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一
下午的阳光透过树荫斜照进大教室内。靠墙的一排明亮的大镜子前，十几个穿着练功服的小孩正扶着横杆，练习着芭蕾舞的基本动作。她站在孩子们身边，细心又耐心地挨个纠正着孩子们的动作，不时地抬抬这个孩子的腿，扶扶那个孩子的胳膊，正正另外一个孩子的头。孩子们的脸上带着一脸稚气，舞蹈动作都做得很认真。她喜欢这些孩子，他们天真可爱又刻苦好学，经常让她想起小时候的自己。她教了一会儿，听见门口有说话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看见几个家长正凑在门口说着什么，有个家长用手指指墙上的钟表。她看了一眼表，已经是四点零五分了，过了下课的时间了。她对家长做了一个抱歉的表情，让孩子们停止动作。她把孩子们叫到身边来，做了简短的一个课堂总结，表扬了一个动作做得特别好的孩子，然后对孩子们说：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回到家里好好复习我教的动作，一定要把这些基本动作都做得完美。将来你们要是想做芭蕾舞演员，这些基本功都是马虎不得的。好了，下课，明天见。
靳阿姨再见！孩子们纷纷拿起自己的衣服，一边往教室门外跑一边跟她再见说。
孩子们走了，大教室安静了下来。她把屋子收拾了一下，把孩子们挪动了的凳子放回原处，把地上不知是谁掉的一只袜子捡起来，放在靠墙的一个筐里。她喜欢这些淘气而又听话的孩子们，也喜欢教他们芭蕾。她对他们很严格，也很耐心。她过去一直不想要孩子，但是她现在想要了。她想有一个女儿，让女儿也从小学芭蕾。她会好好教她，让她长大之后也成为一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她坐在靠墙的一个长凳上，把放在凳子底下的自己的旅行包拿过来，从里面掏自己平时练舞时穿的一双肉色舞鞋。她知道自己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穿着红舞鞋上舞台了。她已经离开舞台三年半，而且已经二十六岁了，过了芭蕾舞演员最好的年龄了。但是她心里依然眷恋着舞台，渴望着在聚光灯下跳一支完美的芭蕾。
她伸出左脚，刚想把舞鞋穿上，发现舞鞋的帮上有些破了。这双舞鞋虽然很旧，但是她穿了很久，觉得很舒服。她俯身从旅行包里掏出了一个小针线包，从里面拿出一根针和一团线来，把线头穿过针眼，缝起舞鞋来。她熟练地把舞鞋的帮缝好，把针线包放在凳子边上，重新把舞鞋穿上。她站起来，在地上走了两步，觉得还有一点不舒服。她坐下来，脱下舞鞋用针线重新缝了一下。她再一次穿上舞鞋，走了几步试了一下，这次感觉不错，于是弯腰把针线包放回旅行包，把旅行包塞回长凳底下。她走到镜子前，两只脚尖踮起，手臂成弧形半弯过头顶，做了一个基本动作，随后跳了几段《天鹅湖》。她从小看母亲在家里的客厅里跳《天鹅湖》，那时就很喜欢《天鹅湖》。她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演员都跳过《天鹅湖》，是否在《天鹅湖》里担任过女主角也是评价一个芭蕾舞演员是否足够优秀的一条标准。她很遗憾自己在中芭的时候，中芭没有排练过《天鹅湖》，她也没有机会跳《天鹅湖》，这将成为她一生的遗憾了。
跳了一会儿芭蕾之后，她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已经五点钟了。早上徐泽宁上班前告诉她，今晚有应酬饭局，要很晚才到家。她不用着急回家，也不用做饭。她继续跳了一会儿芭蕾，直到觉得有些累了之后，才换下舞鞋和紧身衣，穿上裙子和一件白色的外套。她把舞鞋和紧身衣放在旅行包内，把旅行包挎上肩膀，向着门口走去。她在门口最后扫视了一眼屋内，看见屋内一切都干净整齐，才放心地把教室门锁好，沿着走廊向外走去。
沿着走廊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听见旁边一间教室里传出来一阵缠绵悠扬的小提琴声，演奏的是她熟悉的《梁祝》的旋律。她在教室门边停住脚步，忍不住好奇地透过门上的窗户看了一眼屋内。她看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手把小提琴顶在脖颈上，一手拿着弓，手臂紧绷着，在面对着教室后面熟练地拉着。他穿着一件白衬衫，下面是一条简单的蓝裤子和一双白色的运动鞋，个子不高但是身材消瘦，鼻梁坚挺，眉头紧簇，有一双明亮深邃的眼睛。随着他的手臂的颤动，弓在弦上灵巧地滑行着，像是一只船桨划进平静的湖水，飘来一阵如泣如诉的纠缠着热恋和哀愁的乐曲声。乐声随着呼吸在空气中颤动，像是漫天的雪片纷纷飘下，像是桃花随着落叶在水中流逝。
她沉迷在乐声里，肩上背着的旅行包不小心撞了门一下，包里面的一个水瓶发出咚的一声。小提琴手瞥了一眼门玻璃，看见了她。他手中的弓停了下来，快步向着门口走来。她有些慌张，刚想转身离开，门已经被从里面拉开了。小提琴手一手提着琴把，一手扶着门把手，很恭敬地叫了她一声：
靳老师，您好。
你怎么知道我？她好奇地看着他问。我在这里以前没见过你啊。
靳老师大名鼎鼎，这里谁不知道靳老师？小提琴手微笑了一下说。我新来的，赵大维，您叫我大维好了。下午吕老师带着我转了转，看见您在那边的大教室里带着孩子们跳芭蕾，没好意思进去打搅。我以后在这里负责教小提琴，初来咋到，将来还请靳老师多加指点和帮助。
