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永乐村的不少人家，其实不见得就比太平里的居民生活强多少，至少我们周围这几家是这样。那时我还小，父母不得不省下他们自己的那份口粮，让我们两个孩子先填饱肚子。哥哥比我大十几岁，已经懂事成人，很能体谅母亲的一片苦心。每次吃饭，总是往母亲的碗里多拨一点，或者在母亲的碗底偷偷加一点菜。
我呢？那时实在太小，母亲在托儿所为我包了三餐，不太懂得饿肚子的感觉。不过，我知道家里为了省一些粮食，就去买很多南瓜充饥，南瓜好储藏，原来兰英妈妈住过的小亭子间的地上，堆放着大量的南瓜，几乎占了一半的空间。有时，全家一起到外面的小饭馆或里弄食堂吃些不要粮票几分钱一碗的“烂糊面”或是“盖交饭”以弥补粮票的不足。我们也学着别家的样，粗盐放一点点油炒一下当“咸菜”吃，或者水里加些酱油煮开了当汤喝，美其名曰“酱油汤”。当时，我们对营养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主要是隔壁左邻右舍也这样吃，还相互介绍做这种经济小菜的经验。我一个小孩子，对这样的吃法觉得很新鲜，也喜欢凑上去喝一点。当时，鲜美的“酱油汤”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吸引力，可能别人这辈子永远也体会不到了！
因为天灾，那时菜场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象样的菜，只能弄一些现在连猪都不吃的青绿色圆白菜皮，做豆浆剩下的下脚料豆腐渣，那就算是好东西了！鸡蛋绝对是奢侈品，这对一般几十元工薪收入的家庭实在太昂贵。因为市场上的物资和粮食严重短缺，一切都要发放票证来限制购买，什么粮票，油票，糖票，直到后来的布票，肥皂票等等，总之什么都要票！不发票的东西也要记本子，限量供应。记得当时家里每煮一顿饭，都必须事先用杆称小心翼翼地称出适量的米，才能下锅放水煮饭，生怕盲目吃过了量。走亲戚，也要带上粮票，油票，为的是不给亲戚家增添困难。
上海如此，难以想象其它许多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会怎样。
好几次在愁吃愁穿的当儿，父母亲有些后悔，说是原先单位让每个人报每月粮食供应量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多报，当年的知识分子都愿意积极表现，当然也是为了不给国家增加困难。父亲正值壮年，又高又大，每月只报了二十八斤，母亲二十一斤，兰英是临时户口，没有定粮，哥哥是中学生，我在托儿所，按规定发，就更少了。因为那时的食物中严重缺乏蛋白质和油水，蔬菜没多少，水果更不用说了，一个月不见得能吃到一个苹果，全靠淀粉补充热量，米饭的量就得吃很多。这么点粮票，每天每人平均下来半斤都不到，怎么能满足我们一家人的肚子？
有一天晚上，大家照常围坐在弄堂里乘凉，不记得是谁起了个头，肚子突然发出“咕咕咕”的响声，那人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晚饭没吃饱”。接着，像是受到了传染，几乎所有的大人们开始依次愁眉苦脸地诉苦。搞得大家再没有兴致继续乘凉，说是还不如趁早各自回去睡觉，这样就不觉得饿了。
“我原来在美军经常每天吃一只鸡。”我爸他突然张口说。
父亲抗战时期，在昆明美国空军基地工作，相比之下，那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能比现在好很多。不知是因为饥饿唤醒了我父亲遥远的记忆，刺激到了他的味蕾，还是饥饿让他把妈妈“不许提在美军工作过！”的事忘到脑后。
“每天吃一只鸡？！”他的话让围坐在一起的邻居，还有我，简直像是在听阿拉伯神话里的“天方夜谭”。
大家谁也不相信！
要知道，即使到了我出国前，我家每年吃的鸡也是屈指可数，更不用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家都过着苦日子，吃一只鸡可是件大事。
“怎么可能每天吃一只鸡呢？老李啊，你该不是饿得头脑发昏，胡说八道吧？”陈先生说话了，话语明显有些不客气。陈先生的爸爸原来住在我们家后楼，我们叫他“老陈先生”。老陈先生退休后，回江苏老家乡种田去了，他在上海照相机厂当技工的儿子陈先生搬过来住。
向来沉默寡言，不随便表态的宝宝妈妈这时候也忍不住搭腔了，“是啊，老李有时候讲的事情，精彩是精彩，可是天花乱坠的，我们听也听不懂！”
