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额头上的那道疤,还不会太丑吧?
每到中国年的年初二我都会想起这个问题, 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的,但是年年都会问自己一遍。
60年代末,我在外面躲藏了二年多后,重新回到上海。
妈妈不想让我去上山下乡,怕我的身体扛不住繁重的农活, 因为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哥哥也怕女孩子出去吃亏了。 于是在上山下乡紧密的锣鼓声的间隙中, 我怀里揣了妈妈集赚下来的20元人民币,逃出上海, 过了二年多的“流浪”生活。
先到了我父亲的老家浙江诸暨,父亲的姐姐我娘娘家。娘娘是中农, 姑父是杀猪的,家境在当地算是很不错的。 娘娘每天早饭都会招待我喝一大碗米酒, 也许这是当地招待客人的习惯吧, 也许娘娘同情我这个刚刚丧父的小女孩。已至于我后来酒量很好。 在娘娘家呆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上海的工宣队就找上门来了。 幸亏娘娘人缘好。公社先给娘娘报了信。
于是第二天一早,姑父挑着担子把我送到了10几里外的火车站, 于是我又塔上了去外婆家的火车。
外婆的家在杭州郊区。外婆的家是一个5间房的大房子。 大舅舅家住东头二间,小舅舅家住西头二间。中间外公外婆住, 外公是菜农,但那时已经不下地了。大舅舅是农民,种菜, 小舅舅是工人,在城里上班。我在大舅舅和小舅舅二家轮流吃饭。
这样过了二三个月,上海的工宣队又找来了。 小舅妈是村里的居委会委员,她说我不能住了,小舅舅不肯, 他说他是红五类,外甥女来住怕什么。大舅妈也说不用怕, 大舅妈还说我住这里是小舅妈去告发的。 但是我看小舅舅和小舅妈吵,小舅妈和大舅妈吵,我也住不下去了。
于是妈妈的二姐姐把我接去了。 二阿姨住在九堡就是钱塘江看潮的地方。二阿姨家很穷,孩子多, 阿姨姨夫都抽烟厉害,家里的屋顶是用稻草盖的。 他们家养了好多头猪,我帮他们喂喂猪,扫扫院子, 反正也是没有空的。
后来妈妈的大姐姐说,我住那里太苦,亏待了城里的小姐, 于是把我接到了她我的大阿姨家。大阿姨住在新塘镇镇上。 大姨夫是很老实的人,几乎都不说话。他们有一个儿子, 但是好像智力有问题,娶不到当地的老婆, 于是就到金华穷乡村去买了一个回来。结果那女人特别能干, 后来家里都是她管了。大阿姨一家都不做事。 很多年前他们也是菜农。 有一次中了彩票把镇上所有的房子都买下来了。 于是就靠收租过日子,因为管理不好,过一阵子就要卖掉一栋房子。 我住那里时,大概只有二栋房子了。
这样住了一阵子,上海的工宣队又找上来了。 于是二阿姨让我住到她的大儿子家去。二阿姨家因为穷, 大儿子讨不到老婆,所以是给人做的上门女婿。女家是独生女, 还在杭州城里读到中学毕业。他们家是渔民,在余杭。 我大表哥和他的丈人下海捕鱼,有时候也带着我。他们还种甘蔗。 我到现在还记得到地窖里去把成捆成捆的甘蔗拿出来吃, 吃到嘴巴都起泡。
这样住了一阵子,工宣队又找来了。 于是我二阿姨又把我弄到她出嫁的大女儿家。我大表姐比我大个5- 6岁,嫁的人家也不错。大表姐是织布的, 小小的织布机织那种织锦缎。我后来也学会了织布。
就这样躲在东家藏在西家,七七八八的,一晃差不多二年过去了。
回到上海以后, 上山下乡还在继续, 但是至少街道工宣队不会坐在你家里逼着你迁户口, 形势有点缓和了。
于是认识了一批黑五类的孩子, 同样也是在躲避上山下乡的。他们教我做病休的证明。属于病休的要么是尿出血,要么是胃出血。装胃出血的, 前一天晚上不吃饭,只吃生的猪血。装尿出血的, 去验尿时口袋里藏根缝被子的针。工宣队的人每次都陪着检查, 等在厕所门口。有时催的急,手指的血在尿液里还没有化开。 工宣队也怀疑我们做假,但是没有证据。 至少他们还没有下流到让我们开着门拉屎拉尿。 不过也有人会蹲下去看我们。
每三个月都要做一次复查,查出有问题的,三个月太平, 没有问题的于是就会三天二头上门做工作。
这样呆了年吧,觉得前途渺茫,恐怕最终的结果还是要走。 于是准备学点本事再走。三个差不多理念的女孩子走在了一起。
不知道是谁的本事,反正我们去了区中心医院。先在门诊, 很快就进入了病房,然后是手术室。
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看见的第一台手术是破腹产, 除了皮肤的切割和大量的血, 记忆中最深刻就是从肚子里拿出的大坨大坨的黄油。 那天我没有吃饭,我觉得我此生是不会生孩子的了。 没想到人的记忆被另一个更强的兴奋点盖过的时候, 原来的记忆就淡化了。
以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了妇产科,我总共接生了42个孩子, 其中包括一部分是EP的。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记对了反正就是在产门不够大时, 用剃须刀切开,帮助孩子顺利出生。我们同去的3个人, 她们都没有接满10个。因为我心狠手辣,EP一刀下去, 基本不会不够大再切的。这样的伤口在缝线时比较整齐,一般都愈合的比较好。 我还记得我用大概是6- 7寸长的针灸在孕妇的腹部扎针,以帮助疼痛的孕妇以减少产前的疼痛。 以至于有些产妇指定要我接生。我记得最多一天接过三个生产的。
过春节了,医院把我们仨姑娘当作正式的员工安排值班。
那是1970的大年初二上午,我和小六子/ 另一个同去的女孩在急诊室值班。那天大雪纷飞,路上都结了冰。 值班医生打来电话说路不好走,她就不来了, 留下二个什么都不是的女孩,才在医院学习了几个月, 在急诊室值班。
急诊室来过一二个来开感冒药的,很好打发的。
到近11点种时,急诊室来了个真正的急诊, 是个20多岁的男青年, 骑自行车摔了,摔的蛮厉害的,额头上满是血。我和小六子慌了。 二个人推来推去,大家都不敢给他缝针。但是血在不停的流着, 结果我只能顶着头皮上了。
妇科的缝针因为肉比较多,所以肌肉部分用弯的针穿羊肠线, 组织机构对起了,也不是最困难,宽且没有人看见。 但额头上就不同了。更何况从来没有做过。
抖抖滑滑的,总算缝完了。不记得羊肠线缝了几针, 外面的丝线大概缝了7针。血很快的就止住了。 确认没有大碍后我们让他回家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
从此以后我一直想知道:
你头上的疤痕会不会太丑啊?
如果这个疤痕很丑的话,你一定会恨我,是吗?
你也知道,我在当时是没有选择的。
希望我的担忧是多余的。疤痕很快就消失了, 流下的只是一次小小的摔交的记忆而已。
(不论你觉得有多荒唐,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现在会有很多后怕。)
(希望原谅,我可能没有时间回复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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