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中， 在母亲的口中， 总好像有两个老家，一个在江苏沙沟，另一个在安徽贵池。
母亲在沙沟一直生活到念小学， 然后才随外公到南京、上海， 所以把沙沟当作老家经常提及，那是最自然不过了。而贵池这个老家， 母亲甚至从未去过， 又为何这样念兹在兹？
原来，我们老姚家原籍安徽贵池荡里村，由于家乡人少山多，大概从太外公这一辈起，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老姚家去了东边的江苏地面做生意，也就是做了现在人们口中的徽商。最后落户在五县通衢的沙沟镇， 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香烛店-姚泰昌。
姚泰昌前后历时200多年。听老一辈说姚泰昌前店后厂，经营广泛，香烛茶叶，纸笔研墨，茶叶糕饼，黄酒白酒一应杂货食品俱全。最盛时期，雇了大约50名工人。又听说，姚泰昌后院里200年来累积的空酒缸堆成了山，抗战时，日本鬼子进庄，女人们躲进“酒缸山”里，才幸免于难。不仅如此， 姚家还曾办过当地第一家小火轮公司。
江苏省兴化市政协对二百年古店姚泰昌的介绍
姚泰昌一百九十年纪念香炉正面（照片由沙沟镇徐绍文先生提供）
姚泰昌一百九十年纪念香炉反面（由清末紫砂工艺大师邵顺昌制作）
这样看来，可以比较自豪地说，老姚家并不是土的掉渣的乡下财主，应该算是民族资本家吧。否则填起家庭出身表来蛮丢份的。
记得小时候，外婆经常训斥大舅“你以为我们还有姚泰昌的家私啊”。想来，当年的姚泰昌“家私”是很大的。
徽商跟其他商帮最大不同之处是儒商，也就是一边经商、一边读书。对下一代的教育也不放松， 每到一地都会请私塾先生给孩童发蒙， 教些四书五经之类，经商之余对孩童晨昏教诲，不敢有丝毫懈怠。
不过， 一到了考功名的时候，也就是孩童考秀才的年纪， 麻烦来了。 按照前清的规定，童生必须回到原籍贯处参加考试。就这样，几乎每年老姚家一大群童生都要在太公或太太公的带领下，风尘仆仆地跨越沙沟与贵池的迢迢山水， 参加各种院试、岁考之类。由此，也建立了在定居地和籍贯故乡之间难分难舍的关系。
我估计，当孩童们到达贵池老家时，一定非常雀跃，旅途景色的变换，家乡人的热情，神秘的傩戏，都和平时一成不变的生活形成了极大反差。这种兴奋加上夸大性的美好记忆，就这样一代一代传递和影响了母亲这一辈，也因而在她的日常语言中经常提起，并造成了我长期关于母亲老家这一命题的困惑。
安徽贵池荡里姚村
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被纳入国家遗产
还有一层，老姚家人虽然在沙沟落户， 但还是要回原籍娶媳妇，好像是堂表亲之类，一则是亲上加亲，二来是所谓知根知底。据母亲说，她的祖母就是从贵池娶来的童养媳，一口山里话，很难懂。她的祖母曾经向她回忆起做童养媳的苦难：吃饭带噎，走路带跌，屙屎屙半截。不过这几句话又好像是地道的沙沟话，不像是难以听懂的贵池山里话。
写到这里， 我不禁又犯糊涂了。
姚泰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基本衰败了。不过真正走下坡路却开始于民国初年。 说起来也是和清末民初的西风东渐、新学兴起有关。
上面说了，老姚家的一群童生为了功名，在沙沟和贵池两地艰难奔波。皇天不负有心人，听说太外公就楞生生地考取过举人，这清末举人的头衔到底有没有用不太清楚，只知道沙沟地盘的人家都叫他姚举人。
到了我外公辈，一方面是疲于奔波，另一方面南京、上海一带新学兴起， 有洋人办的格致书院、有朝廷办的水师学堂等等。 于是，他们就逐渐放弃了两地跋涉， 到更近、行脚更容易的南京上新学去了。
这样一来，虽然放弃了功名， 听上去很可惜， 就好象我们今日放弃高考一样， 但同时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不久， 美国对华开始了庚款留学的招生， 日本等国也开始仿效。经过格致之学洗礼的外公就在此时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官费留学。当时所给的奖学金很高， 所以外公又把几个弟弟办到日本留学。为了照顾几个小孩的起居， 太外公姚举人还专门派了一名书僮前往照顾。看来，姚泰昌在当时是有些财力的， 和当今的土豪有的一拼。
姚家的男丁都“乘桴浮于海”了，留下姚举人独立支撑，举人年迈，举不住了，交给女眷。女眷多不识字，一边要带小孩，心里还惦着那个千里之外，外面又是兵荒马乱，那有心事管着里里外外的生意。
而男丁们学成回国后，都在大城市忙于“科学救国”，再也不愿意回到老家。女眷们最后也只能拖儿带女去和南京、上海的男人会合去了。
至此， 不仅老姚家的籍贯脐带断了， 也和养育他们的定居故乡渐行渐远。
到了母亲这一代，留在她们记忆中的只是那个儿时居住过的老家江苏沙沟镇，还有那个从未踏足、传说中如梦如幻的籍贯故乡-安徽贵池荡里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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