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夙愿
因为卡特琳的遇难，我的情绪一落千丈，经历了数个月的内心痛苦挣扎，我才渐渐走出了心灵的阴影。我决心要继续走我的路，走向那遥远的地方。
五年的荏苒光阴，换来了我手头的那张印着“医学科学博士”的文凭。我曾有过种种美好的幻想，原以为只要拿到了博士文凭，我的双脚便踏上了一条金光大道，在比利时或者在其它的西方国家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我甚至想过去瑞士日内瓦，去世界卫生组织申请一份职业。瑞士，那是卡特琳的祖国，以前我曾希望能走到她的身边，如今她不在了，我也想能经常去苏黎世，到她的墓地送上她生前最喜欢的白色蔷薇花。我似乎感觉她依然活着，在我的耳边好像常常回响着那熟悉的自行车铃声，还有她银铃般清脆的笑声。我不断地向有关单位发出求职申请，但是回复都不尽人意，我的心头因此笼罩上了一片乌云。
一天，我得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招聘外科住院医生，我前去应试，但是院方告诉我，我的医学院本科文凭是中国的，在这里不被承认。我的那张安特卫普大学“医学科学博士”文凭只是一张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文凭，不能从事医疗临床工作。要想在比利时或者其它欧洲国家从事医疗临床工作，需要持有一张比利时或者欧洲其它国家政府承认的法定医学博士文凭。
如何才能拿到一张法定医学博士文凭呢？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我心里明白，只有找对了路才能上路，我必须先去了解获得法定医学博士文凭的路线图。于是有一天我跑到布鲁塞尔，大胆地敲开了卫生部的大门，结果被门房里一个五十岁开外的先生一顿斥责：
“你有预约吗？”
“没有，我只是想来打听一些情况。”我用法语轻声说道。
“你想问什么？”对方粗鲁地问。
“我想打听一下有关学位认证的情况。”我压低了声音，带着几分谦卑地回答道，这时我感到自己格外的渺小。
“没有像你这样不预约就来的！对我用荷兰语说话！”那个人这时火气显得特别大，开始故意刁难我。
“不可以说法语吗？这里不是可以使用双语吗？”我还是耐着性子轻声地同他说话。我心想，同那些自恃高傲的人犯不着同他们斗嘴吵架，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个人发了一通火，最后总算把我带到了楼上一个办公室。我见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士，从他斯文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亲和。我向那位先生说明了来历，他很客气地请我坐下，然后拿出一张纸，上面印着有关学历认证方法的信息，详细地告诉我该怎么着手进行。
我很感激他的指引。经过他的解释我才知道，一个外国人要想在比利时获得一张法定的医学博士文凭，要么在比利时的大学医学院重读七年医学本科，要么向比利时的高教部提出学历认证申请，然后由高教部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各种学位文凭进行资格认证。一般说来，申请人还需再到比利时的大学补读若干年，参加各门功课考试以及毕业大考，如果成绩及格就可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对我来讲要走的是后一条路，虽然进大学插班重读可以缩短学习年限，然而这是一条非常艰难崎岖的路，因为在规定的时间内我必须修完各门课程，每门课的考试都必须及格，必须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和毕业考试，每个轮转的科室实习分数也必须及格。当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在西方国家当医生非常难，犹如攀爬一座尖尖的象牙之塔。
从卫生部回来之后，我向导师范黑教授讲了这个情况。他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比利时，他认为我是有能力完成大学学习，最终拿到医学博士文凭的。他对我说，应该向比利时高教部认证文凭，申请读“医学博士”文凭，这样我未来的职业道路就会变得宽广。想到进入大学重读的种种艰难，我心里不免有点发虚。我对范黑教授说，我的年龄不小了，太迟了。范黑教授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我说：“永远别说太迟！”
“永远别说太迟！”这句话激励了我。我于是联想到了童话故事“龟兔赛跑”。一只兔子与一只乌龟赛跑，兔子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它恃勇轻敌，坐失良机，而乌龟靠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绝不放弃，最终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们华人在海外拼搏有诸多不利因素，然而我们唯一的长处就是具备东方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顽强进取的精神，这也是当年在农场磨炼让我练就的一种能力。像那只乌龟那样，靠着自己一步步的不懈努力，必然走向胜利的终点。
我在国内时曾经是个外科医生，我立志在比利时这块土地上也要做个医生，这是我自从踏上了这块土地后就萌生的一个愿望，我发誓要成为一名比利时政府认可的持照医师。即使是座尖尖的象牙塔，我也要尝试着去攀登，让事实证明我行！
于是我按图索骥，进入了文凭认证程序。第一步要准备好我的各种学位文凭，我先要将国内医学院出具的本科毕业文凭的英语译文翻译成法语文本。我找了一家翻译社，请他们翻译。但是拿到的译文让我很不满意。那个年代中国的医学院校还是按照前苏联的教育体系模式，全都是独立的高等专业院校，“学院”的英语翻译则通用“College”这个词，然而这个词在法语里的含义却是“中学”的意思。那个翻译社的翻译人员将我国内英语版的医学院文凭中的学院“College”这个单词也照搬到了法语译文中，这下问题就严重了，如果将这份翻译件送到高教部，会被认为我只有中等医学专科的学历。我要求翻译社重新翻译，但是对方坚持不肯，我只好重新再找翻译社。
为了能够得到一份准确的法语翻译件，我不能再盲目地去找翻译社。我先去了法院，在书记处那里得到了所有的司法翻译名录，找到了我认为合适的英法语互译司法翻译，然后上门拜访。我先请对方看文凭的英文原件，问清法语译文该用什么词，满意了以后再请着手翻译，这样做到第一步就无闪失。等所有的资料都准备齐全，送进了高教部，我便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部里的回复。
（二）黎明曙光
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的煎熬等待，我终于等到了高教部的回函。
