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古老文化和现代科学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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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文化和现代科学的碰撞

      农村很重视二十四节气。干农活都严格按照二十四节气来安排，绝不违反。原先我以为二十四节气是阴历的节气，后来才知道其实是阳历节气，是根据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时的位置决定的。它和地球对太阳的倾斜度以及远近有关，因此决定了温度的高低和日照时间的长短，也因此影响到庄稼的生长和收成。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祖先怎么发现了节气和植物生长的关系的。例如“夏至插秧分早晚”。就是说插秧的日子不能太晚，绝对不能晚于六月二十二日（夏至）。到那天早上插的秧和晚上插的秧，其收成明显不一样：早上插的还勉强可以收一点稻谷，晚上插的肯定就只有空壳子了。真是奇妙无比！农民虽然不知道其中的科学道理，但对这些现象还是掌握得很好的。像看云观天气就算不上什么了。而其它的，如看天象能预知未来一年的天气形势，根据某天是否下雨推断当年的雨水是否正常等，有时候简直觉得像是在算命。但结果相当准确，远远胜过天气预报。

      农村缺医少药，但老乡们很会给自己看病。他们认识好多山上的草药，能自己治病。还有的老人能自己扎针放血，但并不懂经络穴位。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叫“阿是穴”，即没有固定穴位的穴。

      春天来了。到种棉花的时候，张崇武和我一起找队长商量，想要一块旱地做棉花试验田。队长当然很高兴了。这里是水稻产区，棉花产量很低，每亩只有几十斤。而棉产区一般都在一百斤以上。

      队长把坡下面的一块旱地给我们做试验。我们打算把它分成两半，分别用不同的方法种植，以比较两者的差别。由于田的形状不规则，张崇武想在中间挖一条弯弯曲曲的沟，和田边的形状平行，这样分的要平均一些。不过在耕田时就苦了，牛走直线走惯了，哪里能这样精确地走弯路。我们搞得满头大汗，张崇武生气地对牛喊：“走过来！”结果也没能按画的线挖出沟来。队里的人路过这里，看到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自古就是弯田直沟，哪里来的弯田弯沟啊？”我们不解地问：“为什么一定要是直沟？”冯家宾很耐心地告诉我们：“沟是用来流水的，要水流得通畅，就一定要是直的。如果挖成弯的，很容易淤积，导致被堵塞。就没有用了。”原来如此！我们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田，真的啊，不管田的形状是多么的奇形怪状，沟果然都是直的。哪怕把田划成了几块，也一定是一条条的直沟。看来里面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韦琪在京山五三农场的同学给我们寄来了优质棉籽。我们很认真地按照书上的要求一步步地做，到年底真的获得了丰收，亩产几乎接近一百斤。产量虽然还不够高，但比起当地来要好很多了。

      不过由于农村缺乏文化，没有系统的科学知识。他们的很多知识都是祖祖辈辈用言传身教，然后死记硬背下来的，讲不出什么道理。比如做一架梯子，两根竖条多长，要安装几根横档，每根各是多长，相距多远一根，都是固定的，完全靠他们背下来。所以队里不论有几个梯子，其形状和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告诉那些木匠，梯子其实可以做成任何长短、任何宽窄的，用简单的几何比例就能设计出来。他们听了半信半疑。只有两个年轻人信了我们的话，按照我们教的计算办法做出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梯子。

      在木匠们为我们打床时，秦以钦要求木匠在他的床头雕一个空心的五角星出来。这可难住他们了。一来是怎么画一个很标准的五角星，更要命的是因为床头的挡板太厚，必须从两边同时凿下去，才能凿穿。如何在木板的两面各画一个五角星并且要保证是在同一位置？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但对我们这些高中生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我们很快利用一个圆画出了一个正五边形，一个漂亮的五角星很快就出来了。然后要求木匠在圆心处打一个尽量垂直的小孔。以这为基础，我们在反面画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五角星。木匠们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疑惑地问：“能保证在同一位置吗？”我们笑着说：“放心吧！”。结果一凿下去，几乎分毫不差！这个消息马上传开了：这些知青真的很有本事！

