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原来范镇峰在工地上休息时和队里的王聋子比力气，也不知道怎么用力不当，把腿别了一下，只听见“咔嚓”一声，就站不住了。到荆门医院一透视，骨头裂了。又不能走动，只好暂时
呆在江山大队的同学那里，等我们收拾东西过来送他。
第二天，我们把他背到长途汽车站。跟其他等车的人说了很多好话，才上了去沙市的长途汽车。范镇峰的腿打了石膏，必须伸直放着。他想放在车头的盖子上，但司机死活不让，只好勉强半坐着。好容易挪到沙市，赶快到了船码头。那里有艘去武汉的轮船正准备开船。我们说明了情况，好在那时候对知青还是很照顾的，马上就补了两张票，于衍正扶着范镇峰上了船，由他把范镇峰送回武汉。
他们两人上了船，靠着栏杆看着我。这才发现我一无证明，二无钱粮，不由得担心地问：“你怎么回去哪？”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总是要回去的，慢慢想办法吧。”
船开了，我感到累极了，在码头上好好地休息了一会才离开。这才开始想回荆门的问题。钱是肯定搞不到的，唯一的办法是混一辆货车回去。我在沙市走来走去，混到晚上，偶然间碰见了二附中的方昌浩老师，他是来搞外调的。我就在他的房间里混到晚上，还混了一餐晚饭。到快十点时，就告别方老师出来了。我不愿意和他说太多的情况。
那一夜，我在停车场里转了很久，仔细研究每一辆车可能的去向，挑了几辆可能是去往荆门的对象。就靠着一面墙睡着了。天一亮，我立刻紧张起来：这可是关键时刻啊。早饭后，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动起来，终于我看中的那辆车也发动了。我立刻走到门口，等它慢慢朝外开出来，趁司机不注意，从后面跳了上去，赶快趴在车上，车就这样开走了。
车开的很快，一下子就到了十里铺。看到已经进入荆门县的地界，我也放心了。我正在车上东张西望，汽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司机一回头看见了我，他大声喝令我下来。我懒得和他讲什么，就下了车。反正最多四、五十里地就能到家了，对我们这些“长征老干部”来说，算不了什么。
我正沿着公路往北走，突然看到路边的田里有几个女孩子朝我走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二附中初中的同学万力、王欣和高远志，还有郭桂梅、蔡加青、李祖平他们几个。他们下到团林区的几个小队里，正在路边不远的地方上工。
他们把我带到住的地方。我已经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所以就先安排我休息。我一直睡到大家中午收工回来。中饭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围在一起。这些女孩子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这几个月来的情况，真的把我当作大哥哥一样。晚上，他们在堂屋里给我铺了一张床。我坐在床上，看到郭桂梅拿着一根很粗的杠子走过来。我奇怪地问：“你做什么？”她很认真地说：“要用它把门顶住啊，这样晚上睡觉就安全了。”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有我这么大个人在这里，还用得着用顶门杠吗？”她想想也是，就放了下来。我问他们：“你们每天都这样顶门吗？”他们说：“当然了，要不然很可怕，会睡不着的。”我不由得想起在学校时，她们那些“胆大包天”的行为……。我很奇怪地问：“你们在学校时不是胆子很大吗？我觉得有时候比男生胆子还大哩，怎么现在胆子变得这么小了？”他们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原先是有你们男生撑腰才胆大的呀！”我听了不由得笑着摇了摇头。
第二天吃了早饭，告别了这些初中的同学，回到队里。队长正在担心我没有钱怎么回来，生怕我会出事，不好交差。张崇武安慰他说：“你放心，江育林不要钱也能过日子的。”我真的回来了，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小队。除了知青，几乎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三天我是怎么生活的，又是如何回来的。对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刚下乡不久，老乡就告诉我们：这里不光我们是外来人，还有很多从丹江那边迁移过来的河南老乡。原来修丹江水库时，由于水位上升，淹没了河南省南阳地区淅川县的部分土地，政府就把他们作为移民安置到荆门县。有好几千人，分散在各个公社。革集公社就来了几百人。但是他们不愿意被分到各个生产队里，而是集中住在公社的一条岗子上。
