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九月份开始，红卫兵开始大串连。最初是由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指派一些红卫兵，集体到北京去参观，被毛主席接见。回来后兴奋不已。我们这些人只是听听新闻，想都不敢想。但到后来，造反派开始造反：为什么要指定谁去才行？谁都可以去！于是，大串连的“自由行”开始了。大量的学生坐火车跑来跑去。开始，跑出去的绝大多数都是红五类。慢慢地，出身不好的人中胆子稍大一些的也跑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没有问题！不问成分，只要是学生，揣个学生证，就能免费乘车。于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我们这些黑五类也开始壮起胆子，试探着走出去了。
十月十七日，我和伍初平，周晓惠（还有一个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一起踏上南下的列车。谁也不知道这趟车开向哪里，我们也说不清楚要到哪里去。火车上的列车员看到我们上车，非常欢迎。特别看到我主动帮他做事，也乐得休息休息。火车上挤满了人，买了车票的旅客和没有买票的学生混杂在一起，而且买了票的不敢得罪没买票的。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晚上就呆在车尾。那时的旧式火车尾部有一块是露在外面的。心情很兴奋，所以也不感到疲劳。
火车一直往南开，经过长沙，株洲，衡阳，桂林，到了柳州。看到火车还要往南走，我们就下了车。在柳州玩了几个小时，等待往北走的火车，想到北京去。傍晚，终于从对面来了一列客车，我们匆匆地挤了上去。这趟列车比上一趟要拥挤多了。到处是人，行李架上，座位下，椅子背上到处是人。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要上厕所时，其它人只有转过身去不看，出去是不可能的。好在那时候人们的觉悟都很高。我们就靠在椅子旁昏昏入睡。
早上醒来，才发现这列火车虽然是在往北开，但不是去北京的，而是经贵阳，遵义到重庆的火车。西南的山区风景和湖北完全不同，到处是高山和隧道。农村里的稻草不像湖北那样堆成方方的像个大面包，而是在地上栽一根大竹竿，然后把稻草围着它一圈一圈地缠绕成一个大鸟窝一样的球形体。房子也都是有楼上无楼下的竹子搭建的阁楼，很有趣。经过遵义时，火车从乌江上经过。觉得好高啊，峡谷好像深不可测。乌江显得很小很窄。
又过了一天，清早蒙蒙亮，火车到了终点站—重庆。我们睡眼惺忪地走出车站。这儿没有一块平地，除了上坡就是下坡。在街上，我们看到一个卖草鞋的商店，五分钱一双草鞋。我们每人买了一双。其实草鞋穿起来挺舒服的，又轻又软和。只是不经穿，不到两天就破了。我想：当年红军长征时大概每天需要一双草鞋吧。
在重庆，我们参观了渣滓洞和白公馆。然后在街上看了看，就回到火车站，想继续往前走，看能否到北京去。当时的重庆火车站在江边，所以要乘一个斜斜的缆车下去。每次每个车厢往下走可以坐十五个人，往上走只能坐十个人，这样几乎不要能量就可以把人自动地拉上去了。我看那个管缆车的人好像只是在控制一个刹车。我想知道，如果上面的人都下来完了，而下面还有人要上去时该怎么办？
我们又坐上火车，继续往前走。经过成都平原，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进入秦岭。烧煤的火车头也变成了电气机车，而且是两个一起拉。可见上坡之艰难。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看来的确是这样啊。
翻过秦岭，就到了西安，火车也不走了。本来打算就在西安看几天的，但一下火车，迎面就是飞沙走石，天是灰蒙蒙的。地上全是沙子，连嘴巴里也有沙。整个一个黄色，太倒胃口了！于是我们决定不出去了，就地再等下一趟车吧。
下午，我们终于等来了一趟列车。上车后才知道是沿陇海线一直向东到上海的。虽然不能去北京有点令人失望，但觉得上海好像也不错，去看看吧。
在西安上来了很多学生，但都是初中甚至小学的孩子。挤在我们周围的是一堆女孩，就像飞来一群麻雀，成天叽叽喳喳的，热闹非凡。有个最小的女孩不停地要吃东西，每次又只吃一点。所以总是听见她在叫唤：“姐，给我拿一片馒头来！”。
