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39)

来源: 2018-02-06 18:26:10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5221 bytes)

三十九 “梁效”写作班子

1968年7月27日,北京数万工人开进清华园,包围两派总部和所有武斗据点。第二天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说,“现在是轮到你们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至此,“红卫兵运动”宣告结束,全国所有高等学校由“工宣队”接管。清华“工宣队”负责人并不是工厂里的工人或者干部,而是江青的亲信迟群、谢敬宜,来自8341部队。这也符合传统,历史上“御林军”参与政治的事情屡见不鲜。

工宣队进校的第一年,我以护理时作隆为借口,躲避了许多政治活动。当时所谓“斗批改”,目标是各系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生们批判、斗争、政治学习从早到晚,有时半夜起来聆听“最新最高指示”。我和几个同学把时作隆弄到二号楼一个大房间,这里便于轮椅出入。时作隆是意志坚强的青年,对政治局势有独特见解,并用乐观精神面对护理他的同学。土木建筑系对梁思成、吴良墉、莫宗江等老教授的批斗会,我一场也没有参加;工宣队要求每个学生背诵“老三篇”,我一篇也不会背。和青青见面的机会少了,在电影学院当“逍遥派”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有一天青青到清华找我,说,女附中组织去云南插队,她想去。云南?那不是天边吗?那不是蛮夷之地吗?不去不去!

到了1969年夏天,我借口护理时作隆躲避班级政治活动已不可能,因为两个年级的学生统统到门头沟清水涧工地劳动。母亲在信中说,她也在乡下劳动,在盘山县修水利工程,辽宁省直属系统的干部下去几万人。胡小米下乡插队到西丰县,胡小林下乡插队到清原县,胡小妹由邻居代为照看。母亲得了黄疸性肝炎,体重只70斤,在工地烧饭。沈阳三派的斗争总算平息,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万干部将被撵到边远地区。父亲1967年从“牛棚”到古冶区劳动,一直呆在那里。

在清水涧工地,我给青青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的爱意。我惴惴不安地等待回信,就像等待法庭的生死判决。不久,青青回信了,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坐在工地食堂看完信,颓然仰在椅子上,额上冒出汗珠。同班绍刚是知道我爱情秘密的人,后来他对我说:

“你脸白得像死人一样!”

我又写了很多信,却是再无回音。我几乎崩溃,痛不欲生,只有绍刚安慰我。年轻人精神分裂,百分之一百源于失恋,我也走到危险的边缘。

1969年9月,我被选进“清华大学写作组”,也就是显赫一时的“梁效”写作班子。土建系推荐了两位学生,我和吴硕贤。吴硕贤比我低一班,他是1965年福建省“高考状元”,入学时候受到蒋南翔校长接见的,长了一双聪明而又闪亮的小眼睛。

写作组初建,只十几个人,地点选在航空系馆,一幢老式二层楼,大家工作住宿都在这里。写作班子负责人来自工宣队,而迟群、谢敬宜亲自抓。迟群30多岁,穿军装,此前是8341部队宣传科长,出任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派头超过两年前的“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谢敬宜是不到30岁的年轻女人,也穿军装,也来自“御林军”,行为举止模仿江青,扭捏作态。她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总是侧过身子,从不正面面对台下,以示与众不同。这两个政治新星经常到航空系馆,一坐就是半天,和我们讨论选题,讨论提纲,讨论初稿,认真而装腔作势。他们俩看样子中学文化水准,对历史一无所知,即是文革前文艺界的历史,他们也全然不知。但是毛泽东说“文盲也可以当皇上”。中共“九大”刚刚开过,迟群指示,集中火力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痛打落水狗。

写作组出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发表。说来也巧,分配给我的第一个选题就是“周扬”。一个月以后,我和吴硕贤成为写作组最主要的“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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