这是一封由高教部长亲自签字盖章的回信。手里拿着信，我的心里紧张和激动交集。我迅速地打开了信笺，从信文中获知我的既有文凭经过审核后，被认定为相当于比利时大学医学本科六年级的同等学历，我被批准进入比利时的任何一所医学院攻读医学本科最后一年的课程。这意味着我必须读完医学本科第七年的所有十门课程并通过每门课程的考试，完成为期一年的各科临床实习，实习分数必须全部合格，最后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并且通过毕业考试，这样我才可以获得大学的法定医学博士文凭。
读了高教部的来信，好似迎接一场大战的到来，我既高兴又焦虑不安。这时候范黑教授也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高教部长曾给他打了电话询问我的情况。范黑教授在电话里对部长先生说：“我了解我的学生的能力，给他一次机会吧！”范黑教授的推荐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范黑教授，是比利时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外科教授，专长器官移植，他是比利时皇家外科学会的两任主席。我是范黑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因为我在研究工作上的成绩，得到了他的赏识。他看好我的潜力，相信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获得成功。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只要给我一点点土壤，哪怕是在夹缝里，我也能发芽成长。在异国他乡，我这样的华人留学生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要得到一个洋教授的信任、器重，靠的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人，重视并且把握住每一个让我为之效力的机会。我不认为得到导师的帮助是“水到渠成”的事，而坚信“引水先筑渠，渠成水自来”的道理。
带着高教部的信，我走进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的秘书办公室，在这所始建于1834年的老牌大学注册入学。
犹如是投入一场战役，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在战斗还未打响之前，我必须先作战略战术的设计，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仔细分析了自己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我的不利因素是：我是个外国人，法语不是我的母语，势必给学习带来困难。我是插班生，我的医学院基础教育是在中国完成的，我没有在比利时的医学院接受前六年的系统教育，对比利时的大学教育方法会不适应。我的岁数比比利时的应届学生们要大，年龄会给我带来学习上的困难。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也具有有利因素：我做过医生，我的临床工作经验要比比利时的当地学生们多。我读过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所以做论文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我觉得我必须发挥出我的优势，将我的长处发挥到极大值，这样就可以弥补我的先天不足。
于是我做了这样的安排：一是在还未进入大学读书之前，我先将毕业论文大致准备好，这样我就可以在进入学习后省出时间来复习各门课程，应付考试。我将当年读医学科学博士时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这次大学毕业的论文，我估计一定能得到高分。二是我做过外科医生，所以对外科理论和操作驾轻就熟，在临床实习中我尽可能多选择外科，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实习分数，可以提升毕业考核的总分。三是对于十门课程的考试，我了解到可以考两次，第一次是在一月份，第二次是在十月份，在一月份的考试中如果哪门课程没通过还可以在十月份再补考一次。我明白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上的先天不足，阅读速度跟不上。我相信只要给我充分的时间作准备，我就可以全部考出来，然而我缺少的也就是时间，所以我考虑不能盲目地象当地学生那样去温课考试，那样肯定是要失败的。
我按照兵法上所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做了这样的安排：我在对付一月份那次考试之前集中温习十门课中的五门，保证至少能通过五门。然后在别人准备论文的时候，因为我的论文已经事先准备好了，就可以腾出时间去集中温习另五门课，争取在十月份的考试中也一举通过，这样最终我就能将十门课的考试全部拿下。
做了充分的战略战术部署之后，我满怀信心地踏进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校门。
对我来说，在比利时的大学里读书完全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和经历，我在这所号称“自由大学”的西方高等学府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一种并不自由的“自由”。在这里上课并不需要签到，我发现每堂课来听课的学生不足一半，还有另一半学生去干什么了？我不知道。但那些来听课的学生都拼命地做着笔记，并且他们都带着录音机，将老师的讲课内容录下来。等到下一堂课，来听课的学生又只有一半人，却又换了另一拨人。原来学生们都商量好了，去听课的学生将笔记和录音带传给了未去听课的学生，这样他们通过互相交换，可以节省出时间去做他们各自的事情。
等到要考试的时候，在学校的印刷所里可以找到上届学生的课堂笔记，可以将他们的笔记复印后作为迎考的复习材料。自由大学，看似自由，实际上并不自由，听不听课随你，但考试由不得你，每门课都必须及格，只要一门课考试不及格，就拿不到毕业文凭。学生们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来对付繁重的课程，我感觉在这所大学里读书要拼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而且也是在拼一个人的机动灵活性。
记得当年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第一学年班里来了十多个外国留学生。第一堂课是生物课，授课老师以飞快的语速讲课，我们中国学生都觉得听起来很吃力，笔记记不下来。那些外国留学生只经过一年的汉语培训，根本无法听明白老师在说些什么，上完课他们个个目瞪口呆，笔记本上一个字都没记下来。几个星期后，他们受不了了，纷纷跑到学校留学生办公室反映困难。于是校方决定给留学生单独授课，根据他们的母语分别用法语或者英语给他们开小班讲课。不光上课给外国留学生们开小灶，他们的考试也很容易，考题非常简单，完全是给于特殊照顾。接受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为这些国家培养技术人才是当时上面交给校方的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大学以最大的努力要让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