火车快到南京时，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上海人。他很和气，也很健谈。滔滔不绝地跟我讲做人的道理。不过我的瞌睡太大，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到了浦口，那人也不见了。由于那时候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必须拆成好几段，拖到大轮船上，再开到对岸南京，然后重新装配好。从浦口到南京，用了四、五个小时。
火车到达南京时已是夜晚。车里人太多，如果是几个人一起出行还能相互帮忙，一个人就很麻烦了。几天下来，吃饭喝水都很困难。当时车厢里有个小伙子，可能和同学们走散了，一个人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吃东西。当火车停在南京站时，他眼睛死死地盯着站台地面上一个个做标记的圆石头，问站台上的人：“那东西能吃吗？拿一个上来看看。”我们吓坏了，赶快找人匀了两个馒头给他吃，怕他饿死了。
等我们到达上海，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一下火车，正好赶上游行。我们糊里糊涂地被别人拉进了游行队伍。每人还要帮忙举一面旗帜，不过不是很大。稀里糊涂地游了半天，还好是在闹市中游行，我们边走边看，也免得再来了。快到中午时，我们说要上厕所，把旗帜交给旁边的人，就溜了出去。
上海的确是个大城市，什么都很大。不过那时候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什么也看不清楚。唯一印象很深的是上海的小便池就在马路边，行人居然就在马路上小便，似乎不够文明。伍初平满不在乎地也在马路上拉尿，我拉不出来，仍然在到处找厕所。
后来我们参观了上海音乐学院，那里有专门批判贺禄丁的展览。据说他把黄金藏在钢琴脚里。我很奇怪，造反派是怎么发现的？难道他们把钢琴都砸烂了？不过贺禄丁的《游击队歌》还是很好听的。
上海玩了几天，人也累了，有点想回家。于是又上了火车。火车慢慢地走，从杭州，再向西，经过株洲，长沙，开始向北开。火车上的人激动起来：莫非这是去北京的车？大家开始幻想去北京的情形…….。
火车走啊走，半夜里突然停了下来。天亮后，我们才知道是停在岳阳。原来这趟车真的是去北京的，但任务是接被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离开北京，所以必须是趟空车。过岳阳时发现里面有人，被拒绝通过，就这样被拦下来了。
这趟车没有卖票，里面全部是学生。问题也正在这里：学生可不是好惹的！如何处置这些人就是件很头疼的事。铁路上送来了肉包子和汤。大家有吃有喝，但就是不愿下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谈判，决定按照学生证的地址，在从岳阳到北京沿线的人可以上车。但必须在居住地下车，绝对不能上北京。而其他学生必须下车，等对面的火车把他们带走。于是我们这些家在武汉的就上了车。
火车悄悄地走了，在每一个站都不是停在站台，而是停在离车站很远的地方，偷偷地把一些人放下来就走。到了武汉，也是在离武昌火车站一公里前的地方停下来，把我们放下来，再继续向前走。就这样，我们终于在半夜里回到了武汉。第一次串连就这样结束了。从来没有坐火车旅行的我这次过足了火车瘾。我觉得这简直就像是在上演现代的《八十天环游地球》。真开心啊！
回武汉以后，好些出身不太好的人也出去跑了一、两次，都感到很受鼓舞。大家决定壮起胆子到北京去，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呢。大家商量好了，乘十一月十日凌晨的火车，一起出发！
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也是很神圣的地方。那时，每个人都把能去北京当作一件天大的事情。以前，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心里好羡慕啊！想不到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总感到像在做梦一样。
九号上午，我就准备好了行装。才下午两点，我就早早地来到车站。同学们一个也没有来。我坐在那里一直等呀等，直到太阳落山，他们才开始一个个地到了。我不由得埋怨起来。好容易人到齐了，大家进了月台，直到半夜，火车还没有来。我们把眼睛都望穿了。
火车一点也不理解我们的心情。从武汉到北京，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两天半。特别是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十号和十一号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时，简直要把人急疯掉了。要是有两只翅膀的话，恐怕早就飞走了。
