记者的眼睛不离开她，双手在键盘“啪啪”连击。她心里盘算着，如果记者不带编辑地把记下的东西登出去，那得用掉几个版面？
她讲到电影，粗线条地讲到她在美国的家庭。不知不觉，一下聊了二个多钟头。她晃了一眼手表，说，不好意思，就到这里吧，我中午跟人约好了。
记者站起来，说，谢谢，希望下次合作。刚才的采访我再整理一下，下午交给王记，哦，就是我们的部主任，星期一上纸质板。我们是小杂志，大的报亭才买得到，别记错我们杂志的名字。
祁芳说，怎么会记错，等着拜读。
她想问，你们采访我，你们把采访内容印出来卖钱，我不计较报酬，至少得送我一份吧？她没问，怕让人觉得掉身段。
中午她的确有约，约的是一个女文化经纪人，朋友介绍的，据说是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