然而我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读书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优待。尽管我的法语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要在大学里听课、做笔记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我竭尽全力地学习，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有努力地学下去，才可能捕捉到那个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希望。
那一天，在上老年医学课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坐在我的边上。我注意到她头发是棕色的，她的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长得很美，她的嘴角弯弯，微笑的时候她的笑容很甜。下课的时候，我故意向她借笔记看一下，她很爽快地借给了我，还对着我投来了微微的一笑。当她的目光同我对视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一颤，这又是一种让我心动的目光。我对她产生了一种好奇，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卡特琳”她轻松地回答了我。
啊！她也叫卡特琳。这个名字好像与我有缘，我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我同她之间将会发生一个故事。
（三）芳草青青
每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从安特卫普坐上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四十五分钟的火车行程加上半小时的地铁，然后再换乘电车才到达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开始我一天的学习和临床实习。晚上，我回到安特卫普已经是七点多钟。我赶紧吃点东西，为了赚点生活费，马上又去一家书店做清洁工作，直到深夜才回家，每一天都是这样在紧张和忙碌中匆匆度过。身心疲惫，缺乏睡眠，好多次我在坐火车去布鲁塞尔的途中昏昏欲睡。有一天早上，我又在火车上睡着了，等我惊醒过来，火车已经过站开到其它城市去了，我只得再坐另一班火车返回布鲁塞尔。我感觉庆幸的是，这是一列城际火车，如果我搭上的是国际列车，错过了下客站，火车下一站就开到其它国家去了。
一九九五年，比利时又迎来了一个春天，经历了一个严冬的原野开始苏醒，大地泛出一片嫩绿，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清新的芬香。在城市街道旁的青青芳草丛中夹杂着一朵朵鲜红色的虞美人花，在阳光下争妍斗俏。虞美人花，是比利时的国花，是为自由而战的烈士们用鲜血浇灌的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比利时西南部的佛兰德斯战场上，到处都开满了艳丽的虞美人花。成千上万的战士为了保卫祖国而壮烈牺牲，埋在了佛兰德斯黄土之下，一位加拿大的军医麦克雷目睹战争的残酷，怀着对阵亡战友的思念，用二十分钟时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首十五行诗《在佛兰德斯的战场上 In Flanders Fields 》，诗中写到了在战场上遍地绽放的虞美人花：
在佛兰德斯战场，虞美人花随风飘荡
那是我们的疆域。而天空
云雀依然在勇敢地歌唱，展翅
歌声湮没在连天的烽火里
此刻，我们已然罹难。倏忽之前，
我们还一起生活着，感受晨曦，仰望落日
我们爱过，一如我们曾被爱过。而今，我们长眠
在佛兰德斯战场……
继续战斗吧
请你从我们低垂的手中接过火炬，
让它的光辉，照亮血色的疆场
若你背弃了与逝者的盟约
我们将永不瞑目。纵使虞美人花依旧绽放
在佛兰德斯战场……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附属医院座落在城市的最南端，这里也是医学院的本部所在地，是在布鲁塞尔郊外的绿地上建起的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性医院。当我完成了在以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Jules Bordet的名字命名的肿瘤研究所两个月时间的实习后，接着我要到大学附属医院里完成肾脏外科两个月的实习。我选择这个科作为实习点，除了因为外科是我曾经从事过的专业，另外也是因为卡特琳也选择了这个科作为实习点，我同她在这里可以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说心里话，我有点悄悄地喜欢上她了。
在肾脏外科的病房里，住院病人中的大部分都是来做肾移植的。我发现病房里有很多意大利病人，我觉得有点好奇，有一天我问了科主任。科主任告诉我，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科的肾移植技术过硬，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声誉，所以国外的病人慕名而来，包括意大利病人，他们口口相传，一个接一个远道而来。二是比利时同意大利两个国家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有所不同。在意大利，要获得移植器官的供体必须得到死者生前的同意并在有关文件上签字方可在他去世后摘取其器官，这样就限制了移植器官供体的来源。而在比利时，除非死者生前签署文件拒绝死后器官的捐献，否则就认定他默认了同意捐献器官，只要合适就可以在他去世后摘取使用，这样可以大大地增加移植器官供体的来源。这两个国家因法律不同造成了两个国家在器官移植方面的例数多寡以及技术水平的高低。在比利时，南部法语地区肾移植做得最好的医院科室就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附属医院的肾脏外科，而在北部荷兰语地区肾移植做得最好的医院科室当属范黑教授领导的安特卫普大学一个附属医院的外科。
卡特琳和我同在一个科里实习，从事外科是她打算将来发展的方向，所以她选择外科的实习机会。而我并不打算将来继续搞外科，到外科实习只是因为我当年在上海的医院里工作时曾经是个外科医生，不论从理论还是到操作我都是熟手，我可以在外科的实习中拿到高分。
一天中午，我同卡特琳约好一起去医院食堂进午餐。用餐时卡特琳告诉我她是比利时人，当她还是年幼的时候，她的父亲受一家比利时棉纺总公司的派遣，去了非洲一个叫做扎伊尔的国家，在那里一家新建的纺织厂工作，在那个国家先后呆了二十多年。不久后，她也随着她的母亲去了扎伊尔同她的父亲团聚，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那个国家里度过的。她还告诉我，在扎伊尔，他们家同一个来自中国的医疗队医生们建立了友谊，多少年过去了，她的父母一直在打听那些医生的下落，希望能联系上他们。我对她说或许我能帮助他们找到那些中国医生，因为我在来比利时前就听说我所工作的医院每两年就要派遣一批医生赴扎伊尔，说不定她们家要找的医生就在上海那家医院里。