      于是，队长就想把队里的公有土地和各家的自留地重新丈量一遍。我们准确熟练的几何计算给他省却了很多麻烦。无论是矩形、梯形还是三角形的地块，甚至月牙形的地块，我们都能很快地算出面积。几天就搞定了，队长高兴极了。我那过目不忘的本事也给会计家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次正在分谷，一头牛走过来把他撞了一下，算盘上的数字全都没了。刚好在那之前我从那里走过，顺便瞟了一眼算盘，于是马上告诉了他原先的数字是多少。家齐半信半疑地继续打下去，结果和其它数字完全能够吻合。还有一次分红薯，叫我去称。但我忘了带纸和笔，只好凭脑袋记住，回家后再写在账本上。有没有错不知道，反正公布出来后没有人来扯皮。老乡们觉得我们真神奇。

      队里每年安排生产计划时，大家都坐在一起，凭着记忆来规划生产队的种植计划。哪里种水稻，哪里种小麦，哪里种棉花等等。由于这里土地分布很分散，所以常常漏掉一些小块的地方，事后就马马虎虎地种点什么算了。反正又不像生产机器零件那样严格的。不过，队长有时也感到有点烦恼，特别是大队或者公社的领导下来瞎指挥时，如果不同意，也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

      看到这些，我不由得萌发了给队里画张地图的想法。我一直都很喜欢地图，总觉得能把什么都清清楚楚地标在一张地图上实在是太奇妙了！因此也喜欢学着画地图。好在我的几何很好，画张地图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也差点闹出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在“七二0事件”时期，我就画过一张武汉市的地图，还把长江大桥和各个军管的部队分布也标在上面。以便在武斗时大家可以看看。“七二0事件”以后，这张地图也没有用了，我就随手扔在家里的天花板上。结果在革委会带人来抄我家时，从天花板上搜出了我藏在上面早已忘记的一些东西，包括那张地图。这几乎成了他们认为是“最大的战利品”，因为上面有各个部队的番号，肯定是有大量的“军事机密”在里面。幸亏同学们帮忙说话。当防疫站革委会的人到学校去调查此事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见过这张地图，并且是许多人“你一笔我一笔”画上去的。换句话说，这张地图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杰作”。这样才算是逃过一劫。

      不过，我画地图的爱好并没有因此而减退。下乡后又画了荆门县和子陵区的地图。所以我下决心：给生产队画一幅田地的分布图吧。

      画分布图的关键是要有所有田块的尺寸。这难不倒我。高中我们在军训时学习了很多简易测量的方法，如用目测法估计距离，平时记住自己每步的跨度等。我正步走时的步距是相当准确的，每三步两米。而且是越走的步数多，平均值越接近这个值。我身上就带了这样一把“尺子”。于是我没事就在队里的农田走来走去，心里默念所走的步数。并随手记在一张纸上。就这样，经过大概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一张以我的“步数”为单位的生产队田地分布图完成了。当我在小队干部安排生产的会上拿出这张地图时，大家围在地图周围，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眼就能看到全队的土地分布和面积，能准确地安排一年的生产计划。大家都说真的好方便。此后，小队干部们每年就拿着这张地图安排生产计划了。

      这里很多事情是把科学和迷信混在一起的，需要我们仔细地甄别。比如：他们说小孩子不能吃鱼子，吃了将来不会数数。其实小孩吃鱼子不消化，不要吃是对的，但和会不会数数一点关系也没有。老乡们还说：“动物不吃肝和血，蔬菜不吃苋（菜）和茄（子）。”。所以农村的人都不喜欢吃猪肝。如果你到供销社买猪肝，还可以搭配给你一些猪油。知青们乐不可支。其实，抛开药物残留不谈（那时候也没有药物残留），肝是很有营养的东西，血可以去除肠道里的灰尘。苋菜我不清楚，茄子可是好东西。也不知道他们这样说有什么道理。

      时间长了，我们体会到，农村真的很缺科学知识：种棉花不懂整枝，种水稻不懂培秧苗，种南瓜不懂授粉，种菜不懂合理施肥……。而我们这些人都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多少都会种些庄稼。再加上会从书里学习。几年后，我就当上了农业技术员，反过来教他们种田了。