这可能是政府最大的失误：南阳地区主要是在旱地种植棉花。因此河南移民对水田很不熟悉，不愿意到生产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放任他们集中住在一起，就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做，就在革集街上开了个茶馆，凡是干部不论大小队长，都是脱产干部。每天除了泡茶馆外什么事情也不干，主要任务就是和政府谈判，索要补偿。而普通老百姓则陷入困苦之中，生活难以保障。无奈之下，就成群结队地到四周抢东西。到当地人的菜园子里割菜、砍树，庄稼熟了就先去抢收等等。一旦有了矛盾，政府害怕乱，就偏袒移民。所以那些移民也就以歪就歪，更加气势汹汹。当地人是又恨又怕，把他们也无可奈何。
我们是春节后才开始体会到这一点的。一天早上，突然听见有人在大喊：“快来人啊，他们又来抢东西了啊！”我们几个知青跑出来一看，原来一大群河南老乡正在冯如生的菜园子里大砍白菜，还在锯一棵大树。我们愤怒极了，提着镰刀就冲了上去：“你们这不是成了强盗？怎么可以光天化日下跑到别人的菜园里抢东西！”谁知他们满不在乎地说：“我们没有吃的了，没有用的了，你说怎么办？”我们气坏了，扬起手里的镰刀，和他们对骂起来。他们第一次看到知青，心里可能也有点虚，就骂骂咧咧地撤退了。如生的菜园子里被整得一塌糊涂，老太太伤心地哭了起来。我们问：“政府不管吗？”老乡们摇摇头：“没有用的，要是告到上面去，肯定是护着他们的。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啊！”我们几个安慰他们说：“不要怕，有我们呢。”
后来，各个队里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都是知青们出面把他们赶走了。于是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河南人开始把矛头对准了知青。
一天上午，一群河南老乡跑到四队向知青们挑衅。他们隔着一条沟向知青叫骂，想引他们出来。但大家根本就不理睬他们。于是那些河南人得意了，以为知青一定很怕他们。就越发来劲，又叫又跳。最后终于按捺不住，跨过了大沟。虽然四队只有五个知青，但个个都是从文革的武斗中锻炼出来的，对几十个河南老乡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大家每人拿一根扁担，冲上去一顿乱打，把他们打得吱吱哇哇乱叫，有几个伤的还比较厉害。他们赶快相互扶着逃回大沟那边去了。
知青们知道他们没有吃够教训，肯定还要来捣乱。如其应付，不如干脆搞到底。于是就索性连家也不要了。和我们一商量，就躲在其他队的知青那里，看他们怎么办。
果然河南老乡们不甘心，又纠集了更多的人冲过来。到知青的屋子里一看没有人，把里面的锅盘碗盏砸得稀烂，搞得惨不忍睹。这恰恰是他们最愚蠢的地方：打掉些最不值钱的东西，造成了最坏的影响，也给我们反击提供了最充足的借口。最后，他们还把受伤最重的一个留在屋里，大概是准备用来讨价还价的。真的打错了算盘。
第二天，几个知青冲回住处，打跑了陪着的几个人，把那个受伤的家伙从床上一把拉下来，就往外面拖，还用刀放在他脖子上吓唬他，把他尿都吓出来了。我们把他扔到水沟里，然后全公社的知青都一起跑到县知青办告状去了，把几个空房子留在那里。河南老乡已经被彻底打怕了。再也不敢跨过大沟一步。
县知青办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里住了几天。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无论如何比河南老乡要重要得多。显然再支持他们是不行了，我们又比他们会说得多。最后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河南老乡被抓了几个，批评了一顿。责令他们赔偿一切损失，向知青道歉……。总之是彻底地失败了。
这次“战斗”的结局令当地老乡们高兴极了。从今以后，凡是有知青的生产队就不会再受到河南老乡的骚扰。老乡们纷纷过来表示感谢。大队领导叫小学老师用红纸写了一张感谢信，提着鸡蛋、蔬菜等食品，敲锣打鼓地跑过来向我们慰问。我们拿过食品，一个学生大声念起了感谢信：“……你们不远万里，离乡背井，来到我们这里，帮我们赶走了万恶的河南老乡……。”听罢，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心领了！
知青和河南老乡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后来，十里铺的知青也和河南老乡打开了。据说连公路都封了，总之是打得比我们这里厉害。但结果都是一样，以河南老乡失败告终。因为从道义上讲，他们是强盗；从实力上讲，他们有家有口，而我们是光棍一个，没有后顾之忧；从影响上讲，他们最受照顾的时候已经过去，而支持知青下乡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他们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