几天后，卡特琳对我说，她回家后告诉了她父母我来自中国，有可能认识那些当年赴扎伊尔医疗队工作的医生，她的父母喜出望外，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卡特琳问我愿不愿意去她家？我欣然答应了。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跟卡特琳去了她家。卡特琳的家座落在布鲁塞尔的北郊，那是一栋虽然不是很大，但很别致的西班牙式花园别墅。房前花园打理得干净整洁，园子里鲜艳的玫瑰花和色彩绚丽的绒球花尤其醒目。卡特琳的父亲是一位很健谈的先生，她的母亲是位慈祥的女性。见到我的到来，他们很高兴，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我知道当年他们同中国医疗队医生们建立的友谊使得他们看到中国人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我就是这种美好感情的受益者。
晚饭后，卡特琳的父亲搬出了幻灯机，在大屏幕上放映当年他们在扎伊尔工作和生活的幻灯片。一边放映，他一边给我讲述了在扎伊尔的一个个真实经历的故事。
扎伊尔气候温暖、湿润，是个适宜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国家，但是当地工业基础落后，当地人缺乏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作为一个比利时的殖民地，比利时的投资者在扎伊尔开办了棉花加工厂，将当地生产的棉花作粗加工后运往比利时和欧洲国家。卡特琳的父亲就职的比利时总公司将他派往扎伊尔担任了一家棉花加工厂的厂长，由于他的有效率管理，这家厂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了当地一个重要的企业。
在棉花加工厂的附近有一个中国医疗队的驻地。有一天半夜，年幼的卡特琳发起了高烧，剧烈的耳痛让她哭闹不止。母亲急忙将卡特琳抱到医疗队驻地，敲开了医疗队宿舍的门，中国医生连忙给卡特琳检查，诊断是急性中耳炎导致鼓膜穿孔。经过及时治疗，卡特琳痊愈了。从那以后，卡特琳一家同中国医疗队的医生们成了好朋友。卡特琳的父亲热情好客，经常请医疗队的医生们到他的厂里做客，医疗队的医生们也在中国春节期间请卡特琳一家人去医疗队驻地过年，品尝他们做的中国菜。卡特琳从小就跟着父母去中国医疗队的驻地同中国医生叔叔阿姨们玩。她从中国朋友那里学会了用汉字写她的名字“卡特琳”，还会用汉语说：“你好!”、“谢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是个让卡特琳的父亲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上午，在他们工厂的所在地上空突然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炮声，一支对抗扎伊尔蒙博托政府的反叛军从南部攻入，将他们厂和周围其它公司的欧洲籍职员全部作为人质绑架了。所幸那些日子卡特琳和她的母亲离开了扎伊尔回比利时度假，未成为反叛军的俘虏，但卡特琳的父亲因为留在了扎伊尔，所以也被反叛军抓住，反叛军的士兵咆哮着将人质们押在了一栋楼的房间里。
到了晚上，反叛军的小头目走进屋子，环视着被关押的人质，接着用手枪抵着一个个人质的脑袋，凡是被手枪点到脑袋的人质就被士兵拖出去，在楼房前的场地上当场打死。站在卡特琳的父亲身边的一个人质就这样被拖出去，随着一声枪响，再也没有回来。卡特琳的父亲知道，这样的厄运迟早会落到他的身上，也许明天或者后天，他就会落到同样的下场。他浑身颤抖，开始默默地祷告。
半夜时分，突然间屋外再次枪声大作。屋子里的人不知道屋外发生了什么情况，预感灾难又将来临。不一会儿，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远而近，房门被打开了，进来的不是黑人反叛军而是戴着贝雷帽，身穿迷彩服的比利时军人。屋子里立刻沸腾起来，大家高呼“万岁！”原来是法国和比利时政府应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请求派遣了武装突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空降到这个地区，法国突击队员负责打击和驱赶反叛军队，比利时突击队员负责解救被绑架的欧洲人质，并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卡特琳的父亲因而获救，这次战役就是世界战术史上有名的“扎伊尔空降之战”。
听了卡特琳的父亲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仿佛置身于当时紧张、惊险的场景之中，好像在我的眼前展现了当年的血腥而激烈情景，我的内心对卡特琳的父亲顿时充满了敬意。
（四）爱湖驻足
自从到卡特琳家做客之后，我同卡特琳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我帮卡特琳设计了毕业论文，并帮她寻找资料提供了写论文所需要的实验数据。我在一月份的考试中，如预期的那样果然通过了五门课的考试，还有五门课的考试我放到十月份的第二次考试中去完成，卡特琳将她的笔记借给我作为复习用，对十月份的考试我充满了信心。
在肾脏外科实习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要上手术台，作为助手，我娴熟的手术操作让主刀医生感到意外，他问我以前是否做过外科医生，我告诉他在中国的时候我曾经就是一个外科医生。他连连说：“难怪，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于是主刀医生每次将主要的手术操作部分做完后就下了手术台，余下部分就交给我来完成。等肾脏外科实习结束的时候我获得了九十分的好成绩。
当两个男女年轻人走到一起的时候，一种神奇的爱慕之情就悄悄地降临了。我试图更进一步接近卡特琳，期盼能最终俘获她的芳心。
时间转眼到了夏天，七月二十一日，比利时的国庆节来临了。我同卡特琳说好了，利用这一天的假日，我们一起去布鲁日玩一天。
布鲁日，位于比利时的西部，是比利时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布鲁日古城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中世纪的时候，布鲁日是一个活跃的经济城镇，集工商贸为一体，四方商贾纷至沓来。当年的布鲁日，城内水路纵横，河道连接大海，与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齐名，素有“北方的威尼斯”之美称。现在，布鲁日城里依然完好地保留着中世纪风格的房屋建筑，走遍全城找不到一栋新式楼房，城中的马路是用石块磊砌而成的。走进城里，到处是熙熙攘攘的游客，伴随着一阵阵马蹄的踢踏声由远而近，一辆辆载着观光游客的古朴马车在石子路上奔驰而过，让人感觉时光倒流，仿佛置身于欧洲的中世纪时代。