 

愚昧的农村，朴实的农民

      这里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平时没有什么谈论的话题。如果我们在田里劳动时，远处路上走来某个人，大家就会以他为话题：叫什么名字，哪里来的，有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家里及祖宗八代的旧闻等等等等，开始议论，一直到他走远，要讲他很久很久。没有很多谈话的内容，闲谈几乎就是一种“黄色文化”。很多话都能和“性”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这些内容是大家共同感兴趣的，男女老少都对这些津津乐道。老头子趁女人不注意去摸她的裤裆，几个女人把男人按在地下打成一团……。刚开始看见听见这些还觉得很不舒服，时间长了也就司空见惯。早婚非常普遍，农村里像我们这么大的人，通常都有二、三个小孩了。哪里还会打单身？！老乡们都笑我们，这么大了还是“童男”。

      这里的人对外面知之甚少。有一次一个大娘问我：“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一吧？”我大吃一惊，问她怎么知道的。她哼哼唧唧地说：“你看县城里房子上写的那么大的字哩：中国人民很行”我听了啼笑皆非，对她解释道：“那是银行，不是很行。”她很奇怪地问：“银行是干什么用的？”大多数人一年下来都是欠队里的钱，从来也用不着银行。如果极少数人有幸年底剩了几个钱，也是由信用社开张白条子就算了。有些老人不会数数。卖鸡蛋时用粉笔画个圈，放几个在里面，说个钱数。你如果问他们多少钱一斤，她是没法回答的。冯庙小学的学生都习惯用手指头数数，超过10就把脚趾头放到桌子上数。所以下雨天个个桌子上都是泥巴，脏得要命。后来子陵区教育科的人来检查，发现这里居然有个小学生四年级了还不会写“6”字。

      不过，知青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知识和新闻。记得刚来生产队，老乡们帮我们洗衣服，结果洗干净后送回来的衣服都没了扣子。原来他们是用棒槌和皂角洗衣服，把扣子都锤破了。什么洗衣粉、酱油等都没听说过。从我们嘴里，他们也知道了外面世界里不少事情的真相。记得刚来时，农民看到我们一个个都戴着眼镜，羡慕地说：“这些眼镜都是你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抢来的吧？”我们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就是抢也得看是多少度，是不是合适啊！

      但是，这里的人非常朴实、好客，也很懂礼貌，决非某些人想象的那么“野蛮”。如果他们路过你家讨口水喝，喝完了一定会双手把水瓢递还给你，还要说声：“真是人亲水也甜啊！”卖东西时如果用秤称，一定要翘得高高的，那叫“带笑脸”。

      秋收时节快来了，队里放三天假，叫大家去砍柴。队里还专门划出一块野草和杂树长得特别好的地方，专门留给我们知青去砍。农村的人经过这几天砍柴，通常就能基本上满足一年的需要。但对我们而言则是不可能的。两天下来，连十几担柴也没有砍到。继明的妈妈着急了，在社员大会上叫起来：“知识青年的柴火怎么解决啊？要帮他们解决困难啊！”于是队长只好叫队里的人每人再送一百斤柴给我们。几天下来堆了一大堆，第二年做饭的柴火又解决了。

      我曾经跟我们同学说过：如果你从北头进村，手里拿一顶帽子，里面放一个鸡蛋。那么当你从南头出来时，帽子里一定会盛满鸡蛋。在我们后来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帮助我们。用心来温暖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坚持下来。那里的老人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那里的青年则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

 

东宝水库

      到各个公社。下面各公社也有自己的水库，一方面收集本地的雨水和小河水，主要还是把干渠送来的水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在冯庙四队那里就有一个东宝水库。春耕时节，四干渠开始放水。公社一般会安排一个时间表，几点到几点由哪个生产队进水。不过执行起来总是有人偷偷地在旁边开小口子偷水，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今年放水时，各生产队几乎都把知青们调到渠道旁去守护。其实这完全是小农思想在作怪。按照时间安排各队的水都够用了，越是打架越是浪费，也越是不够。我们几个小时守下来，水根本要不完，所有的塘堰都灌得满满的，提前就给别的队了。

