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的友智还带来一个消息，任生离婚了。
友智目光如炬地盯着我，仿佛我是罪魁祸首。“他还不让我告诉你，让我替他保密。”
我极其惊讶，“什么时候离的？”
“就是上次你们见过面之后。闹了一段时间，还是离了。这个家伙，小孩儿才三岁。他自己净身出户。”友智说着长叹一口气。
我很为那个小小的孩子痛心。“你怎么不拦着他。”我气愤地指责友智。离婚不是儿戏，何况有了小孩。
“拦不住这小子。他忘不了你呗。看见你就丢了魂了。”友智的嘴角又撇上去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他总是惟恐天下不乱。
“别往我身上扯。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我推卸着自己的责任，眼前却浮起那次醉酒后任生看向我的目光，那里面仿佛有无穷无尽的悲伤。
“离了也好。婚姻不幸福简直生不如死。”友智忽然一脸决绝的凛冽。
想到如今友智身上日益明显的颓废之气，我便沉默。友智早就不再写诗了。
“诗？诗是什么？诗是屎！”有一次友智酒醉后说。
“粗俗！”我立即打住他。
“粗俗怎么了。现在这世道不粗俗还怎么混？！诗人都去自杀了！”友智梗着脖子大声质问。我知道他质问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
我可以想见那个我已经远离却始终存在的友智他们浮沉其中的世界。即使或许还残存着深夜里清醒而疼痛的抗争，那个曾像春天的竹林一样清洁的少年，终究梦一般无痕地消失在一张满面沧桑与风尘的中年男子的脸上。
陈佳之前跟我提过几次，友智的婚姻好像也不是十分幸福。听说友智的高知岳父岳母并不满意他这个自强不息早已脱胎换骨的乡下女婿，举止言谈里更掩饰不住对友智父母的轻视，这让友智尤其不能容忍。
让我深感无力的是，作为朋友，对他们的婚姻我能给出的只有一双聆听的耳朵和同样迷茫无助的沉默。对友智是如此，对陈佳亦是如此。
“婚姻真熬人啊！我有时候觉得我都快抑郁了。”陈佳有一段时间对着我长吁短叹，那时她正在婚姻的热锅上被烧烤得焦头烂额，他们的婚姻随时都有瓦解的可能。
陈佳跟我说起她和刘端正那些各种在我看来非常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得争执的争执时，我半是难以想象半是深表理解。
经过漫长婚姻的洗礼，我已经知道，人心有多复杂，婚姻就有多错综，或者说更甚。每个人对每一件事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态度，而婚姻中的两个人在无以逃避的近距离的观点咬合的过程中，无一不伤痕累累。
有多少爱情经得住婚姻和生活全方位无死角巨细靡遗地摧残？想来婚姻的兴亡存续，其实完全取决于个体的痛感差异与忍耐能力了。
我越来越发现，对不关己的人与事我们非常善于轻描淡写大而化之，事到临身则往往出乎意料地在意，甚至锱铢必较睚眦必报。而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地觉得，只有自己才掌握着真理，只有自己才是所有伤害行为的受害者。
或许当我们经历了人生，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全局，发现事实其实并非如此的时候，往往已经太迟，像马尔克斯说的“智慧已无用武之地”。
可是当我们一无所知的时候，谁又能阻碍我们义无反顾地错下去呢？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结婚时我们不懂人生。”我曾经笑着如此回应陈佳。那一笑里有我自知的五味杂陈。
无数个漫漫长夜里，我也曾经茫然自问，我可以向谁提起因对婚姻无知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诉讼。
我结婚时对于婚姻的概念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过段时间生了孩子，然后一起养大小孩。在我眼里，他们过的是跟我一样日升月落的日子。婚姻就是过日子。我这样认为。没有人告诉我，除去各种超出意想纷纭繁复的鸡毛蒜皮的琐事，婚姻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性。
我是在结婚之后才知道，自己有着严重的性洁癖。这种洁癖将世人普遍以为的欢愉在我身上转化为难以言表的痛苦。
有时候，仅仅在有时候，我想过，如果与我每夜赤身相向的不是之鉴，而是任生，我还会觉得性是一种酷刑吗？
只是任生，对我来说，他总是那么难以捉摸的一个人。
任生离婚的消息固然让我震惊，然而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任生竟然从未跟我提起过，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面对我。任生的守口如瓶我是见识过了。
那天我并没有告诉友智，其实我跟任生已经在微信上联系了一段时间，回想起来，应当就是他离婚之后不久，任生主动要求加我微信好友。
任生加我之后，总在深夜时候发过来几句在我看来可有可无的话，或者只是发来一段搞笑视频。陈佳得知就一脸坏笑提醒我，“小心啊，他该不是要打算重新追求你吧。”
“怎么可能呢。”我说。“他又不是不知道没有可能了。”
不会有这个可能了。我已经为人妻为人母，即便心中还有爱，有不死的盼望，却从来不期待梦想会真的实现。我以为任生也该有这样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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