十二日下午，火车终于到了永定门车站。我们被带到天坛南门外的一个大广场，那里搭满了篷子，这就是红卫兵接待站。为了便于寻找自己住的位置，每个篷子都编了号，我们都住在四十号棚里。睡的是草垫子，一天两餐，早上是鸡蛋汤，晚上是白菜烧肉，主食是馒头。解放军战士负责训练我们。第一天刚到，一个当兵的就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大声说：“红卫兵小将们，欢迎你们来到北京！现在由毛主席请客，每天吃饭不要钱！”大家都激动得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人激动的热泪盈眶。其实，棚子里面什么人都有。有的人天天躲在棚子里玩，吃完了就打架。有的是从很穷的地方来的，觉得在这里吃得比家里好多了，因此感到特别的幸福。
第二天，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面有抗大展览和泥塑《收租院》展览。我们很想看看故宫里面是什么样子，但那是封资修的重灾区，绝对不能看的。只看了看前门。
随后的几天，我们都是东奔西跑，到处抄写大字报。北京已经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随处可见的就只有大字报栏，它遮住了所有你想看的东西。无论是中宣部、团中央，还是北京市委，都是一个模样。就连东交民巷里的大使馆门前，也是刷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只有军事博物馆还稍微强一点，能够看到一点其它的东西，像飞机，大炮等等。
经过几天的奔波，大家累了，好几个人都病了。于是在棚子里休整一天，洗洗衣服。这时听到中央关于即将停止串连的指示。大家不由得暗暗庆幸，差一点就失去这个机会了。第二天，我们赶去天安门照相留念。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一回北京呢？照张相做纪念吧。然后偷偷溜到动物园，那里有很多奇怪的动物，真是大开眼界哩！晚上一回来，就得到通知：一、从今天起，集中训练，准备毛主席接见。二、天气太冷，要搬家，分散到居民家去住。解放军对我们说：这次毛主席接见要改一下，让我们组成方阵，像检阅一样通过天安门。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毛主席，毛主席也能看到每个人。大家高兴的跳起来。
接着，我们都进行了编队。我们几个都在117师2团4营13连3排2班。规定大家必须训练一天，串连一天。头一天全团训练，大家像乌合之众，走得很不象样，怎么也看不顺眼。结果几次开会学习，把大家好好修整了一番，第二天就好多了。我们在休息时看到北京的学生也在训练，他们走正步比我们好多了。到底是北京的学生啊，见多识广，走路都比我们强。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紧急通知：明天毛主席接见。大家做好一切准备，要求三点半起床。但到了半夜又通知不去了。原来是上面认为大家还没有训练好，而且有人没有组织纪律，半夜就开始跑到天安门睡觉。所以临时改期。大家真失望。
十一月二十五日，通知我们今天可以自由活动。大家跑出去看大字报。不料，在吃晚饭时看到电视里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我们大吃一惊，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一共安排了两天。我们是第二拨，虚惊一场。
十一月二十六日，今天终于轮到我们了。但不是检阅，而是站在天安门广场里等待。从清晨一直等到下午，毛主席才坐着敞篷汽车从天安门出来，一晃就过去了。整个广场一片沸腾。据说人散场后，光鞋子就捡了一卡车。
接见后，又到处看了几天的大字报。由于住在居民家里，离大学太远。我们打算搬到北大去住。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根本不接待，只好睡在礼堂的舞台后面。那里倒是挺暖和的，但是吃饭要自己花钱了。而且外面真冷，只要在外面走十分钟，简直就不敢进门了。一碰到暖气，冻僵的耳朵就会痛得眼泪都流出来。我们这群在武汉长大的孩子根本就受不了。在马路上能看到一群群的学生披着被子走路，活像二次大战中被俘的德国兵。只好打道回府，匆匆地到火车站办了张车票回家。
再见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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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连