最后政府不得不做出决定：所有的河南老乡集中点必须解散，分配到各个生产队。每个小队分一家人。而他们原先的领导则分散到各级领导班子里。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开始和老乡们一起上工了。每天上工，首先要搞清楚到哪里干活。我们才知道，原来每块田都和人一样，是有名字的：“雷堰三斗”是指在一个叫雷堰的池塘下方面积约三斗的水田。北头四担大丘是指位于生产队北面的最大的一块水田……。这里的“斗”是面积单位，不是那种装粮食的斗，那是体积。三斗田是一亩，十斗田是一担。所以“四担大丘”有十几亩，算是很大的一块水田了。
男劳力首先要学习的是耕田。队长交给我牛和犁，看到牛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心里还是有些发怵。后来慢慢发现，牛个子虽大，其实很怕人，而且非常听话。犁田的时候，把左边的绳子一拉，就会朝左转；如果把绳子抖动几下，或者用鞭子敲敲犁，它就会朝右转；喊一声“吁”就会停下来。而且对它说“起脚”，它居然会把脚提起来，避免什么东西把脚缠住了。队里有个九十岁的老太太，负责放两头牛。每当想要爬上去时，就用葫芦瓢敲敲它的头，牛就会把头低下来，让她从头上慢慢爬上去。然后再轻轻地把头抬起来。老太太就坐在牛背上了。真的好通人性。
牛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如果公牛在发情期间，看到远处有母牛，就会不顾一切地往那边跑。有次我在犁田时，牛突然要跑，拉也拉不住。一下子拉断了缆绳，头也不回地跑了。所以后来我不敢再用公牛耕田，专挑母牛用。不过公牛力气大，犁田快。牛一天到晚都在抓紧时机吃东西，就是耕田时也要把随时看到的草吞到肚子里，晚上再反刍到嘴里消化。老乡们都说是：“涨不死的牛，饿不死的狗。”
其实犁田还是很好学的。你把犁把往上提，犁头就会往下走，田就耕的深。如果把犁把往下压，耕的自然就浅。水田里到处是水，每天犁田就像在水里打架。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不过在劳动时穿湿衣服没有关系，但一回家或者休息时就一定要换干的衣服，否则会受凉，或者得风湿。农忙时，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洗衣服，就是把衣服脱下来挂在竹竿上，等到衣服换完了，再从上面挑一件稍微干净一点的再穿，或者稍微拍打一下。好在农村不像城市里那样脏，就是一些泥土，脏衣服晾干后拍打一下就差不多干净了。
我在农村感到最恼火的就是不认识自己的工具。也许我对数字过于敏感，对箢箕、扁担、锹等各人的私有工具则非常迟钝。每次收工时，要么就是老乡们告诉我：“这是你的东西”，要么就等到最后，剩下的工具是我的。在我的眼睛里，好像所有的箢箕都是一个样子，哪里分得清谁是谁的。这事被大家笑话了好多次。但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学到这个本事。
农忙终于到了！不光我们，每一个农村的人都开始紧张的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春忙。这里是地多人少的地区，因此还有“熟荒地”的概念。就是原来种过庄稼的熟地，后来因为实在顾不过来而抛弃了，成了荒地。如果将来需要时，开这样的“荒地”显然要容易得多。这在天门、沔阳一带地少人多的地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地多人少，农忙也就拖的很长，几乎近一个半月。人会非常辛苦。所以一到农忙，不仅是知青，每个人都感到紧张。
队长考虑到我们六个人都是强劳力，如果轮流做饭似乎不大划算，就派了一个老太婆专门给我们做饭，以便让我们能安心劳动。其实我们很希望每隔几天能休息一下，喘口气。
早上二点多钟，我们睡得正香，北头的冯化文老头就在外面喊起来：“小江，起来了！小张，起来了！”我们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极不情愿地爬起来，跟着他走到秧苗地里去扯秧苗。大家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板凳上，弯着腰把刚长了几十厘米的秧苗扯起来，整整齐齐地捆成一把一把的，装在箢箕里。一直扯到八、九点钟才回去吃早饭。这才是出早工，正式的上工是早饭后才开始。男人基本上就是两件事：要么是把装好的秧苗把子挑到要插秧的田旁，并均匀地扔到田里。要么抓紧时间耕田、耙田，把水田整得平平整整，让妇女们来插秧。我很害怕挑秧苗，不仅仅是挑不动，而且田埂子又窄又滑，还有很多口子要跳过去。对我这个肩膀不够有力的人来说是件很可怕的事。好在北头需要耕作的田很多，妇女插秧又很快，男人忙不过来。第一年春耕我基本上是在和牛打交道，没有挑几天。