我牵着卡特琳的手来到了布鲁日的市中心广场。在广场的一侧有一座高88米的钟楼，这是公元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建造的一座砖塔，是布鲁日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中世纪，这座钟楼兼有报时和瞭望功用，除了报时外，每当发生大的集会或着重要事件，钟楼就敲响铜钟向市民们发出信号。
我和卡特琳拾级而上，一口气爬到了塔的顶楼，在塔顶的瞭望楼台上，极目远眺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这时我抓住了卡特琳的手，我俩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迎着拂面而来的轻轻徐风，我们双眼相视，没有过多的话语，从眼神里互相传送着内心的爱意。拥贴着卡特琳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身体，我闻到了她脖子上有股淡淡的香水味，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由自主的冲动。这时，我因瑞士卡特琳的逝去而沉睡的心又开始复苏，眼前的比利时卡特琳再次唤起了我对女性的渴望。在我的眼里，相比瑞士卡特琳，比利时卡特琳更显得成熟和沉稳。如果说瑞士卡特琳是乡村小家碧玉，比利时卡特琳则是城市大家闺秀。如果说瑞士卡特琳有种朴实、纯情的特征，从比利时卡特琳的身上我更多地感觉到一种独立、矜持的性格。
布鲁日的荷兰语含义是“桥”，有桥就有水，城里河道丰富，房子沿河而建，处处小桥流水，岸边垂柳轻扬。我和卡特琳手挽着手，沿着河边悠闲地散步，我们各自谈起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卡特琳给我讲述了她记忆中在扎伊尔的件件往事，那个国家的一草一木深深地印刻在了她的脑海里。我离开中国已经九年光景，上海城市的模样，那一条条马路、一栋栋大楼在我的心里也同样挥之不去，浓浓的思乡之情开始在我的心里萌动。
跨过一座座小桥，转了好几道弯，不经意间，我和卡特琳走出了好几公里地。在一座三孔桥的尽头我们推开一扇木制大门，踏进了一个很大的庭院，院子的中央是一大片草坪，院子的四周是一排排白色的小房子，这里就是布鲁日另一处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迹，叫做“Begijnhof 修女院”。这个修道院建于十三世纪，穷苦人家的女孩子以及寡妇们进入这个修女院，在这里可以得到免费吃住，她们在这里祷告、修行、接受教育。等到女孩长大成人后可以做出选择，要么成为修女在修女院继续呆下去，要么离开修女院结婚嫁人。这种修女院不同于其它传统形式的修女院，在这里居住的女子不需要宣誓脱离世俗，不受教廷的管理，但她们必须遵守天主教的清规戒律。应当说是当时在极为严格的天主教教会制度下受世俗影响而摆脱了约束和束缚的一种另类修女院形式。人类历史一直在传承和改革中发展，宗教体制的传承和变革在布鲁日的修女院可以略见一斑。
我俯在卡特琳的耳边，问卡特琳：“如果你生活在中世纪会不会去做修女？”
她微微一笑，仰起了头，回答说：“为什么不？如果不用宣誓终生独身，我或许也会去做修女，因为在中世纪女人是不可能做医生的，但可以做个修女护理病人，我愿意帮助别人！”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继续往前走，转过几个街区后，眼前蓦然出现了一个湖泊。宽阔的湖面上一群白天鹅在惬意地游水嬉戏，湖对岸的尖顶城堡投在水中的倒影被层层涟漪搅得支离破碎。卡特琳告诉我这个湖名叫“爱之湖”（Lac d'amour），就像是从布鲁日的眼睛里流出的一汪深情的泪水。年轻人喜欢来到爱之湖的边上，在这里倾吐和见证他们的爱情。
在湖边的一棵高大的栗子树下，我和卡特琳驻足伫立，我的双手搂住了她的细腰，渐渐地我俩的嘴唇贴到了一起。就在我们的嘴唇相触碰的瞬间，我感觉到一股电流从嘴唇通到了我的心里。我仿佛感觉在我面前站立的是瑞士卡特琳，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几年前同瑞士卡特琳第一次接吻时的情景。我似乎觉得虽然我眼下抱着的是比利时卡特琳的身体，但她们两个人的灵魂却是同一个。
我嗫嚅道：“卡特琳，我爱你！我好想你！”似乎我此时是在对一个灵魂说话。我疯狂地吻着她，好像要把多年来积蓄在内心世界里对瑞士卡特琳的思念全部倾泻在比利时卡特琳的身上。我的心在哭泣，止不住的眼泪扑簌簌地流出了我的眼眶。也许卡特琳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此时那么伤感和激动，但我不想对她说明这一切，就让她以为我的这些情感都是为了她，在我的心里也只有她吧。泪水湿润了我的双颊，也沾湿了卡特琳的脸庞。我内心为在天堂的瑞士卡特琳祈祷，希望她能原谅我将爱的接力棒再次传给比利时的卡特琳。
“你在比利时没有亲人吧？是不是感到很寂寞孤独？”卡特琳关切地问道。我点点了头，没有回答。
卡特琳一下子搂住我的脖子，用充满爱意的口吻对我说：“那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人吧，当作你的妹妹，我们全家都欢迎你常来。”卡特琳亲切的话语，让我感到心头一阵温暖。说实话，我很喜欢卡特琳的父母，他们对我就像是老朋友那样亲切，让我格外感动，卡特琳也成了我在异国他乡最亲的人了。
夕阳照在了爱之湖的湖面上，湖水泛着斑斓的金光。我和卡特琳这时已经成为一对热恋中的恋人，两人相依相偎，足迹踏遍了布鲁日古城的一个个角落。
（五）医者无界
在十月份的第二轮考试中，我如愿以偿，另外五门课的考试也全部及格。我的毕业论文也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取得了九十分的好成绩，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最终我以总分七十七分的成绩圆满地完成了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的学习，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文凭，卡特琳也以总分八十分的成绩取得了毕业文凭。我和卡特琳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在拿到文凭的那天，我和卡特琳还有其他的同学们一起去酒吧喝啤酒，狂欢了一个晚上。
布鲁塞尔的老城中心有个闻名于世的“大广场”（Grande place），在广场的一侧有家“天鹅之家”饭店。一百五十年前，有个政治流亡者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作为难民来到了比利时，他在比利时流亡期间经常来这家饭店的一楼咖啡厅喝咖啡，并且在这里写下了一部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他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卡尔 马克思。一天下午，我和卡特琳走进“天鹅之家”，在那里叫了一杯咖啡，慢慢细品。
我坐在当年马克思经常坐的那个位子上，想象着当年马克思抬头思考、低头写作的情景，我问卡特琳：“马克思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人？”