九月份开始，红卫兵开始大串连。最初是由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指派一些红卫兵，集体到北京去参观，被毛主席接见。回来后兴奋不已。我们这些人只是听听新闻，想都不敢想。但到后来，造反派开始造反：为什么要指定谁去才行？谁都可以去！于是，大串连的“自由行”开始了。大量的学生坐火车跑来跑去。开始，跑出去的绝大多数都是红五类。慢慢地，出身不好的人中胆子稍大一些的也跑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没有问题！不问成分，只要是学生，揣个学生证，就能免费乘车。于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我们这些黑五类也开始壮起胆子，试探着走出去了。
十月十七日，我和伍初平，周晓惠（还有一个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一起踏上南下的列车。谁也不知道这趟车开向哪里，我们也说不清楚要到哪里去。火车上的列车员看到我们上车，非常欢迎。特别看到我主动帮他做事，也乐得休息休息。火车上挤满了人，买了车票的旅客和没有买票的学生混杂在一起，而且买了票的不敢得罪没买票的。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晚上就呆在车尾。那时的旧式火车尾部有一块是露在外面的。心情很兴奋，所以也不感到疲劳。
火车一直往南开，经过长沙，株洲，衡阳，桂林，到了柳州。看到火车还要往南走，我们就下了车。在柳州玩了几个小时，等待往北走的火车，想到北京去。傍晚，终于从对面来了一列客车，我们匆匆地挤了上去。这趟列车比上一趟要拥挤多了。到处是人，行李架上，座位下，椅子背上到处是人。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要上厕所时，其它人只有转过身去不看，出去是不可能的。好在那时候人们的觉悟都很高。我们就靠在椅子旁昏昏入睡。
早上醒来，才发现这列火车虽然是在往北开，但不是去北京的，而是经贵阳，遵义到重庆的火车。西南的山区风景和湖北完全不同，到处是高山和隧道。农村里的稻草不像湖北那样堆成方方的像个大面包，而是在地上栽一根大竹竿，然后把稻草围着它一圈一圈地缠绕成一个大鸟窝一样的球形体。房子也都是有楼上无楼下的竹子搭建的阁楼，很有趣。经过遵义时，火车从乌江上经过。觉得好高啊，峡谷好像深不可测。乌江显得很小很窄。
又过了一天，清早蒙蒙亮，火车到了终点站—重庆。我们睡眼惺忪地走出车站。这儿没有一块平地，除了上坡就是下坡。在街上，我们看到一个卖草鞋的商店，五分钱一双草鞋。我们每人买了一双。其实草鞋穿起来挺舒服的，又轻又软和。只是不经穿，不到两天就破了。我想：当年红军长征时大概每天需要一双草鞋吧。
在重庆，我们参观了渣滓洞和白公馆。然后在街上看了看，就回到火车站，想继续往前走，看能否到北京去。当时的重庆火车站在江边，所以要乘一个斜斜的缆车下去。每次每个车厢往下走可以坐十五个人，往上走只能坐十个人，这样几乎不要能量就可以把人自动地拉上去了。我看那个管缆车的人好像只是在控制一个刹车。我想知道，如果上面的人都下来完了，而下面还有人要上去时该怎么办？
我们又坐上火车，继续往前走。经过成都平原，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进入秦岭。烧煤的火车头也变成了电气机车，而且是两个一起拉。可见上坡之艰难。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看来的确是这样啊。
翻过秦岭，就到了西安，火车也不走了。本来打算就在西安看几天的，但一下火车，迎面就是飞沙走石，天是灰蒙蒙的。地上全是沙子，连嘴巴里也有沙。整个一个黄色，太倒胃口了！于是我们决定不出去了，就地再等下一趟车吧。
下午，我们终于等来了一趟列车。上车后才知道是沿陇海线一直向东到上海的。虽然不能去北京有点令人失望，但觉得上海好像也不错，去看看吧。
在西安上来了很多学生，但都是初中甚至小学的孩子。挤在我们周围的是一堆女孩，就像飞来一群麻雀，成天叽叽喳喳的，热闹非凡。有个最小的女孩不停地要吃东西，每次又只吃一点。所以总是听见她在叫唤：“姐，给我拿一片馒头来！”。