每天我们要忙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回去吃中午饭。老太婆早就把饭菜搞好，所以吃完了就要接着上工。一直要干到晚上九、十点以后才能回来。那时候人已经累得筋疲力尽，除了吃饭，什么也不想干，也不能干了。我们倒头就睡，要不然几个小时后又要被叫醒了。
在农忙期间，我们每天就像机器一样干活。到后来，人几乎都麻木了。觉得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田地，耕不完的田，插不完的秧。直到有一天，老乡们告诉我：忙完了。我才似乎醒过来。四周望去，到处是一片水色，到处是一片绿色，好美啊！几十年后，我看到有些关于农村梯田的摄影照片，我觉得每一张都像是在冯庙照的。
将近一个月下来，每个人都瘦了好几斤，但变得更结实。农忙结束后，队里放了一天假。我们就到县城里玩了一天。从队里到县城有近三、四十里山路，如果还想弯到江山的同学们那里玩玩，就还要多走几里地。一天下来要走六、七十里路，但每个知青都感到特别的开心！真是有苦才知道甜啊。
农村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要在那里生存下去需要学习很多本事。首先走夜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天晚上我到队长家里去玩，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四周都是两米多高的黑幽幽的土墙，我沿着边摸了好远也没能找到出口。我当时真的是感到莫名其妙，好像这些墙是突然长出来的！好在那天是大晴天，还能看见星星。我根据北斗星的方向确定了我们住的位置，就不顾一切地从那个方向翻了过去，结果就走出来了。第二天白天，我特意沿着来路仔细看了半天，才发现中途有个四方形的大池塘，冬天池塘是干的。池塘里有一条很窄的渠道通向外面。我可能是在黑暗中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渠道，沿着渠道走进了池塘，所以就仿佛走进了四周都是高墙的地方。要想在黑暗中从池塘那么长的四周摸回到那么窄的渠道出口，其命中率是很低的。排除一切障碍走直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此在那个情况下，沉着冷静非常重要！
秦以钦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他晚上从荆门县城回来，想抄近路回家，结果在毫无标记的群山中无目标地打了无数个圈子，直到天蒙蒙亮才认清方向，得以回家。
在农村，打赤脚不可避免。刚开始我们一打赤脚就被扎得乱跳。看到老乡们打着赤脚大大方方地走路，真的感到很羡慕。老乡们教我们：走路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趾头要把地抓紧，不能翘起来，这样就不容易滑倒。而在割过稻谷的田里走路，一定要把脚向前推过去走，把割剩下的稻草桩子推倒，脚才能落下去，否则草桩子扎到脚板谁也受不了。慢慢地，我们也学会了打赤脚走路了。几年下来，脚后跟也打出了几公分厚的老茧。
这里蛇非常多，而且多为蝮蛇、竹叶青等剧毒蛇。有时抱起刚割倒的稻谷，下面就躺着一条毒蛇，搞得我们胆战心惊。但老乡们一点也不怕。他们做给我们看：凡是要从地下拿什么东西起来，不要用手，而是用镰刀带起来，这样即便有蛇也不会被咬到。砍柴时，先用工具拍打一下，把蛇惊走就行了。打死的蛇不要乱扔，应当挂在树枝上，要不烂在地里骨头是有毒的。几年来，也真的没有见到谁被蛇咬过。
看来，要能在农村生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像辨方向，看天气等是最基本的。防虫防蛇、打赤脚、走夜路，砍柴等更不是一下子能学会的本事。在灾难面前，农村人的存活能力比城里人要强得多。城里人只要有一个本事就足够了，其余的需求都能用赚来的钱交换。而在农村的几年生活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很多东西用钱买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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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镇峰的腿断了