哪里哪里，我在这里也工作时间不长，除了教芭蕾，平时也不怎么来，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提琴拉得真好，很感人，听见了就不想离开，想一直听完，很喜欢听。
我在北京看过您演出的最后一场《卡门》，大维说。那时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一门课，和几个同学轮流排队，排了两天一夜才买到票。那场演出太棒了，就是排三天三夜队也值。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亲眼见到靳老师，觉得特别荣幸。
听见大维说看过她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她觉得很高兴。那是她事业上最辉煌的顶点，一个完美的句号。大维穿着整洁，很懂礼貌，说话又谦虚，小提琴也拉得好，让她对他不禁生出一种好感来。
都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儿了，她谦虚地说。现在我们一样，都是这里的老师，是同事。不好意思，打搅了你练琴了，你继续练吧，我也要回家了。
我也要走了，大维看了一眼墙上的表说。您家住哪里？是坐公共汽车吗？
我家在省委大院，她说。坐前面的五路车直接就到了。
真巧，我也住那方向，比你远一些，大维说。我们一起坐车走吧。
车来的时候，大维提着自己的蓝色琴盒先挤上去，给她在中间占了一个座。等她上了车，大维把位子让给了她，帮她把背着的旅行包放在腿上，把自己的琴盒立在座位旁边，站在她身边拉着顶上垂下来的扶手跟她聊天。她怕琴盒被别人撞倒，让大维把琴盒放在旅行包上，她帮他抱着。大维也没客气，把琴盒放在了她的旅行包上。大维是西安人，自小在西安长大，也很健谈，给她介绍了西安的许多好玩的地方。她说她来西安三年多了，好多地方从来没去过，也没听说过。大维问她平时做什么，她说除了教芭蕾和自己练芭蕾外，别的也不做什么。
大维说话时，带着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带着幼稚的自信。看见大维，她觉得自己都老了。年轻真好，她忍不住想。大维跟她说话时，眼睛里闪烁着光彩，流露着喜悦的目光。大维说见了她特别激动，因为过去一直喜欢看她的芭蕾，也知道她是中芭最好的芭蕾舞演员，没想到在西安这里能遇见。大维问她为何不接着跳芭蕾了。
我老了，她自嘲说。跳不动了，让给年轻人了。
得了吧，他们说您十七岁就在《吉赛尔》担任女主角了，您今年多大了？
哪里有直接问女士年龄的？她笑了一下说。先告诉我你多大，我再告诉你。
二十二，大维说。
我今年二十六了，她感叹地说。过了芭蕾的最好的年龄了。
真不像，大维仔细端详了一下她说。您看着跟二十岁似的。
那你别老跟我您您的了，她笑着说。
听见大维这样说，她心里觉得很高兴。她知道自己长得年轻，徐泽宁也经常夸她看着像是一个女大学生一样。
他们一路聊得很开心。大维虽然年轻，但是知识面很广，跟她很谈得来。他们聊着在西安美术馆举行的陕西画家的画展，聊着卡拉扬，聊着施特劳斯，聊着芭蕾和音乐，聊着各自对艺术的理解。她好像在这座古城里突然发现了一个知音一样，觉得异常兴奋。在聊到前不久小泽征尔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到西安来访的盛况时，大维说：
你知道不知道，小泽征尔去年在北京访问，去了中央音乐院，在那里听《二泉映月》时，跪在了地上？
怎么呢？她有些不相信地问。
小泽说这种音乐应当跪着听，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大维说。听说他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读总谱呢，特别勤奋。难怪他成了卡拉扬的弟子，这么勤奋的人，要想不成功也难啊。
不知不觉中，省委大院快到了，大维说他家还有几站路。她把蓝色的琴盒交还给大维，提着旅行包站起来，把座位让还给大维。她谢了大维，自己背着旅行包从后门下车去了。她从车门下来，回头看时，看见大维在车窗里跟她挥手再见。夕阳从身后照过来，透过车窗，照在大维年轻而充满朝气的脸上。远处的云呈现出一种橘红色，把一座古建筑的飞檐照得通红。风撩起了她的头发，她用手把一缕头发撩到耳后，跟大维挥挥手，笑了一下，转过身向着大院走去。
看见大维身上穿的白衬衫，蓝裤子和运动鞋，她突然想起了当年的明宵。明宵现在在哪里呢？想起过去曾经以为芭蕾就是自己的生命，想起跟明宵好的时候，曾经以为爱情比生命还重要，但是如今芭蕾和明宵都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她了解明宵，知道明宵是事业型的人，无论在哪里，明宵都不会放弃他的电影。自从来到西安之后，她再也没有跟人提起过明宵，即使在志宏面前，也没有提起过明宵。她知道志宏可能有明宵的消息，但是她没有主动问过志宏，志宏也没有提起过明宵。
知道了又怎样呢？她想。她已经许诺了徐泽宁，今后不会再跟明宵有任何联系。她既不能见明宵，也不能跟明宵说话，那又何苦知道明宵在哪里，在干什么呢？但是她还是想知道，明宵此刻在哪里，在干什么。
春天不知不觉又快过去了。“冬已尽，春又暮，姻缘两字空中舞。似这般相思牵萦苦。。。”，高墙对面的居民楼的阳台上，谁家的录音机在放着电影里的一首插曲。歌声透过窗口，传进窄小的牢房里。