火车快到南京时，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上海人。他很和气，也很健谈。滔滔不绝地跟我讲做人的道理。不过我的瞌睡太大，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到了浦口，那人也不见了。由于那时候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必须拆成好几段，拖到大轮船上，再开到对岸南京，然后重新装配好。从浦口到南京，用了四、五个小时。
火车到达南京时已是夜晚。车里人太多，如果是几个人一起出行还能相互帮忙，一个人就很麻烦了。几天下来，吃饭喝水都很困难。当时车厢里有个小伙子，可能和同学们走散了，一个人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吃东西。当火车停在南京站时，他眼睛死死地盯着站台地面上一个个做标记的圆石头，问站台上的人：“那东西能吃吗？拿一个上来看看。”我们吓坏了，赶快找人匀了两个馒头给他吃，怕他饿死了。
等我们到达上海，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一下火车，正好赶上游行。我们糊里糊涂地被别人拉进了游行队伍。每人还要帮忙举一面旗帜，不过不是很大。稀里糊涂地游了半天，还好是在闹市中游行，我们边走边看，也免得再来了。快到中午时，我们说要上厕所，把旗帜交给旁边的人，就溜了出去。
上海的确是个大城市，什么都很大。不过那时候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什么也看不清楚。唯一印象很深的是上海的小便池就在马路边，行人居然就在马路上小便，似乎不够文明。伍初平满不在乎地也在马路上拉尿，我拉不出来，仍然在到处找厕所。
后来我们参观了上海音乐学院，那里有专门批判贺禄丁的展览。据说他把黄金藏在钢琴脚里。我很奇怪，造反派是怎么发现的？难道他们把钢琴都砸烂了？不过贺禄丁的《游击队歌》还是很好听的。
上海玩了几天，人也累了，有点想回家。于是又上了火车。火车慢慢地走，从杭州，再向西，经过株洲，长沙，开始向北开。火车上的人激动起来：莫非这是去北京的车？大家开始幻想去北京的情形…….。
火车走啊走，半夜里突然停了下来。天亮后，我们才知道是停在岳阳。原来这趟车真的是去北京的，但任务是接被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离开北京，所以必须是趟空车。过岳阳时发现里面有人，被拒绝通过，就这样被拦下来了。
这趟车没有卖票，里面全部是学生。问题也正在这里：学生可不是好惹的！如何处置这些人就是件很头疼的事。铁路上送来了肉包子和汤。大家有吃有喝，但就是不愿下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谈判，决定按照学生证的地址，在从岳阳到北京沿线的人可以上车。但必须在居住地下车，绝对不能上北京。而其他学生必须下车，等对面的火车把他们带走。于是我们这些家在武汉的就上了车。
火车悄悄地走了，在每一个站都不是停在站台，而是停在离车站很远的地方，偷偷地把一些人放下来就走。到了武汉，也是在离武昌火车站一公里前的地方停下来，把我们放下来，再继续向前走。就这样，我们终于在半夜里回到了武汉。第一次串连就这样结束了。从来没有坐火车旅行的我这次过足了火车瘾。我觉得这简直就像是在上演现代的《八十天环游地球》。真开心啊！
北京之行
回武汉以后，好些出身不太好的人也出去跑了一、两次，都感到很受鼓舞。大家决定壮起胆子到北京去，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呢。大家商量好了，乘十一月十日凌晨的火车，一起出发！
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也是很神圣的地方。那时，每个人都把能去北京当作一件天大的事情。以前，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心里好羡慕啊！想不到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总感到像在做梦一样。
九号上午，我就准备好了行装。才下午两点，我就早早地来到车站。同学们一个也没有来。我坐在那里一直等呀等，直到太阳落山，他们才开始一个个地到了。我不由得埋怨起来。好容易人到齐了，大家进了月台，直到半夜，火车还没有来。我们把眼睛都望穿了。
火车一点也不理解我们的心情。从武汉到北京，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两天半。特别是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十号和十一号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时，简直要把人急疯掉了。要是有两只翅膀的话，恐怕早就飞走了。