春节后又要出外工了，大家想轮流体会一下。于是三月十七号，张崇武换了我，由他跟范镇峰一起去灭螺，说不到一个月就能结束。不料四月八号，下到江山大队的雷全贤突然来了，说范镇峰在工地上把腿搞断了，要送回武汉治疗。我们大吃一惊，赶快到公社开了张证明，收拾好东西，慌慌张张地就和于衍正一起随雷全贤赶到了江山。
原来范镇峰在工地上休息时和队里的王聋子比力气，也不知道怎么用力不当，把腿别了一下，只听见“咔嚓”一声，就站不住了。到荆门医院一透视，骨头裂了。又不能走动，只好暂时
呆在江山大队的同学那里，等我们收拾东西过来送他。
第二天，我们把他背到长途汽车站。跟其他等车的人说了很多好话，才上了去沙市的长途汽车。范镇峰的腿打了石膏，必须伸直放着。他想放在车头的盖子上，但司机死活不让，只好勉强半坐着。好容易挪到沙市，赶快到了船码头。那里有艘去武汉的轮船正准备开船。我们说明了情况，好在那时候对知青还是很照顾的，马上就补了两张票，于衍正扶着范镇峰上了船，由他把范镇峰送回武汉。
他们两人上了船，靠着栏杆看着我。这才发现我一无证明，二无钱粮，不由得担心地问：“你怎么回去哪？”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总是要回去的，慢慢想办法吧。”
船开了，我感到累极了，在码头上好好地休息了一会才离开。这才开始想回荆门的问题。钱是肯定搞不到的，唯一的办法是混一辆货车回去。我在沙市走来走去，混到晚上，偶然间碰见了二附中的方昌浩老师，他是来搞外调的。我就在他的房间里混到晚上，还混了一餐晚饭。到快十点时，就告别方老师出来了。我不愿意和他说太多的情况。
那一夜，我在停车场里转了很久，仔细研究每一辆车可能的去向，挑了几辆可能是去往荆门的对象。就靠着一面墙睡着了。天一亮，我立刻紧张起来：这可是关键时刻啊。早饭后，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动起来，终于我看中的那辆车也发动了。我立刻走到门口，等它慢慢朝外开出来，趁司机不注意，从后面跳了上去，赶快趴在车上，车就这样开走了。
车开的很快，一下子就到了十里铺。看到已经进入荆门县的地界，我也放心了。我正在车上东张西望，汽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司机一回头看见了我，他大声喝令我下来。我懒得和他讲什么，就下了车。反正最多四、五十里地就能到家了，对我们这些“长征老干部”来说，算不了什么。
我正沿着公路往北走，突然看到路边的田里有几个女孩子朝我走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二附中初中的同学万力、王欣和高远志，还有郭桂梅、蔡加青、李祖平他们几个。他们下到团林区的几个小队里，正在路边不远的地方上工。
他们把我带到住的地方。我已经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所以就先安排我休息。我一直睡到大家中午收工回来。中饭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围在一起。这些女孩子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这几个月来的情况，真的把我当作大哥哥一样。晚上，他们在堂屋里给我铺了一张床。我坐在床上，看到郭桂梅拿着一根很粗的杠子走过来。我奇怪地问：“你做什么？”她很认真地说：“要用它把门顶住啊，这样晚上睡觉就安全了。”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有我这么大个人在这里，还用得着用顶门杠吗？”她想想也是，就放了下来。我问他们：“你们每天都这样顶门吗？”他们说：“当然了，要不然很可怕，会睡不着的。”我不由得想起在学校时，她们那些“胆大包天”的行为……。我很奇怪地问：“你们在学校时不是胆子很大吗？我觉得有时候比男生胆子还大哩，怎么现在胆子变得这么小了？”他们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原先是有你们男生撑腰才胆大的呀！”我听了不由得笑着摇了摇头。
第二天吃了早饭，告别了这些初中的同学，回到队里。队长正在担心我没有钱怎么回来，生怕我会出事，不好交差。张崇武安慰他说：“你放心，江育林不要钱也能过日子的。”我真的回来了，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小队。除了知青，几乎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三天我是怎么生活的，又是如何回来的。对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和河南老乡的“战斗”