明宵坐在床前的一个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杆圆珠笔，正在铺在床板上的一张稿纸上写着一个剧本。他停住手中的笔，左手揉了揉写字写得有些累了的右手的指头，抬起头来凝神看了一眼墙上贴着的那张靳曦的照片，又看了一眼窗外。天空是一种揉进浅灰的淡蓝，一丝云都没有。黑色的铁丝网和几枝深绿色的杨柳枝把天空隔成不规则的小块，像是拼凑起来的图案。一只灰鸟从树枝间跳过，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消失在窄小的四方形窗口外。
长时间坐在矮小的板凳上，低着头俯身趴在床板上写字，让明宵觉得背部和腰部有些难受。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双臂，在室内来回走了几步。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埋头在写一个剧本。一个好导演，需要有一个好剧本才能导出好片子来。既然在牢中无法做导演，他想先试着写个剧本，将来也许用得着。写剧本远比他想象的要难，电影只能是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展现一个既有深度，又能打动人的故事，每个场景，每个人物，每段对话，都需要仔细推敲和琢磨。他写了第一稿后，觉得不满意，于是把第一稿放在边上，重新写了第二稿。第二稿比第一稿好多了，但是里面依然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他现在正在写第三稿，把第二稿中不满意的地方一点点纠正。
他觉得自己写得有些累了。他停在床边，看着墙上的照片，心里涌过一阵惆怅。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一点也没有消息，就像断了线飘走了的风筝，再也没有踪迹。他想忘记她，不去再想她，但是身处牢房几乎与世隔绝的他不仅没有忘记她，而且更加思念她。十四年的刑期远远看不到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熬到出狱，也不知道出狱时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更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他将来还能再见到她吗？她还记得他吗？她还能认出他来吗？他为她放弃了芭蕾而感到惋惜，为她跟着徐泽宁去了西安而感到痛心。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依然在想着她，惦记着她。每天看看她的照片成了他在牢房里唯一的慰籍。
他偶尔会梦见她。梦中的她面容模糊，看不清楚，有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面孔。在梦里她从来没有说过话，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但是他知道那是她。有一次他梦见她躺在他身边，他抚摸着她。半夜里他从一阵巨大的快乐中醒来，感觉内裤上湿漉漉的一片精液。他的头枕在枕头上，闭着眼，仔细回想着梦中的情景，回想着她的身影，她的一举一动，就像是在看一部默片。他躺在黑暗里，闭着眼把梦中的情景想了很多很多遍，直到天亮了该起床的时候。他睁开眼，一眼看到墙上的照片，心里涌上一种失落和惆怅。去年冬天，他病了，咳嗽得很厉害，几乎把肺都咳了出来。他浑身发冷，双腿蜷缩着，胳膊抱着胳膊，身子窝在被子里，头脑发热发晕，整天昏昏迷迷的。有一阵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他多么希望睁开眼能够看见她站在床边，看着他。他并不期望很多，只想看看她，跟她说几句话。狱中的生活对人的意志是一种折磨。枯燥烦闷的单身牢房生活有时让他感觉万念俱灰，仿佛自己被所有人抛弃，脑海中闪过结束余生的念头。只有对电影的热爱和对她的思念，才给了他精神上的寄托和支柱，让他努力活下去，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他在床边的小板凳上坐下来，重新拿起笔来，趴在床板上埋头写他的剧本。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是他相信磨难是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最糟糕的逆境，也有走出来的那一天。十四年总有一天会到头，那时他要回美国去，用他在狱中学到的知识和写下的剧本，去拍一部堪与大师们比美的影片。他相信她会看到这部片子，会在片子里看到他们往日的温情。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划过，他一遍遍地读着，写着，写下一行行的字，又艰难地划掉一行行的字。周围的牢房的灯都关了，只有他的牢房的灯还亮着。当他写下一行行字的时候，他沉浸到了剧本里，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喝水，忘记牢房，忘记了自己。直到夜深了，他困得眼睛睁不开了的时候，他才放下笔，把稿纸从床板上收起来，放到枕头边，躺倒床上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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