卡特琳略微思考了一下，机智地反问我：“那么耶稣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于她的这个巧妙回答，我无言以对，只好回以呵呵一笑。来自红色中国的我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圣人，无疑，在卡特琳的心里耶稣就是一位救世主。
我问卡特琳，毕业后打算去哪里工作？卡特琳说，她很想去“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 MSF），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工作几年。一方面是想救助那些国家的穷人，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医疗水平上得到锻炼。我很赞同卡特琳的想法，我心里悄悄地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同卡特琳一起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派遣到中国去工作。于是我同卡特琳商量好，一起去设在布鲁塞尔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总部了解有关信息。
“无国界医生”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最大的人道医疗援助团体，任务是向世界各地因天灾、战乱、瘟疫等受灾的人群提供医药援助，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医疗服务、帮助重建医院药房、推动营养和卫生项目、培训医护人员等。卡特琳信仰基督，她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想帮助天下的穷人。很多次，当她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世界各地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饥饿、疾病流行的惨状，她的心就非常沉重，每当这时就更坚定了她要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愿望。我并没有像她那样高尚的志向，只是想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派去中国工作，回到我的祖国去。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总部里，我们听了有关这个组织的任务介绍。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目前需要的是去卢旺达和柬埔寨的医疗人员，至少要去那些国家服务六个月以上才可能派去其它国家地区。我问在中国有无人员派遣？总部的工作人员回答说在西藏地区也需要志愿人员，另外在香港也有“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办事处，但是首先要到卢旺达和柬埔寨去服务一段时间。
听了这席话，我有点泄气了。我知道当前在卢旺达和柬埔寨正战火连天，发生在1994年的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大屠杀造成了这个国家近一百万人口的死亡，而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我不想冒生命危险去那两个国家，因而想放弃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想法，但是卡特琳依然坚持原来的主张，我与卡特琳之间发生了争执。
那天，卡特琳来到安特卫普，到了我的住所，我们又就未来的去向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我对卡特琳说：“去那些国家太危险了，何况你又是个女孩子。”
卡特琳固执地说：“我不怕！那里的人民正在受难受苦，他们需要医生和帮助！看看那里的饥民，看看那里奄奄一息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们伸出手去拉一把！你明白吗！”
卡特琳是一个有着一颗善良之心的理想主义者，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我敬佩她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为了她的安全，更因为出于对她的爱，我竭力阻止她去那些战乱中的国家。但是她的意志力是那么的坚强，我难以改变她的想法。在卡特琳面前，我感觉自己的渺小和懦弱，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凡人，在理想、爱情、乡情和生命的选择中，我难以作出最后的决定。最后，我横下一条心对卡特琳说：“我和你一起去卢旺达吧！我们生死都在一起！”
卡特琳深情地看着我，许久没有说话。她伸出一只手，轻柔地摸着我的脸颊：“你不是想回到你的祖国去吗？”
“但是我想同你在一起！我不想离开你。”我的声音有点颤抖，我的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肩膀。
“这样吧，你先回上海。你有工作经验，你回去后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我刚出校门，还需要接受锻炼，去卢旺达可以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我可以提高创伤外科的临床工作经验。我争取在那里呆上半年，最多一年，然后由“无国界医生”组织派到中国去工作，你看怎样？”卡特琳平静地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回到祖国，了却我的思乡之情。对卡特琳来说，在卢旺达，她可以得到更多的医疗临床实践，在那里有更多的创伤病员，对于她所选择的创伤外科的技术水平提高很有利。另外，卢旺达是扎伊尔的邻国，从卢旺达去扎伊尔不远，她也可能再回到她度过童年时光的那个地方，去看看她所熟悉的那一切，这也是她的一个心愿。等卢旺达的服务结束，她就有资格申请去中国工作，工资也由“无国界医生”组织支付。我们最终可以在中国相会。
我和卡特琳的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在那个晚上我恳求卡特琳留下来过夜，她同意了。
我抱着卡特琳软软的身体，放纵地吻着她的脸和颈项，我似乎感觉一团火焰正从我的心中升起，熊熊燃烧着我的整个身躯。我知道，我同卡特琳很快就要分开，两个人从此相距万水千山，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相逢，也不知道她在那个战乱的国家会不会遇到危险。今晚，我俩要将爱情的火焰燃烧到最炽烈的程度，要让这个夜晚成为我俩临别前的一次欢聚，只有当两个人的肉体合二为一时，那种爱才会渗入到对方的灵魂深处，永远镌刻在我俩的心上......