我们刚下乡不久，老乡就告诉我们：这里不光我们是外来人，还有很多从丹江那边迁移过来的河南老乡。原来修丹江水库时，由于水位上升，淹没了河南省南阳地区淅川县的部分土地，政府就把他们作为移民安置到荆门县。有好几千人，分散在各个公社。革集公社就来了几百人。但是他们不愿意被分到各个生产队里，而是集中住在公社的一条岗子上。
这可能是政府最大的失误：南阳地区主要是在旱地种植棉花。因此河南移民对水田很不熟悉，不愿意到生产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放任他们集中住在一起，就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做，就在革集街上开了个茶馆，凡是干部不论大小队长，都是脱产干部。每天除了泡茶馆外什么事情也不干，主要任务就是和政府谈判，索要补偿。而普通老百姓则陷入困苦之中，生活难以保障。无奈之下，就成群结队地到四周抢东西。到当地人的菜园子里割菜、砍树，庄稼熟了就先去抢收等等。一旦有了矛盾，政府害怕乱，就偏袒移民。所以那些移民也就以歪就歪，更加气势汹汹。当地人是又恨又怕，把他们也无可奈何。
我们是春节后才开始体会到这一点的。一天早上，突然听见有人在大喊：“快来人啊，他们又来抢东西了啊！”我们几个知青跑出来一看，原来一大群河南老乡正在冯如生的菜园子里大砍白菜，还在锯一棵大树。我们愤怒极了，提着镰刀就冲了上去：“你们这不是成了强盗？怎么可以光天化日下跑到别人的菜园里抢东西！”谁知他们满不在乎地说：“我们没有吃的了，没有用的了，你说怎么办？”我们气坏了，扬起手里的镰刀，和他们对骂起来。他们第一次看到知青，心里可能也有点虚，就骂骂咧咧地撤退了。如生的菜园子里被整得一塌糊涂，老太太伤心地哭了起来。我们问：“政府不管吗？”老乡们摇摇头：“没有用的，要是告到上面去，肯定是护着他们的。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啊！”我们几个安慰他们说：“不要怕，有我们呢。”
后来，各个队里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都是知青们出面把他们赶走了。于是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河南人开始把矛头对准了知青。
一天上午，一群河南老乡跑到四队向知青们挑衅。他们隔着一条沟向知青叫骂，想引他们出来。但大家根本就不理睬他们。于是那些河南人得意了，以为知青一定很怕他们。就越发来劲，又叫又跳。最后终于按捺不住，跨过了大沟。虽然四队只有五个知青，但个个都是从文革的武斗中锻炼出来的，对几十个河南老乡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大家每人拿一根扁担，冲上去一顿乱打，把他们打得吱吱哇哇乱叫，有几个伤的还比较厉害。他们赶快相互扶着逃回大沟那边去了。
知青们知道他们没有吃够教训，肯定还要来捣乱。如其应付，不如干脆搞到底。于是就索性连家也不要了。和我们一商量，就躲在其他队的知青那里，看他们怎么办。
果然河南老乡们不甘心，又纠集了更多的人冲过来。到知青的屋子里一看没有人，把里面的锅盘碗盏砸得稀烂，搞得惨不忍睹。这恰恰是他们最愚蠢的地方：打掉些最不值钱的东西，造成了最坏的影响，也给我们反击提供了最充足的借口。最后，他们还把受伤最重的一个留在屋里，大概是准备用来讨价还价的。真的打错了算盘。
第二天，几个知青冲回住处，打跑了陪着的几个人，把那个受伤的家伙从床上一把拉下来，就往外面拖，还用刀放在他脖子上吓唬他，把他尿都吓出来了。我们把他扔到水沟里，然后全公社的知青都一起跑到县知青办告状去了，把几个空房子留在那里。河南老乡已经被彻底打怕了。再也不敢跨过大沟一步。
县知青办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里住了几天。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无论如何比河南老乡要重要得多。显然再支持他们是不行了，我们又比他们会说得多。最后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河南老乡被抓了几个，批评了一顿。责令他们赔偿一切损失，向知青道歉……。总之是彻底地失败了。
这次“战斗”的结局令当地老乡们高兴极了。从今以后，凡是有知青的生产队就不会再受到河南老乡的骚扰。老乡们纷纷过来表示感谢。大队领导叫小学老师用红纸写了一张感谢信，提着鸡蛋、蔬菜等食品，敲锣打鼓地跑过来向我们慰问。我们拿过食品，一个学生大声念起了感谢信：“……你们不远万里，离乡背井，来到我们这里，帮我们赶走了万恶的河南老乡……。”听罢，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心领了！
