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独上西楼 （十）发迹

无言独上西楼 （十）发迹

 

回到了北京的冷太太先去娘家落脚。很快她就打听到了丈夫的下落，带着孩子们找上门去。孩子们见到父亲的欣喜若狂冲淡了些许冷太太的怨气。

 

”我搬了几次家，你的来信我都没收到。武昌据说也乱的很，我以为你们三个已经不在人世了。“冷先生的解释气得冷太太七窍生烟：”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们都死绝了？没收到回信难道说就不能写封信问问吗？你一走了之，我们几个和肚子里的这个怎么过日子，你想过吗？“几句话问得冷先生哑口无言。他选择沉默。无论冷太太怎么怒气冲冲，伶牙俐齿，他就是不再开口。

 

按北京人的话说，抽风当不了死。吵了半天，日子还得过下去。好在冷先生没有再娶。至于他是否有花边新闻，冷太太一概不问。至于冷先生为什么置太太和儿女不顾，由此变成了千古之谜。

 

回到北京后，冷太太到自己的三处房产走了一遭。发现房子虽然被占了，但是都完好无缺。她拿着自己的房契找到国民政府。房契当年过手时是市政府出具的，没费什么力气，房子回归在主人的名下。住户开始给她交房租。

 

回京的路上，冷太太手里仅存的几枚金锭起了很大的作用。她们母子三人能够顺利回家，与钱息息相关。如果没有钱，他们就雇不起大车。如果没有钱，他们母子三人就得沿街乞讨。冷太太进一步体会到了钱的好处。丈夫是很可恶，但是自己是女流之辈，而且除了膝下的两个孩子，肚子里还揣着一个。离开丈夫确实可以解一时的气，但是三个孩子没有父亲也真是个大问题。她只能忍气吞声，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持家，做中介，买卖房子上。

 

回到北京的冷先生经同学，朋友介绍，进入了高等学府教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地理课就由冷先生担纲。他还在另外一所大学兼职。此时的冷先生不但在京城小有名气，而且收入不菲，每月都有300大洋进账。要知道，当时的北京城，一名车夫一个月一天都不歇也就能挣到15块大洋。所以，冷先生绝对是高薪阶层。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冷先生认识了面色黝黑，个子瘦小的鲁迅先生。早就听闻鲁迅先生笔端犀利，冷先生尽可能地躲避着他，安心教自己的书，免得惹麻烦。但是学校只有那么几个院子，文史，地理还共用一个办公室。偶尔躲避不及，互相也寒暄，聊上几句。冷先生发现，这位烟不离手，操着一口江浙口音的先生其实非常温和，完全不似他文章里那般咄咄逼人。但是想想他发表在外面的文字，冷先生还是心有余悸。二人的关系就只停留在客气地打招呼的程度。

 

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的早晨，春寒料峭的北京城乌云密布。天际被压的低低的。这天空让冷先生想起了李贺那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迎着冷风，他出了家门。与往常一样，冷先生身着深蓝色精仿薄棉布袍。左襟扣子上若隐若现的金属链子向过往的路人暗示着衣襟下的怀表。那是当年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对于教书的冷先生却是必须品。学校离家只有一箭之地，冷先生一般来说都是步行。脚上那双牛筋底皮鞋是冷太太坚持买的。她认为能送女子上大学的家庭非富即贵，教书的先生不能太寒酸。冷风夹着细沙石吹得街上的碎纸片漫天飞舞。在京居住了近十年的冷先生知道，看上去灰蒙蒙的京城就是被这些风渐渐吹绿的。

 

这天的课堂清静的出奇，只有三两个学生。冷先生是个敬业的教书匠，哪怕只有一个人听讲，他也认真地讲完备好的课程。从学生们的只言片语中，他知道大部分学生都到段祺瑞执政府的官邸去情愿了。冷先生一向宣称他是无党派人士，不关心时局和政治。所以请愿之类的事没人来通知他。

 

那一天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杨德群两位女士遇难。刘和珍曾经上过冷先生的世界地理课。事后不少教授，学生参加请愿，一时间北京城沸沸扬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迫停课。对学生的惨死，冷先生十分心痛。但是经历了前面与军阀副官的事件，他充分认识到像自己这样没有背景的书生，与有权有枪的人做对无异于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在强权面前，他选择退缩。学校停课了，他闲在家里读书，逗孩子。复课了，他夹着书本去学校。

 

冷先生不问政治，一心做学问。他在自己的领域里名声鹊起，各大学纷纷聘请他做客座教授。北洋政府也出面请他去教育部做官员。他婉言谢绝了政府的聘请，声称自己一介书生，不善言辞，不适合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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