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潘扬事件
1955年4月和5月接连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潘汉年、扬帆事件”，二是“胡风事件”。这是两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又是与文化艺术界紧密相关的事件。
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告诉父亲：汉年被抓了！
1937年，父亲和叶浅予等人组织抗日漫画宣传队到南京，潘梓年也在南京，他找到父亲，说他要办《新华日报》，请父亲任美术编辑。潘家兄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父亲当时没有答应，继续漫画宣传。撤退到武汉后，父亲对国民党那一套越来越不满意，恰好《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父亲就去了，从此参加革命。解放后潘梓年没有当官而是做学问，他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所长。
关于潘汉年的被捕，潘梓年是这样告诉父亲的：
“汉年从上海来，住北京饭店。我到他的房间，衣服在沙发上，人不见了。后来知道是罗瑞卿亲自带人抓的。”
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可见案情重大。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也被捕了。潘汉年是中共做统战工作和敌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依照他的资历和功绩，他不应只当副市长，也就是说，解放后他已受到冷落。他的被捕使许多人深感不安。
事情过了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找父亲谈话，要他停止工作，坐在家里写检查。检查什么呢？来人不告诉他。每天下班时候有人到家里来收材料，写多少交多少。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除了家里人，不许和外人见面。
父亲知道这事情同潘汉年有关，也同扬帆有关。1940年从仰光到香港，父亲找的联系人是潘汉年，从上海到新四军，也由潘汉年安排。在新四军三师，文化村的村长就是扬帆，父亲在那里入党，入党介绍人是扬帆。1943年日伪军扫荡期间，组织上安排父亲回上海打埋伏，联系人还是潘汉年。但是父亲到上海后没有找到潘汉年。父亲住在爷爷那里，在剧作家柯灵的怂恿下写了一个剧本《妻》，并在卡尔登剧院演出。父亲虽然用的是化名，还是被潘汉年猜中了。潘汉年顺着这条线索找到父亲，告诉他不能再写戏，危险。一年后从上海回新四军，潘汉年亲自安排护送父亲的交通员。父亲认为这些过程没有任何问题。潘汉年早年在上海做文化工作，外号叫“小开”，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二流堂”的人物大多同他相识。“左翼文化联盟”成立之初，正是潘汉年找鲁迅先生谈，使他接受了“左翼”的牌子。
父亲的检查写了几十万字，父亲说，“比一部长篇小说还要长。”半年之后，“软禁”解除了。
母亲与潘汉年、扬帆也认识，特别是扬帆，母亲在83年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我认识扬帆同志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那时军部在盐阜区的卖饭曹设立了一个‘文化村’，接待因太平洋战争由香港和上海等地撤回根据地的文化界人士。扬帆同志兼任‘文化村’村长，这是陈毅同志亲自任命的。四十年前的扬帆在人们的印象里，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工作干部，又是一位有着怪癖的才子。从表面看，瘦骨铮铮，衣冠不整，烟不离手，有时还爱喝上点酒，遇到不顺心的人和事，以白眼视之也是有的，颇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范爱农。”
戈扬1949年在上海
扬帆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前在上海做文化工作，到新四军后任项英秘书。我想，毛泽东对于项英的积怨，最后落到了扬帆头上。
唐瑜与“小开”关系最密切，他16岁刚到上海便结识了潘汉年。唐瑜参加革命，是从潘将他安排在“左联”机关料理杂务开始的。他在仰光开汽车行，也是潘叫他去的，为的是搞一个共产党的据点。唐瑜在共产党内职务不高，“潘扬事件”并没有牵连他。
1963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念高中。经过“反右运动”，全家都已离开北京，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生活费是由唐叔叔提供的，开始是40元。40元真是够多的，我可以去海淀镇下馆子，也可以去魏公村的友谊宾馆买蛋糕。在人大附中，我是最阔的了。后来唐叔叔对父亲说，小孩子不能给太多，改作30元。本来唐叔叔打算送给父亲一笔钱，以解我家经济的拮据。但是他转念一想，送钱给“右派分子”不妥当，于是他叫父亲为幻灯片写说明词，幻灯片来自连环画，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来自稿费。有一年多时间，我每个月要到北梅竹胡同去，直到我考上清华大学。
唐叔叔的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又从府右街搬到八面槽北梅竹胡同。这一年春天，我到唐叔叔家。唐叔叔的太太李德秀阿姨留我吃饭，同时吃饭的还有两位客人，潘叔叔和董阿姨，原来是潘汉年和夫人董慧。
潘汉年夫妇是从西郊过来的，他们在一家农场劳动，这一天钓了几条鱼，拿到唐瑜家。潘汉年听说我是胡考的儿子，问了几句话。他显得瘦弱，衣衫破旧。唐瑜家进门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夏天，餐桌摆在廊子下面。我们吃面条和小菜，没有吃潘汉年钓的鱼。
唐瑜是偶然在东安市场遇到董慧的，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接头。在潘汉年被捕的时候，唐瑜住北新华街，并不住八面槽。董慧说，她和汉年住西郊的一个农场，那里可以种花，可以钓鱼，也允许汉年进城探亲访友，但是汉年怕连累别人，一次不曾进城。
这以后潘汉年夫妇一个月进城一两次，只到唐瑜这里，这里是唯一带给他们快乐的家园。唐瑜的侠肝义胆由此可见。董慧是“一二九”时候的北大学生，就如陆璀，那时候参加革命。她是香港大银行家的贵小姐，可怜她无缘无故陪丈夫坐了好多年牢。在1963年至1966年，潘汉年夫妇获得了短短的有限的自由，除了唐瑜，还有孙师毅、孙鹤龄少数几个人见过他们。
父亲早对我提起过潘汉年，我虽小，知道许多大人的事情。我们父子间无话不谈，就像朋友那样。潘汉年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从潘汉年的这一段经历即可看出：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时，潘汉年的第一个任务是同军阀陈济棠谈判，请陈济棠为红军让路。遵义会议后，潘汉年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回国后被派往南京，为安全起见，住在宋子文的公馆里。这时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兵谏蒋介石。于是宋美齡跑到宋子文家，请求潘汉年设法救援。潘汉年给了宋美齡一个锦囊妙计——带美国人端纳同赴西安。此后在谈判中端纳果然起了关键作用。关于“潘扬事件”，父亲是这样说的：
“潘汉年被抓是因为去见了汪精卫。他自己敢去见汪精卫吗？是毛主席叫他去的。”
1943年，潘汉年通过李士群在南京与汪精卫见面。1954年，狱中有人揭发此事，使潘汉年颇觉不安。于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述此事的来龙去脉，交给陈毅。率性的陈毅元帅亲自把报告交给毛泽东，以为可以了结此事。谁知毛泽东看了报告后立即叫来罗瑞卿，命令逮捕潘汉年。潘汉年在被捕8年之后，于1963年被最高法院判刑15年，罪名是叛变投敌。文化大革命两夫妇被投入秦城监狱，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1976年毛泽东逝世，潘汉年写了一首诗赠给爱妻，这时候他们在湖南茶陵的劳改农场：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堪叹莫须有，一派贯古今。沉冤二十载，欣闻四害平。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
1977年潘汉年死于农场。死前他曾上书要求平反，没有回音。他的骨灰葬在长沙火葬场的墓地，写了他在敌后工作时的化名：“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两年后董慧去世，他们没有孩子，来去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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