知青和河南老乡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后来，十里铺的知青也和河南老乡打开了。据说连公路都封了，总之是打得比我们这里厉害。但结果都是一样，以河南老乡失败告终。因为从道义上讲，他们是强盗；从实力上讲，他们有家有口，而我们是光棍一个，没有后顾之忧；从影响上讲，他们最受照顾的时候已经过去，而支持知青下乡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他们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
最后政府不得不做出决定：所有的河南老乡集中点必须解散，分配到各个生产队。每个小队分一家人。而他们原先的领导则分散到各级领导班子里。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学农活
开始和老乡们一起上工了。每天上工，首先要搞清楚到哪里干活。我们才知道，原来每块田都和人一样，是有名字的：“雷堰三斗”是指在一个叫雷堰的池塘下方面积约三斗的水田。北头四担大丘是指位于生产队北面的最大的一块水田……。这里的“斗”是面积单位，不是那种装粮食的斗，那是体积。三斗田是一亩，十斗田是一担。所以“四担大丘”有十几亩，算是很大的一块水田了。
男劳力首先要学习的是耕田。队长交给我牛和犁，看到牛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心里还是有些发怵。后来慢慢发现，牛个子虽大，其实很怕人，而且非常听话。犁田的时候，把左边的绳子一拉，就会朝左转；如果把绳子抖动几下，或者用鞭子敲敲犁，它就会朝右转；喊一声“吁”就会停下来。而且对它说“起脚”，它居然会把脚提起来，避免什么东西把脚缠住了。队里有个九十岁的老太太，负责放两头牛。每当想要爬上去时，就用葫芦瓢敲敲它的头，牛就会把头低下来，让她从头上慢慢爬上去。然后再轻轻地把头抬起来。老太太就坐在牛背上了。真的好通人性。
牛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如果公牛在发情期间，看到远处有母牛，就会不顾一切地往那边跑。有次我在犁田时，牛突然要跑，拉也拉不住。一下子拉断了缆绳，头也不回地跑了。所以后来我不敢再用公牛耕田，专挑母牛用。不过公牛力气大，犁田快。牛一天到晚都在抓紧时机吃东西，就是耕田时也要把随时看到的草吞到肚子里，晚上再反刍到嘴里消化。老乡们都说是：“涨不死的牛，饿不死的狗。”
其实犁田还是很好学的。你把犁把往上提，犁头就会往下走，田就耕的深。如果把犁把往下压，耕的自然就浅。水田里到处是水，每天犁田就像在水里打架。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不过在劳动时穿湿衣服没有关系，但一回家或者休息时就一定要换干的衣服，否则会受凉，或者得风湿。农忙时，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洗衣服，就是把衣服脱下来挂在竹竿上，等到衣服换完了，再从上面挑一件稍微干净一点的再穿，或者稍微拍打一下。好在农村不像城市里那样脏，就是一些泥土，脏衣服晾干后拍打一下就差不多干净了。
我在农村感到最恼火的就是不认识自己的工具。也许我对数字过于敏感，对箢箕、扁担、锹等各人的私有工具则非常迟钝。每次收工时，要么就是老乡们告诉我：“这是你的东西”，要么就等到最后，剩下的工具是我的。在我的眼睛里，好像所有的箢箕都是一个样子，哪里分得清谁是谁的。这事被大家笑话了好多次。但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学到这个本事。
农忙终于到了！不光我们，每一个农村的人都开始紧张的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春忙。这里是地多人少的地区，因此还有“熟荒地”的概念。就是原来种过庄稼的熟地，后来因为实在顾不过来而抛弃了，成了荒地。如果将来需要时，开这样的“荒地”显然要容易得多。这在天门、沔阳一带地少人多的地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地多人少，农忙也就拖的很长，几乎近一个半月。人会非常辛苦。所以一到农忙，不仅是知青，每个人都感到紧张。
队长考虑到我们六个人都是强劳力，如果轮流做饭似乎不大划算，就派了一个老太婆专门给我们做饭，以便让我们能安心劳动。其实我们很希望每隔几天能休息一下，喘口气。
早上二点多钟，我们睡得正香，北头的冯化文老头就在外面喊起来：“小江，起来了！小张，起来了！”我们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极不情愿地爬起来，跟着他走到秧苗地里去扯秧苗。大家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板凳上，弯着腰把刚长了几十厘米的秧苗扯起来，整整齐齐地捆成一把一把的，装在箢箕里。一直扯到八、九点钟才回去吃早饭。这才是出早工，正式的上工是早饭后才开始。男人基本上就是两件事：要么是把装好的秧苗把子挑到要插秧的田旁，并均匀地扔到田里。要么抓紧时间耕田、耙田，把水田整得平平整整，让妇女们来插秧。我很害怕挑秧苗，不仅仅是挑不动，而且田埂子又窄又滑，还有很多口子要跳过去。对我这个肩膀不够有力的人来说是件很可怕的事。好在北头需要耕作的田很多，妇女插秧又很快，男人忙不过来。第一年春耕我基本上是在和牛打交道，没有挑几天。