（六）时过境迁
我给上海原来工作过的那家医院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回去工作的意愿，同时我将安特卫普大学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两张博士文凭复印件一并寄去，我期望得到他们的答复。但是，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回音，于是我打算回上海，亲自去那家医院一趟。
时隔十年后，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上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在急剧地变化，变得我无法辨认。我记忆中的那一条条马路已经面目全非，我已经无法找到昔日的感觉。上海，象一位豆蔻少女，长大了，变美了，变得娇艳妩媚。白天马路上人群熙熙攘攘，商店琳琅满目，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城市繁华尽现。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街头霓虹灯五光十色，点缀着一个纸醉金迷的不夜城。在这个初成雏形的国际大都市的繁荣表象背后，我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紧迫。
满怀着希望，我踏进了阔别十年的那家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大型医院，我曾是这里的一个医生，在这里我曾经经历过好几个酷暑严寒。当我走进院人事处办公室的时候，我认出了那位副处长，当年他是一个医生，我估计他因为是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业务上不去，所以改行做了行政干部。
那位副处长坐在椅子上，见我进来，眯缝着眼睛，傲慢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将来历说了一遍，告诉他我想回来工作。他瞥了我一眼，用一种轻蔑的口气问：“你有没有文凭？”
听到这话，我心里感觉不舒服，心想：你也有点太小看人了吧？我反问他：“你要我几个文凭？我不是已经将我在比利时获得的两个博士文凭复印件寄给你们了吗？”
“噢，我们已经扔掉了。”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话语间仍然流露出一种轻蔑。这是什么话！我开始有点愤怒了。
“同你直说吧，我们现在已经不像过去了，以前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来一个我们接受一个。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专家，对归国留学生要进行考核，你们这些归国留学生中有人才也有庸才，我们只接受人才。”我心想，你这番话的潜台词就是把我当庸才了啰？
“我本来就是从这里出去的，我已经经过那么多中外专家教授的考核，难道都不算数了？”
“那你说说，你想回来工作的个人目的是什么？”他还是不依不饶，试图想知道我的归来是否怀有什么不良的图谋。
我耐着性子，告诉他：“我没有什么个人目的，很简单，就是在国外的时间长了，想回家了。”
“你这是在讲大道理，你打算回来工作的个人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再次重复刚才的问话。我想，以他阴暗的内心看人，别人大概都像他一样阴暗。这时我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冲他高声说道：
“你大概以为我是在国外呆不下去了，回来讨口饭吃是吧？我明确告诉你，如果我在国外没有站住脚，我是绝不会回来的。正因为我在国外已经有了医师执照，可以在国外做医生，所以我才想回来的，你懂吗？。如果你们不接受我，那我走好了，我回到国外去做医生去！”
“我的话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他的口气开始有点变软。
“你的这些话代不代表你的个人意见我不知道，就因为像你这样心理阴暗的人坐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再也不想回来了，再见！”我头也不回，扭头走出了这家医院的人事处。
我突然想到了“狗恶酒酸”的成语故事。古时有一个酒家酿制好酒，香飘百里，八方酒友慕名而来，却因店里养了一条恶狗，见人就吠，吓得大家不敢靠近，结果酒家的好酒卖不出去，酒败变酸。如今我怀着一颗想报效祖国的心，刚踏进医院的门就被那个人事处副处长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是他的那种恶劣态度扑灭了我的拳拳热情。祖国号召海外留学生学成回国，报效祖国，但是到了基层，那些能力低下却又高高坐在领导位置上的人像酒家的那条恶狗一样，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他们抗拒海外归国留学生，排斥人才，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威胁，他们自己不努力长进又害怕别人超越他。我知道象这样的人并不偶见，如果我回来工作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干扰，因为我在国内没有后台，没有社会背景，而中国社会恰恰又是个很需要社会关系和社会背景的地方。
离开故乡上海十年了，我开始对这个城市感觉陌生，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找不到我的位置，我跟不上这里的环境变化，尤其跟不上人的思想变化，如今我已成了这个城市的边缘人。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繁华表象的背后，我感觉到了一种汹涌的暗流，当我只是去捕捉城市的浮光掠影时我会被她的魅力所吸引，但是一旦当我深入这个城市的内层，我就能看到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那凄厉的厮杀声。
我无意去淌水探知深浅，更不想去搏击暗流。碰了一鼻子灰后，我只得悻悻地又回到了比利时。我感觉自己好似从高空一下跌入万丈深渊，不尽的失落感困扰着我，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忧郁之中。那些天，我整天无精打采，浑身疲乏无力，从早到晚倚躺在床上，连爬起来的勇气也没有，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意识到自己是患上了抑郁症。我就是这样在昏昏沉沉、似睡似醒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不能这样，这样下去是要毁掉自己的。我必须爬起来，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内心的激烈挣扎中，终于爬了起来，双脚迈出了家门，去省卫生局登记和办理医师执照。
在不知不觉中，我的抑郁症烟消云散了，从此我开始了在比利时的行医职业生涯。
（七）远方来信
卡特琳已经离开了比利时，作为“无国界医生”去了卢旺达，卡特琳的生命安危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担忧。在她走后两个月的一天我收到了她从卢旺达寄来的第一封信，此后几乎每一两个月都能接到她的来信。展开信笺，她一行行娟秀的文字跃入了我的眼帘，读着读着，好像一幅幅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