      夏天到了，突然下起来暴雨，一下就是几天。队长跑来说：“东宝水库的水涨了。大坝恐怕抵挡不住，怕要出事。公社紧急调基干民兵上堤坝抢险，你们也去帮忙吧。”我和吴恒乐立刻和他们一起去了。水库的水果然很满了。虽然已经在开闸放水，但水位还是在不停上涨，从闸口冲出去的水把大坝震得不停地抖动。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在大坝旁边炸出一条溢洪道来，把多余的水放出去。

      其实事情并不多，就是挖几个洞，打些炮眼，大家正好一边干活一边在水库里游泳。但工作比较危险。因为大坝一带到处是光秃秃的，放炮时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就凭眼睛往天上瞅，看到有土疙瘩要掉到自己附近就赶紧躲一下。如果躲不过真的可以砸死人。有几次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从身边几米处划过，好在没有出什么事。

      把水库的水放走后，老天爷又一点雨也不下了。水库的水位不停地下降，最后只剩下一点点，里面的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用手都能抓住。好多人见状都跑去拿竹篓抓鱼。公社书记气急败坏地带着民兵来抓偷鱼的人。一上堤坝就大声喝道：“站住，都不许动！”然后说：“五类份子留下来写检讨！其他的人都给我回去。”我很不解地问：“为什么单单把五类份子留下来？”张崇武从背后推了我一下：“少讲话，这是快速阶级分析法！”后来我发现，农村干部经常采用这种极其简单的方式来抓阶级斗争。荆门监狱里有犯人逃跑了，公社在广播里叫大家提高警惕，特别要注意是否有“五类份子窝藏逃犯的情况”。工作组查队里隐瞒粮食的情况，就说特别要注意“五类份子”的行为。

      队里开始分鱼。凡是很大的鱼，给谁都不公平，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给知青吧。”于是我们就背了几条几乎和我身高一样长的大鱼回来。那时家家都没有冰箱。腌制吧，季节又不对，只有赶快吃掉。我们只好把鱼又当饭又当菜地吃了好几天。

 

夏天的农闲

      农村干活的季节性极强。农忙时忙得要死，一旦过去，就变得轻松起来。每天就是薅薅稻田里的杂草，挖挖沟，修整一下坏了的田埂等等。做些农忙时没法做的事情。

      一天，队长从镇上背了一大捆铁丝回来，说是要安广播。我们高兴极了，搞广播站可是我的“本行”。几个知青和队长一起花了几天的时间树电线杆，架线，安喇叭。还派我去南桥买了一台扩音机回来。很快，队里每家每户都安上了广播喇叭，要开社员大会也不用挨家挨户地去喊了。生产队好像有了点“现代化”的模样。

      那时候，农村到处都在搞“农业学大寨”运动，荆门钟祥一带就在“学周岗”。那是北边的一个公社，是湖北学大寨的典型。所以要求每个生产队都派人去参观学习。反正知青们喜欢出去玩，所以几乎都把知青派去。我和四队的陈重义一起打起背包，带着干粮，走了两天才走到，顺便又到石桥的知青那里去看了看。正好他哥哥陈阳和娄建华在一个组里，所以我们又见面了。参观周岗简直就是知青大团圆，很多队里都是派知青来开会。那一次，二附中的同学至少有二十多人去了周岗。

      周岗那里的确很漂亮。到处整整齐齐的，连水田都改造得方方正正，一样大小，四周干干净净。大家在赞叹的同时，也在思考：像这样把地球重新削平了再建设，需要多少劳动力？如果没有外力，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行吗？

      农闲期间，知青们也在尽量想办法改善生活。除了搞好自己的菜园子外，还到树林里去采蘑菇，学着做泡菜、腌菜等。

      夏天一下雨，树林里的蘑菇就开始生长。雨一停，我们就提着箩筐到树林里找蘑菇。在树林里找蘑菇可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听的。蘑菇长得很快，几个小时就能长出一大片来。生长时会有“沙沙”的声音，寻着声音就能找到。我们挑模样一致的，不是很漂亮的蘑菇。这种蘑菇肯定没有毒，其它的种类就不敢说了。回去煮汤真鲜美啊，比肉煮的汤都要好吃。

