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就转到广埠屯小学读书了。我个子小，坐在较前排的位置，和一个叫张开俊的女孩同桌。她妈妈在广埠屯商场当售货员。我很不喜欢她，可能是她的鼻子不太好，经常用手绢按住鼻子，发出很大的响声。所以我叫她“鼻涕虫”。我用粉笔画了条“三八线”，只要她一越过白线就狠狠地打一拳。其实，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对女孩子感兴趣的。觉得女孩子好哭，喜欢打扮，胆子小，没有用，总之是不屑一顾。直到初中快毕业了，才突然觉得自己班上的女孩子其实个个都挺漂亮的。特别是那时开始有点近视了，觉得女孩子个个都很完美。后来读了郭沫若自传体的流氓小说，才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郭沫若那时候也是觉得周围的女孩子个个美若天仙，但后来配了一副眼镜，才知道其实并非如此。不过我想还是不戴眼镜比较好，心情要愉悦些。
广埠屯小学的老师比起阅马场小学来要可爱多了，对每个同学都很好。虽然有时也破口大骂不听话的学生，但没有看到他们会把某个人看死。班主任姓谷，是个矮矮胖胖的女老师。她教我们语文，说一口上海话，听课有时不是很懂。那时候提倡用汉语拼音，即不写方块字，直接用拼音字母。不过这样可能太离谱，只搞了一年就搞不下去了。在我们的课本里还有几课是纯粹用拼音字母写的。让人看了头皮发麻，连断字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例如：“XIAN”应当是读先生的“先”，还是读“西安”？记得谷老师有一次教我们读一篇这样全部是拼音写成的课文。我们谁也看不懂。谷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首嘲笑算命先生的诗，她朗诵道：
“算命先生好说空，
指南指北指西东，
山川果有好风水，
何不埋他老祖宗？”
我觉得有趣极了。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我居然又遇到了谷老师。但那时她已经不再教书，而是在水利电力学院的粮店里卖米卖油。更叫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是我们一个研究室同事姚卫建的妈妈。
那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有一次我去水院粮店里买米。突然看到一个酷似谷老师的妇女在粮店里卖东西。我仔细看了半天，然后小心翼翼地试探到：“请问你是不是姓谷？”她没好气地说：“你管我姓什么？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又问：“你是否在广埠屯小学教过书？”她哼了一声：“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看来谷老师这辈子不是很顺。我高兴地对她说：“谷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叫江育林啊。”她看着我，想了好久，说：“嗯，你是医科院的？”我非常惊讶，谷老师居然还记得我是哪里来的孩子。于是，她非常热情地问我的过去和现在。才知道她的儿子就和我在同一个研究室里。
教我们算术和自然的是个年纪较大的韦老师。他讲课极富感情。讲到台湾，他会流下眼泪；讲到播种，会把手在教室里扬来扬去，仿佛这里就是水田。韦老师教我们如何用盐水泡谷子，来鉴别饱满的稻谷和空壳子。不过这些知识后来在农村没有用上。因为每年生产队要培育上万斤谷子的秧苗，哪有功夫这样泡盐水。多撒一点就是了，空壳子就让它烂在地里也没有什么不好。韦老师的大女儿也在这个班上，但从来没有看到他对自己女儿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
历史老师是个叫陈太戈的圆圆脸的男孩。我叫他男孩，是估计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不会大过十岁。但是他讲起历史来简直就是在讲故事，叫人听得津津有味，也很容易记住。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其历史事件则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上高中后，有天我遇见他，很有礼貌地对他鞠了一个躬，叫了一声：“陈老师好！”不料他满脸通红地跑掉了，好像很不好意思一样，搞得我莫名其妙。
我们班上的同学几乎都是来自两个地方：医科院（包括防疫站）和电校（即武汉电力专科学校）。我们的父母也几乎都是同事，所以大家就特别的熟。当然也常常有乐极生悲，打架吵架的事情，过几天就好了。小朋友越打架，感情就越深。而在阅马场小学期间，我从没和任何一个人吵过架，连吵架的欲望也没有。这一段日子和在阅马场小学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广埠屯小学，我也从来没有害怕过考试。记得有次考历史，我一下子就答到最后一个小题。看看时间还早，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不料睡着了。等到打下课铃要收卷子时，才发现还有一个小题没有做，于是就被扣了半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埠屯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前面弯弯曲曲的碎石子路也被笔直的武喻公路代替。广埠屯商场也再加高了一层楼，变得大气多了。广埠屯和我们的国家一样，也在一天天地变好。
到了一九六零年九月，我终于小学毕业了。那时候都是统一分配，连考试也不用。几乎整个班级都一起被分到在吴家湾的一个新成立的中学——华师二附中。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象熊光荣，韦怡等，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别的学校。但是当他们转了一圈再回到华师二附中时，无一例外地被降了一级，落在了我们后面。
快乐的广埠屯小学！
作者江育林 摄于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