每天我们要忙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回去吃中午饭。老太婆早就把饭菜搞好，所以吃完了就要接着上工。一直要干到晚上九、十点以后才能回来。那时候人已经累得筋疲力尽，除了吃饭，什么也不想干，也不能干了。我们倒头就睡，要不然几个小时后又要被叫醒了。
在农忙期间，我们每天就像机器一样干活。到后来，人几乎都麻木了。觉得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田地，耕不完的田，插不完的秧。直到有一天，老乡们告诉我：忙完了。我才似乎醒过来。四周望去，到处是一片水色，到处是一片绿色，好美啊！几十年后，我看到有些关于农村梯田的摄影照片，我觉得每一张都像是在冯庙照的。
将近一个月下来，每个人都瘦了好几斤，但变得更结实。农忙结束后，队里放了一天假。我们就到县城里玩了一天。从队里到县城有近三、四十里山路，如果还想弯到江山的同学们那里玩玩，就还要多走几里地。一天下来要走六、七十里路，但每个知青都感到特别的开心！真是有苦才知道甜啊。
适应农村
农村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要在那里生存下去需要学习很多本事。首先走夜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天晚上我到队长家里去玩，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四周都是两米多高的黑幽幽的土墙，我沿着边摸了好远也没能找到出口。我当时真的是感到莫名其妙，好像这些墙是突然长出来的！好在那天是大晴天，还能看见星星。我根据北斗星的方向确定了我们住的位置，就不顾一切地从那个方向翻了过去，结果就走出来了。第二天白天，我特意沿着来路仔细看了半天，才发现中途有个四方形的大池塘，冬天池塘是干的。池塘里有一条很窄的渠道通向外面。我可能是在黑暗中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渠道，沿着渠道走进了池塘，所以就仿佛走进了四周都是高墙的地方。要想在黑暗中从池塘那么长的四周摸回到那么窄的渠道出口，其命中率是很低的。排除一切障碍走直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此在那个情况下，沉着冷静非常重要！
秦以钦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他晚上从荆门县城回来，想抄近路回家，结果在毫无标记的群山中无目标地打了无数个圈子，直到天蒙蒙亮才认清方向，得以回家。
在农村，打赤脚不可避免。刚开始我们一打赤脚就被扎得乱跳。看到老乡们打着赤脚大大方方地走路，真的感到很羡慕。老乡们教我们：走路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趾头要把地抓紧，不能翘起来，这样就不容易滑倒。而在割过稻谷的田里走路，一定要把脚向前推过去走，把割剩下的稻草桩子推倒，脚才能落下去，否则草桩子扎到脚板谁也受不了。慢慢地，我们也学会了打赤脚走路了。几年下来，脚后跟也打出了几公分厚的老茧。
这里蛇非常多，而且多为蝮蛇、竹叶青等剧毒蛇。有时抱起刚割倒的稻谷，下面就躺着一条毒蛇，搞得我们胆战心惊。但老乡们一点也不怕。他们做给我们看：凡是要从地下拿什么东西起来，不要用手，而是用镰刀带起来，这样即便有蛇也不会被咬到。砍柴时，先用工具拍打一下，把蛇惊走就行了。打死的蛇不要乱扔，应当挂在树枝上，要不烂在地里骨头是有毒的。几年来，也真的没有见到谁被蛇咬过。
看来，要能在农村生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像辨方向，看天气等是最基本的。防虫防蛇、打赤脚、走夜路，砍柴等更不是一下子能学会的本事。在灾难面前，农村人的存活能力比城里人要强得多。城里人只要有一个本事就足够了，其余的需求都能用赚来的钱交换。而在农村的几年生活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很多东西用钱买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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