      老乡们教我们做腌菜。夏天只能腌韭菜。先把韭菜洗干净、阴干后，切好，然后和盐一起在搓板上揉，再把它紧紧地塞在玻璃瓶里，过两天就变得很香了。到冬天，老乡们又教我们做泡菜。这里的泡菜很讲究，不能加水，只能在冬天加干净的雪。所以做的菜都很好吃……。几年下来，我们还学会了做五香萝卜，榨菜等，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

      有天休息，大家正在屋里收拾东西，突然有人问：“这里是武汉的知识青年吗？”大家一看，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老头。他自我介绍是武汉的老乡。我们很少见到武汉人，当然也就对他很热情了。原来他是六十年代初就下放到附近麻城铺的武汉居民，不知什么原因只剩下他孤单一人留在那里，也经常受别人欺负。所以听说武汉来了很多知青，很想找些同乡来做做后盾，给他壮胆。他拼命鼓动我们要有“家乡观念”，只要是见到武汉人就要相互帮忙，要扎成团。我们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怎么在意这些话。因为武汉各学校的知青并不都一样，而且毕竟我们在这里可能不是一年两年的，过日子得靠和当地人打成一片，过分搞帮派不是很合适。不过这老头看上去没有什么恶意，挺和气的。我们觉得他一个人过日子也不容易，大家也很同情他，留他在这里吃饭。临走时，他再三请我们有空去玩。到下一次休息时，我们几个就走到几十里外的麻城铺到他家里去玩。他的家的确很简单，看来日子过得也很辛苦。老头带我们到集镇走了一趟。大概是想带我们招摇过市，给当地人看看吧。后来他热情地招待我们吃饭，还自告奋勇地给我们把脉看病。大家都很惊奇他还会中医，一个个都伸出手来叫他把脉。给吴恒乐和张崇武把脉后的结论好像都是“气不足”。我很怀疑是否准确，但他们两个却深信不疑。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再下一个休息日，好几个队的知青成群结队地来拜访他，一餐饭几乎吃光了他一个月的口粮。饭后还一个个伸出胳膊轮流地叫老头给自己把脉，把他的头都搞昏了。我想后来他可能也就是在胡说八道了。

      再后来，有同学到麻城铺买东西，偶然碰见他。发现他立刻躲在一边，还生怕我们看见。见到我们也不敢打招呼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大家猜想，一定是我们去了太多人，把他搞怕了。其实我们也没有恶意，只是一群不懂事的年轻人而已。不过想想也挺不好意思的。

      快到秋收了，队里开始做各种农忙的准备工作。为了挑稻谷时道路平坦通畅，在路过的水渠上方和田埂的出水口处架上石板。队长安排我们到处找大石块铺路。我们队两边都是河流冲刷出来的大沟，里面有不少大石头。那天我们八个人从大沟里抬出一块上千斤的大石头，由于沟底也是石头的，长了青苔，非常滑溜。我走了几步，突然滑了一跤，那块大石头就狠狠地砸在我的左脚背上，我一下子就倒在水里，痛得爬不起来了。大家赶快七手八脚地把我扶起来。如登看了看我的脚，又看了看压在脚上的大石头说：“完了，完了，小江的脚要完了！”不料，当他们用力把石头从我脚上掀开时，大家不禁感到万分惊讶：这上千斤重的一大块石头，光溜平坦，平坦的底面下居然有一个和我的脚掌几乎一样大的凹槽，而脚掌巧好被压在凹槽里。所以我的脚掌仅仅是被狠狠地挤压了一下。脚背当时就肿了。我试着把脚趾头动了动，还行，基本上是听指挥的。我才放下心来，老天有眼啊！

      老乡们把我抬回家里，大家都吓坏了。上半年范镇峰才断了一条腿，这下半年你怎么又要断一条？我安慰他们说：看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明天到县医院检查一下就知道了。不过确实痛得很厉害，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队里赶了一辆板车，把我送到荆门县医院检查。经过透视，的确没有伤到骨头，只是肌肉受了点伤。上了点药，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大家都说我的脚是捡来的。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