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额头上的那道疤，还不会太丑吧

你额头上的那道疤，还不会太丑吧？

 

每到中国年的年初二我都会想起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的，但是年年都会问自己一遍。

 

60年代末，我在外面躲藏了二年多后，重新回到上海。

 

妈妈不想让我去上山下乡，怕我的身体扛不住繁重的农活，因为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哥哥也怕女孩子出去吃亏了。于是在上山下乡紧密的锣鼓声的间隙中，我怀里揣了妈妈集赚下来的20元人民币，逃出上海，过了二年多的“流浪”生活。

 

先到了我父亲的老家浙江诸暨，父亲的姐姐我娘娘家。娘娘是中农，姑父是杀猪的，家境在当地算是很不错的。娘娘每天早饭都会招待我喝一大碗米酒，也许这是当地招待客人的习惯吧，也许娘娘同情我这个刚刚丧父的小女孩。已至于我后来酒量很好。在娘娘家呆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上海的工宣队就找上门来了。幸亏娘娘人缘好。公社先给娘娘报了信。

 

于是第二天一早，姑父挑着担子把我送到了10几里外的火车站，于是我又塔上了去外婆家的火车。

 

外婆的家在杭州郊区。外婆的家是一个5间房的大房子。大舅舅家住东头二间，小舅舅家住西头二间。中间外公外婆住，外公是菜农，但那时已经不下地了。大舅舅是农民，种菜，小舅舅是工人，在城里上班。我在大舅舅和小舅舅二家轮流吃饭。

 

这样过了二三个月，上海的工宣队又找来了。小舅妈是村里的居委会委员，她说我不能住了，小舅舅不肯，他说他是红五类，外甥女来住怕什么。大舅妈也说不用怕，大舅妈还说我住这里是小舅妈去告发的。但是我看小舅舅和小舅妈吵，小舅妈和大舅妈吵，我也住不下去了。

 

于是妈妈的二姐姐把我接去了。二阿姨住在九堡就是钱塘江看潮的地方。二阿姨家很穷，孩子多，阿姨姨夫都抽烟厉害，家里的屋顶是用稻草盖的。他们家养了好多头猪，我帮他们喂喂猪，扫扫院子，反正也是没有空的。

 

后来妈妈的大姐姐说，我住那里太苦，亏待了城里的小姐，于是把我接到了她我的大阿姨家。大阿姨住在新塘镇镇上。大姨夫是很老实的人，几乎都不说话。他们有一个儿子，但是好像智力有问题，娶不到当地的老婆，于是就到金华穷乡村去买了一个回来。结果那女人特别能干，后来家里都是她管了。大阿姨一家都不做事。很多年前他们也是菜农。有一次中了彩票把镇上所有的房子都买下来了。于是就靠收租过日子，因为管理不好，过一阵子就要卖掉一栋房子。我住那里时，大概只有二栋房子了。

 

这样住了一阵子，上海的工宣队又找上来了。于是二阿姨让我住到她的大儿子家去。二阿姨家因为穷，大儿子讨不到老婆，所以是给人做的上门女婿。女家是独生女，还在杭州城里读到中学毕业。他们家是渔民，在余杭。我大表哥和他的丈人下海捕鱼，有时候也带着我。他们还种甘蔗。我到现在还记得到地窖里去把成捆成捆的甘蔗拿出来吃，吃到嘴巴都起泡。

 

这样住了一阵子，工宣队又找来了。于是我二阿姨又把我弄到她出嫁的大女儿家。我大表姐比我大个5-6岁，嫁的人家也不错。大表姐是织布的, 小小的织布机织那种织锦缎。我后来也学会了织布。

 

就这样躲在东家藏在西家，七七八八的，一晃差不多二年过去了。

 

回到上海以后, 上山下乡还在继续，但是至少街道工宣队不会坐在你家里逼着你迁户口，形势有点缓和了。

 

于是认识了一批黑五类的孩子，同样也是在躲避上山下乡的。他们教我做病休的证明。属于病休的要么是尿出血，要么是胃出血。装胃出血的，前一天晚上不吃饭，只吃生的猪血。装尿出血的，去验尿时口袋里藏根缝被子的针。工宣队的人每次都陪着检查，等在厕所门口。有时催的急，手指的血在尿液里还没有化开。工宣队也怀疑我们做假，但是没有证据。至少他们还没有下流到让我们开着门拉屎拉尿。不过也有人会蹲下去看我们。

 

每三个月都要做一次复查，查出有问题的，三个月太平，没有问题的于是就会三天二头上门做工作。

 

这样呆了年吧，觉得前途渺茫，恐怕最终的结果还是要走。于是准备学点本事再走。三个差不多理念的女孩子走在了一起。

 

不知道是谁的本事，反正我们去了区中心医院。先在门诊，很快就进入了病房，然后是手术室。

 

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看见的第一台手术是破腹产，除了皮肤的切割和大量的血，记忆中最深刻就是从肚子里拿出的大坨大坨的黄油。那天我没有吃饭，我觉得我此生是不会生孩子的了。没想到人的记忆被另一个更强的兴奋点盖过的时候，原来的记忆就淡化了。

 

以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了妇产科，我总共接生了42个孩子，其中包括一部分是EP的。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记对了反正就是在产门不够大时，用剃须刀切开，帮助孩子顺利出生。我们同去的3个人，她们都没有接满10个。因为我心狠手辣，EP一刀下去，基本不会不够大再切的。这样的伤口在缝线时比较整齐，一般都愈合的比较好。我还记得我用大概是6-7寸长的针灸在孕妇的腹部扎针，以帮助疼痛的孕妇以减少产前的疼痛。以至于有些产妇指定要我接生。我记得最多一天接过三个生产的。

 

过春节了，医院把我们仨姑娘当作正式的员工安排值班。

 

那是1970的大年初二上午，我和小六子/另一个同去的女孩在急诊室值班。那天大雪纷飞，路上都结了冰。值班医生打来电话说路不好走，她就不来了，留下二个什么都不是的女孩，才在医院学习了几个月，在急诊室值班。

 

急诊室来过一二个来开感冒药的，很好打发的。

 

到近11点种时，急诊室来了个真正的急诊，是个20多岁的男青年, 骑自行车摔了，摔的蛮厉害的，额头上满是血。我和小六子慌了。二个人推来推去，大家都不敢给他缝针。但是血在不停的流着, 结果我只能顶着头皮上了。

 

妇科的缝针因为肉比较多，所以肌肉部分用弯的针穿羊肠线，组织机构对起了，也不是最困难，宽且没有人看见。但额头上就不同了。更何况从来没有做过。

 

抖抖滑滑的，总算缝完了。不记得羊肠线缝了几针，外面的丝线大概缝了7针。血很快的就止住了。确认没有大碍后我们让他回家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

 

从此以后我一直想知道:  

 

你头上的疤痕会不会太丑啊？ 

 

如果这个疤痕很丑的话，你一定会恨我，是吗？

 

你也知道，我在当时是没有选择的。

 

希望我的担忧是多余的。疤痕很快就消失了，流下的只是一次小小的摔交的记忆而已。

 

（不论你觉得有多荒唐，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现在会有很多后怕。）

 

（希望原谅，我可能没有时间回复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