四周的人们无不带着嘲讽，没有一个投“信任票”，让原先端起小板凳要走的父亲有些不自在了，他停下脚步，喃喃地“真的！我们当时每天……每天真是一只鸡！”
他竟然结巴了！
我觉得那天他特别想强调是“每天”，但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结论。
“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爱……人”这“爱”字才出口，又打结了，好不容易把最后的“人”字说出来，就立刻打住！
一定是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我妈的警告！
是的，父亲生前经常讲一些就像宝宝妈妈说的“天花乱坠”的事情，为此，在邻里中，大家都认为他喜欢不切合实际地“乱吹牛”。作为女儿，我为此深深地感到内疚和羞愧！因为，他是我父亲啊！
这些事情无一不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包括这件“每天吃一只鸡”的故事。
三十年后，我到了加拿大和美国，熟悉了这里老百姓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也看过不少关于美军大兵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纪录片，我越来越说服自己，“这或许是真的！因为这里鸡肉是最便宜的食物”或许，当初父亲每天能吃到的不是活鸡，而是冰冻鸡，烤鸡或罐头鸡之类，总之，天天与日寇打仗的美国大兵吃到鸡肉是有可能的！
幸好以前父亲在美军工作过，我们家的亭子间还有一点存货，几罐过期的奶粉，鱼、肉、水果罐头，还有咖啡和一瓶柠檬粉。撬开印满了英文字的奶粉罐，一股过期了的蛤味直冲鼻子，舀一勺含在嘴里有一种浓厚的奶香，能让饥饿已久的味觉顿时兴奋起来，感觉别提多好了！
可就这点东西，只能作为平日里食物严重短缺时的补充，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出身书香门第，过去吃惯了好东西见过大世面的父亲，比起常人更难忍受饥饿的煎熬，他经常跟母亲诉说“有慢性肠炎，一吃青菜就拉稀……”言外之意，需要吃一些有油水的东西来补充。
不管是不是因为吃了青菜，父亲的确时不时往厕所跑，我可以作证！
而母亲却认为他自私！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责任感，不能克制自己的食欲！
出于无奈，父亲瞒着母亲将家里仅有的几件值钱的东西，比如电唱机、照像机……都悄悄送到当铺去变卖了，为的是换来些钱填饱肚子。为此，母亲更加耿耿于怀，他们俩常常为了经济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着我的面争吵不休。
他们的争吵，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很深的阴影，在震耳欲聋的吵闹声中，我常常天真地憧憬：“以后长大了，要么不结婚，要结婚就永远不要吵架！”
有一天，我和母亲外出刚进门，见父亲提着一个沉甸甸的东西，外面用旧报纸包着悄悄下楼，楼梯灯也没开，楼上楼下，以致整个楼道里黑呼呼一片。他正走到拐角，看见我们来了，连忙将手里的东西藏到身后，迅速闪过身，示意让我们往上去。
“你这败家子！败家子！连电扇也要拿去当！没有了电扇，我们这大热天不都要热死了？！”母亲突然叫起来，听口气她是气极了，火冒三丈高。
原来，父亲手里提着家里的旧电扇！
父亲自知理亏，但又被逼疯了，全然不顾母亲的愤怒，一声不吭，急匆匆地跑到厨房，将电扇架到自行车后座上，用绳子捆住……
“好啊你！所有的钱都去填你那个永远填不饱的肚子！这还不够！？家里的东西已经让你都卖光了！”母亲骂骂咧咧，冲下楼去，用力拉住他的自行车，不准他推出门！
“我有什么办法？我饿！我饿得难受呀！”父亲几乎在苦苦哀求了。
“这日子里谁不难受？你以为我就好受？”
父亲气急败坏地嚷：“那我不行！成天头昏眼花的，双腿饿得发软！以后有钱了，再买一个电扇不就得了？现在夏天眼看也快过去了，再说，开电扇浪费电，你不是总不让开吗？留着干嘛？”
“你有钱了？你什么时候还能有钱？！”
……
无论母亲如何好说歹说，最后，那只华生牌旧电扇还是让父亲推出门了！
从那以后，母亲规定他每月交出三十元钱，作为家用，剩下的二十多元供他个人花费，包括早餐和午餐。这个限制，对于出自书香门第的父亲来说仿佛上了一副无形的桎梏，以后的日子就更难受了……
