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八)

来源: 2018-06-07 09:27:32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8255 bytes)

(八)

铜铁厂六号坐北朝南,高高的门槛要上五阶大青条石台阶。厚重的黑漆大门高达丈五,门过道长有两丈,宽有丈二。两边的门铛是一对大石鼓,据说古人以鼓声来震慑妖魔。门楣上探出四个雕着瑞兽、珍禽的户对,喻以祥云瑞霭。门板上有两个刻花黄铜大门铞。大门内过道右边是门房,进院要下三阶台阶。左手边是一溜儿南房,从东到西共五间。顺西南角转向北,是西房三间,这是前院,供侍卫厨子佣人住的。下门楼左转二三十步,右手是通往里院的垂花门,门内有一间小亭,上面精心绘画着仙鹤、花卉。进去后,对面是一溜儿前出廊子后出厦的五间高大北房,正房三间,一明两暗,两边各一间耳房。外包朱红油漆内包麻的门廊柱直径有一尺,廊上檐下精工雕刻着各种纹饰。东西厢房各三间,没有南房,一条抄手游廊将东西北三面房屋和垂花门的小亭连接起来。东厢房与耳房之间的东墙上有一道月亮门通向花园——就是现在的五号,后来被拆掉堵死了。前后院相隔的墙上雕着青灰花卉,很是雅致。院内用尺五见方的青砖铺地,四角各留一小块土地,种着石榴和丁香。

记忆中,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六号大门总是紧闭着。据说里边住的是北京卫戌区某某大官,那门偶尔开一下,等人进出后又马上关闭。院里有一男孩,比我大一两岁,拄双拐,戴眼镜,上下台阶都由一位军人抱。

有一天,他一人坐在台阶上,我和他玩起了拍三角。我对他说:“你带我进去,我给你洋画,我家有很多很多洋画,可好看了。”

他高兴地带我进去仔细观察了一番。回家后我对妈妈说:“听三姐说,六号以前是咱家的,为什么咱们不住那了呢?今天我进去了,里边可好看了。”

“以后你不许再去六号,听到没有?!”妈妈严肃地对我说,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这个院子大概是清朝咸丰年间盖的。文革时门前的狮子没了,现在这院子还在不在我都不知道了。

自从五号变成了十四户人家后,可热闹了。和我差几岁能玩儿到一起的男孩就有十来个,和我年龄相差大些的就更多了,再加一大堆女孩,乱哄哄的。他们大多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记得前排北房东边第一家姓冯,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里。大女儿国华比老抗大一岁,大儿子建华比我大一岁,二儿子向华和我一样大,小名叫小不点儿。还有住在西南角那间老房的刘家,虽说老房宽大一些,可也不过二十来平方米,却住着七口人。夫妇俩,加上三个儿子、两个闺女,直到文革时期我家搬走,他们都这样挤着。

不过,这情形倒为我们踢足球创造了有利条件。不用叫别院的人,光我们院的人就能分两边踢。每天一做完功课,东到我们院大门口,摆两块砖头;西到六号大门口,摆两块砖头,一方四到五个人,比赛就可以开始了。常常踢得难分难解,不分胜负。我们的足球可不是别的胡同小孩踢的破皮球,那可是焦大哥从队里给我们带回来的真正的足球,说不定在全国性的比赛中还使用过。小伙伴们非常羡慕我们哥儿仨,家里老来一帮职业运动员做客。而我们哥儿仨在焦大哥的指点下,球技自然比他们略高一筹。七八岁的我已经是球痞了。停球、顶球煞有介事,脚内侧,脚外侧,正脚面运用自如,传球准确,过人灵巧,射门凶狠。有一次在学校,我们班和别的班比赛时获得了一个点球,对方守门员一看是我罚球,吓得跑到一边去了:“我不守了,他戳球忒狠,再闷着我。”

我们每天从下午一直踢到晚上,有时到天黑都不肯散去。一个个顺着胸脯流黑汤子,身上全是一道道的黑手印。那会儿的胡同是土路,这么多孩子甭说踢球,就是来回跑几趟,也会弄得满胡同尘土飞扬,呛人鼻眼。过路的人常常捏着鼻子捂着嘴,喊“停一下”,然后赶紧跑过去。经常从这里过路的人,到这时候索性绕道而行。院里的大人们在这个时间尽量不出来,下班经过的,也是耐心等待着一个定球的机会,赶快跑过。大人们用行动默默地支持着孩子们的娱乐,这总比到处野跑强多了——大人们这样想着。

天一擦黑儿,各家的家长和姐妹们就扯着嗓子喊上了:

“小不点儿、建华,吃饭啦!还不回来,你个该死的!”

“小平,小二,快回来吧!”

“哥,吃饭啦,妈让我叫你呢!”

最好听最管用的话是刘家的小丫叫他弟弟小冬儿:“冬儿,回来吧,再不回来就没了啊!”

一听“就没了啊”,小冬儿撒腿就往家跑,他家孩子多,他爸爸是警察,全家就他一个人工作。吃饭时,小桌中间搁着的一大碗菜眨眼就没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悻悻散去,第二天又角逐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就这样打发着儿时的时光。

我们院里家家都在门前种向日葵,中秋节吃的瓜子都是自家种的,不用去买。有的人家还搭一个大葡萄架,夏天时,可以在葡萄架下乘凉吃饭。院内的七棵枣树是全院的公产。一棵酸枣树,六棵大枣树,每年硕果累累,使人望而生津。

除了春节,每年的中秋节也是我们院的大喜日子。一大早院门一关,各家的男女老少端着脸盆、水桶、小筐、竹篮子、大澡盆------一切家里能盛东西的家伙都拿上聚集到院子里。壮汉小伙子手持大竹竿,为了防止被洋剌子剌着,将领口袖口系得严严实实雄赳赳地站在枣树下。等各家人都出来了,打枣就开始了。小伙子几下就爬到树上,有的骑在枝干上,有的双脚岔开,蹬住两支主干,手举竹竿,用力地向果实密集的尖梢打去。实在够不到、打不着的地方才抱住树干摇晃。

枣儿要尽量把它打掉,这样来年果实会结得更多。枣树怕晃,总去摇晃它,会一年比一年结的果实少,甚至会死掉,就是人们说的疯枣树。

枣儿像冰雹般的噼噼啪啪地掉在地上,砸在人们头上、背上、屁股上。没有人躲闪,只是一个劲地往筐里、篮子里、脸盆里、水桶里飞快地拾捡着,还不时地往嘴里塞着随手挑拣到的特大、倍儿甜的大枣儿。你听不到说话声,只有“噼噼啪啪”枣子砸在地上、和“咔嚓咔嚓”大小耗子们咀嚼、以及不时“哗啦哗啦”人们将手中捡满的盆、筐往一堆倒放的声音。这景象既热烈,又紧张,既欢快,又严肃。不一会儿,院中堆起了一座座枣山。渐渐的,各种声音间歇了,最后停止了。大家都直起身子,抹抹汗珠,站在了一个个小山旁。

“每家先端十脸盆,剩下的再说!”

汗水还没干,人们开始飞快地往自己家里端着应有的一份。待所有的小山消失后,大家又各自拿出笤帚、簸箕,清扫着自家门前的枣树叶、折断的小树枝。当扫到两家交界处时,都会相视一笑“我来吧,我来吧”,互相抢上几笤帚。

这是发自内心的,满足的,舒心的,友善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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