十二日下午，火车终于到了永定门车站。我们被带到天坛南门外的一个大广场，那里搭满了篷子，这就是红卫兵接待站。为了便于寻找自己住的位置，每个篷子都编了号，我们都住在四十号棚里。睡的是草垫子，一天两餐，早上是鸡蛋汤，晚上是白菜烧肉，主食是馒头。解放军战士负责训练我们。第一天刚到，一个当兵的就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大声说：“红卫兵小将们，欢迎你们来到北京！现在由毛主席请客，每天吃饭不要钱！”大家都激动得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人激动的热泪盈眶。其实，棚子里面什么人都有。有的人天天躲在棚子里玩，吃完了就打架。有的是从很穷的地方来的，觉得在这里吃得比家里好多了，因此感到特别的幸福。
第二天，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面有抗大展览和泥塑《收租院》展览。我们很想看看故宫里面是什么样子，但那是封资修的重灾区，绝对不能看的。只看了看前门。
随后的几天，我们都是东奔西跑，到处抄写大字报。北京已经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随处可见的就只有大字报栏，它遮住了所有你想看的东西。无论是中宣部、团中央，还是北京市委，都是一个模样。就连东交民巷里的大使馆门前，也是刷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只有军事博物馆还稍微强一点，能够看到一点其它的东西，像飞机，大炮等等。
经过几天的奔波，大家累了，好几个人都病了。于是在棚子里休整一天，洗洗衣服。这时听到中央关于即将停止串连的指示。大家不由得暗暗庆幸，差一点就失去这个机会了。第二天，我们赶去天安门照相留念。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一回北京呢？照张相做纪念吧。然后偷偷溜到动物园，那里有很多奇怪的动物，真是大开眼界哩！晚上一回来，就得到通知：一、从今天起，集中训练，准备毛主席接见。二、天气太冷，要搬家，分散到居民家去住。解放军对我们说：这次毛主席接见要改一下，让我们组成方阵，像检阅一样通过天安门。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毛主席，毛主席也能看到每个人。大家高兴的跳起来。
接着，我们都进行了编队。我们几个都在117师2团4营13连3排2班。规定大家必须训练一天，串连一天。头一天全团训练，大家像乌合之众，走得很不象样，怎么也看不顺眼。结果几次开会学习，把大家好好修整了一番，第二天就好多了。我们在休息时看到北京的学生也在训练，他们走正步比我们好多了。到底是北京的学生啊，见多识广，走路都比我们强。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紧急通知：明天毛主席接见。大家做好一切准备，要求三点半起床。但到了半夜又通知不去了。原来是上面认为大家还没有训练好，而且有人没有组织纪律，半夜就开始跑到天安门睡觉。所以临时改期。大家真失望。
十一月二十五日，通知我们今天可以自由活动。大家跑出去看大字报。不料，在吃晚饭时看到电视里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我们大吃一惊，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一共安排了两天。我们是第二拨，虚惊一场。
十一月二十六日，今天终于轮到我们了。但不是检阅，而是站在天安门广场里等待。从清晨一直等到下午，毛主席才坐着敞篷汽车从天安门出来，一晃就过去了。整个广场一片沸腾。据说人散场后，光鞋子就捡了一卡车。
接见后，又到处看了几天的大字报。由于住在居民家里，离大学太远。我们打算搬到北大去住。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根本不接待，只好睡在礼堂的舞台后面。那里倒是挺暖和的，但是吃饭要自己花钱了。而且外面真冷，只要在外面走十分钟，简直就不敢进门了。一碰到暖气，冻僵的耳朵就会痛得眼泪都流出来。我们这群在武汉长大的孩子根本就受不了。在马路上能看到一群群的学生披着被子走路，活像二次大战中被俘的德国兵。只好打道回府，匆匆地到火车站办了张车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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