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从小灌输“唯物历史观”的人，从后来者的角度回顾历史，大概会把社会的演进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相信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新兴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之后自然就会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然而时间只要回溯短短三百年，如果有人能够广泛的研究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史料，恐怕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同时期诸多帝国的兴衰展示的是完全另一种规则——先辈们脚踏实地的创下家业，英明神武的强力领袖改革旧制，内部团结一致后率领军队开疆拓土、成就霸业；盛极一时、已无对手的帝国却从内部开始瓦解，统治阶层腐化堕落，平民不堪重负、死走逃亡或揭竿而起，外敌也趁机入侵，内忧外患之下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之后战火连绵的乱世中又有新的枭雄崛起……每一次治乱循环都伴随着血雨腥风，几乎被重置后文明不得不在废墟与瓦砾中重新开始。“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使最乐观的预言家也难以从这样的兴衰更替中看到真正的进步，更不用说总结什么社会发展的规律。
假如世界上没有英格兰，那么历史研究给人带来的恐怕只有历经沧桑后的冷漠与对人类命运的不尽叹息（罗马帝国不是也衰亡了么）。
大卫·休谟的《英格兰史》，记述从撒克逊时期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的英国历史。休谟以其怀疑主义哲学为后人熟知，但他最初成名却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而这部六卷本巨著在问世之后的数十年里一直是学习英国历史的基本读物。
对于热衷军事谋略，或喜好宫廷斗争的读者而言，英国历史一点也不“精彩”，甚至可以说枯燥乏味。在对史实近乎无趣的冷静记述中，却可以感觉到作者对政府制度演进的特别关注——文明的存续离不开政府，然而政府往往也是文明进步的最大敌人。如何让政府运用权力防范入侵、维持秩序、推进公益，同时又要约束这种权力不使之为害、避免社会为政府所奴役，一直以来都是文明面临的两难问题。人类的智慧与良知究竟能否打破权力的咒诅？幸运的英格兰没有步上那些古老帝国的后尘，一系列巧合让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由于与欧洲大陆有海峡相隔，英国不与任何陆上强国直接接壤，因而也不需要维持强大的常备陆军。1066年后英格兰再也没有被征服过，同样英国想要对外扩张也绝非易事——这一方面严重限制了贵族们的野心，让他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外征战、功勋卓著的将领若想掉转枪口推翻政府，首先得过海军这一关。
所以英国历史上几乎没有雄才大略的霸主，国王与贵族们的力量对比也较为平衡。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逐渐发生了一些政治上意义重大的变化。
早在十三世纪，贵族联合起来成功迫使软弱的约翰国王承认保障基本权利的《大宪章》，之后对其约束力的确认成为历任国王登基时的惯例；爱德华一世因为财政需要而召集各地代表组成的议会，最初只是为了方便征税；在相当长的岁月里议会面对王权一直唯唯诺诺，偶尔提出一些卑微的请愿，还要特别小心以免触犯贵族的特权；但掌握政府收入来源的议会总能够利用国王的窘困增进自身权威，这一民选机构逐渐扩张的政治力量引起国王越来越深的警惕与戒心。在十七世纪，议会在宗教信仰、常备军与征税权的问题上与斯图亚特王室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不甘受议会掣肘的查理一世决心用武力使议会屈服。
对于这场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革命，休谟用大量篇幅对其前因后果做了尽可能详实的叙述。
虽然总会有人没来由的相信革命成功是“历史必然”，但细读这场革命的整个经过，就知道这种忽视历史复杂性的想法实在过于乐观了——议会一方取得了胜利，但羽翼丰满的“新模范军”已经不受议会控制；意识到危机的议会希望与国王达成妥协，但没等他们谈妥条件国王已被失去耐性的军队送上了断头台；强人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大权在握的他同样不愿受议会约束于是干脆将其解散。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却是军事专制，内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催生了一个更加强权的政府，可以说到这里革命已经失败，自由岌岌可危。
具有真正进步意义的变革实际上发生在查理二世复辟到1688年光荣革命这段时间——这两场变革发生的相对平和，没有大规模战事，但过程仍一波三折，充满了偶然性——克伦威尔死后英国时刻都可能落入有野心的军队将领之手，或因为不同势力间的混战而陷入分裂；查理二世不想重蹈乃父之覆辙，在位时谨慎的行使王权，但他从来没有打算承认议会的地位，也一直没有放弃削弱议会势力的努力；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因为其天主教信仰与议会离心，但已经厌恶战乱的民众宁愿选择忍耐，如果不是王子的诞生令所有人丧失希望的话；危急时刻也只是因为有荷兰威廉三世的相助才让英国政局转危为安，议会权力终于通过立法得以确认，王权从此被驯服并关进笼子。
休谟的英国历史结束于1688年，让人猜想作者的意图正是书写一个民族迈向自由的历史。越是了解这一历程，就越会令人怀疑唯物史观所谓“历史必然”的真实性——如果没有英国悠久的自治传统，那场“资产阶级革命”只会带来更多灾难和倒退；而即使是这种珍贵的传统，与其说是源于英格兰民族强烈的自由精神与出众的政治智慧，不如说是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罗马、波斯帝国的兴亡，中国的朝代更替，以及后来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似乎都已表明，人类的智慧还没有完善到能理性的规划出“最优”的政治制度，并能抵御无处不在的诱惑、自始至终坚持其美德。
所以，这场开启了近代历史序章的革命，是很多特殊条件相互关联、作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因为一系列巧合才得以达成。
但这些巧合的背后是一代代人对自由不变的渴望与追求——英格兰的幸运并没有让这场变革的意义有丝毫减弱，相反，因为自由的获得如此艰难，当下的文明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先进的国家，实践启发理论；在落后的国家，理论鼓起实践。”三权分立于光荣革命后在英国确立，数十年后才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加以总结；而此时，对世界上大多数民族而言，宪政政府、议会政治、司法独立、市民自治、言论自由都还闻所未闻（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在很多国家依然有名无实）。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在叙述英国历史的时候，只把它当成随便一个普通国家的历史来写，那就太令人失望了；一位有卓越见识的学者，会意识到英国历史的独一无二，带着文明先驱的自豪感来写先辈的历史，正如休谟所做的那样。
休谟的英国史让人清晰的看到社会制度演进的关键，不在于阶级间的相互倾轧，而在于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了解英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教科书中“阶级斗争”的谎言将不攻自破；马克思如果读懂了英国史，就不会误入歧途——他看到了革命百多年后的结果，却误解了这场革命的原因，也就没能把握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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