他的承诺“再买一个电扇”一直也没能兑现！每年酷暑，在那些闷热无风的夜晚，我们汗流浃背，彻夜难眠，只能靠不停地摇动手中的扇子才带来一丝凉意。
二十多年后那个八月，当他躺在病床上，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里，母亲买了一个淡绿色带杆摇头新电扇，放在他的小床边，来回轻轻地吹，驱赶着空气中咄咄逼人的热浪……
我父母和当年的许多人一样，在那段不平常的艰苦岁月里，因为缺乏食物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个个都得了浮肿病，两条腿肿的一按一个坑。特别是我的母亲，所有的苦都自己抗着，宁可挨饿，也要把仅有的一点口粮留给孩子，后来长大才知道母亲因为营养不良那几年甚至停了例假！可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她还常常津津乐道地向大家传授她能够少吃饭的“诀窍”，那就是“细嚼慢咽”，说是这样一来就肚子“很快饱了”。
这种“细嚼慢咽”少吃不饿的方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母亲发明的？但至少是她最先身体力行的。现在，从那些鼓励人们少吃多餐，减肥保健之类的微信上，我还时常能看到这种方法的介绍。
也是后来很多年才知道，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天灾+人祸。相信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多多少少对此有所影响。我们父母那代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所受的苦，比起那些在大饥荒中饿死的千百万中国农民来说，实在还算不了什么！
天哪！我当时哪里懂得这些？！
每次家里只要有一点荤菜，母亲自己不吃，也不让坐在一旁的父亲吃！总是特意夹在我的碗里，甚至单独给我盛一小碟放在一边，理由是“女儿还小，要长身体”。这个家庭习惯从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居然让我渐渐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要饿了，总是不顾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地将食物囫囵塞下肚，哪里能了解当父母的苦衷？
家里吃不饱，父亲不得已到外面再买些食物充饥。手里攥着那点钱，还没有到月底早就花完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月光族”。他几乎每到月底的前几天，不得不跟母亲苦苦央求“再借一些钱，下个月我一定还！”
看他一副死气白咧讨好的样子，让幼小的我心里暗暗发酸！
可是，一到下个月5号发工资，无论还不还给母亲，剩下的那点钱，一定又因为买吃的，不到月底又口袋空空！
记得母亲当时常常教育父亲：“我出去逛街，如果看到什么好东西，我就会想一想，如果不买也行，我就不会去买。这样钱就省下了，还在我的口袋里揣着。而你呢？看见什么就馋，马上就想吃，当然存不下钱了！”
不过，也只有父亲，有时会带我出去“打打牙祭”，还带一些可口的小零食回来。
那时候，如果家里有一只苹果，母亲永远是坚决推掉的，看着孩子们吃，她才高兴，而父亲则会和我一人一半分着吃。因此，我当时总认为只有母爱最深，觉得父亲属于“比较自我”的那一类，因此，很多事情更愿意站在母亲那一边去考虑，文革时期的冲突就不用提了！
现在父母都去世了，在物质生活如此充裕的今天，回忆起过去那些往事，心里免不了依然沉重，伤心、羞愧、悔恨……各种难以言述的情绪掺和在一起，让我仿佛在冥冥中再次看见父母亲那一代当年的磨难。
我不是也很自私吗？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的父亲和母亲呢？
文革之后，父亲得了癌症，由于化疗副作用，恶心呕吐没有食欲，望着我特意为他做的满满一桌子菜肴，不顾我使劲往他碗里夹菜，劝慰他要保存体力，努力吃东西，还是一刻不停地摇头……
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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