1994年4月6日，一架载着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和布隆迪总统的座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上空被火箭弹击中，两位总统同时罹难，由此引发了卢旺达国内胡图族与图西族两族的互相猜疑，从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武装冲突和种族大屠杀，令世界震惊的人间惨剧拉开了帷幕。在短短的一百天时间内有近百万图西族人被胡图族人杀死，卢旺达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味。当一个国家陷入疯狂的时候，世界却闭上了眼睛。号称世界警察的美国对这场大屠杀视而不见，联合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中表现消极。大屠杀发生的第四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投票，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260名维和人员，职责仅仅是调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担任维和任务的比利时部队以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遭到杀害为由，撤出了全部在卢旺达的部队，并带走了所有的武器。然而国际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国际救援组织无惧炮火，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当地，拯救平民百姓。
卡特琳随着一同前往的“无国界医生”医疗队队员辗转到达了刚经历了一场旷世大屠杀的卢旺达。医疗队的队长是一个法国外科医生叫法朗索瓦，队员有德国籍麻醉师汉斯、荷兰籍内科医生丹尼尔、比利时籍护士凯蒂和路易丝，他们一行六个人到了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与先前已在那里工作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同事们会合，然后又派往了更边远的地区。
在当地，他们目睹了大屠杀后的惨状。一个个村庄的图西族人被满门杀绝，成千上万的图西族妇女被强奸，尸横遍野，哀声四起。卡特琳和她的同事们每天要收治许许多多病人，工作时间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大屠杀发生后，在医疗队的驻地又来了一群特殊的女病人，她们就是在这场世纪大屠杀中惨遭强奸的妇女，她们怀上了孩子。她们的亲人被杀戮，已经让她们悲痛万分，而自己被强暴又如雪上加霜，在她们的心里落下了双重的伤痛。然而等待她们的噩运还不止这些，她们会被家人以及族人唾弃，甚至被赶出村庄。
一天，有一个被强奸后怀孕的图西族妇女要分娩了，被送到了医疗队，卡特琳和护士凯蒂为她助产。这位妇女神情暗淡，沉默寡言，当她产下一个女孩后，她就不停地哭泣，卡特琳见状使劲地安慰她，给予她亲切的关怀。后来从她的嘴里了解到，在发生大屠杀的时候，她和她的新婚丈夫闻声连夜逃亡，躲避追杀。但是因月高天黑，慌不择路，她同丈夫走失了，她被一群胡图族的民兵抓住后遭到了强暴。此后她走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找到了丈夫，但是当她丈夫得知她的经历后，便一脸不悦，甚至恶语相对。最后丈夫无情地抛弃了她，不知了去向。十月怀孕，她在乞讨中度日，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她总算熬到了今天，然后由国际红十字会送她到“无国界医生”医疗队驻地来生产。
产后第三天，卡特琳去查房，那位图西族产妇问卡特琳：“Doctor,what's your name? which country do you come from?(大夫，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自什么国家？)”
这时候，卡特琳第一次看到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You may call me Catherine，that's ok.I come from Belgium，Do you know this country? (你叫我卡特琳就行，我来自比利时,你知道这个国家吗？)”
“Catherine, Oh, so beautiful name! Belgium? It's so far away from here! (卡特琳，多么美的名字啊！比利时？离这儿好远啊！)”产妇喃喃道。
“I hope my daughter will become a doctor too in future，It should be so great! But......（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也能成为一个医生,那该多棒！但是......）” 产妇自言自语道,说着，她转过头去，偷偷地拭擦着眼泪。
“Don't be sad, Madam！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 You see the sun is rising. (别伤心，太太！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看太阳正在升起。)” 卡特琳指着窗外正在冉冉升起的一轮旭日，轻声宽慰着她。
医疗队正打算将这母女俩送到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难民营，但是那位女子突然消失了，大家分头寻找，结果在医疗队附近的一条河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投河自尽了！在那个孩子的襁褓里，卡特琳发现了她留给孩子的一枚戒指以及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女孩的名字“卡特琳”。
卡特琳的心里充满了悲伤，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眶，心里充满了悲愤。天哪！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她猜想那位母亲在孩子的襁褓里留下这个名字，或许是她临死前给孩子起的名字，或许是要让孩子记住给她接生的那位比利时医生的名字叫“卡特琳”。
卡特琳越发感觉她正在执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国际主义使命，从事的是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义务。虽然工作艰苦，但是她毅然而然地以全部热情投入医疗救助工作。尽管“无国界医生”组织遵循国际医疗守则，坚持人道援助的权利，恪守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不受政治、种族、宗教、信仰的左右，但是仍然面临着各种偏见和危险。
一次卡特琳和医疗队的队员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一个为医疗队担任司机的当地图西族人得知队长法郎索瓦是法国人，卡特琳和两位护士凯蒂和路易丝是比利时人，表现出了不满。有一次他在开车送医疗队的几位队员去首都基加里的途中，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企图置他们于死地。幸好他的阴谋没有得逞，几位医疗队员安然无恙。
原来，在这场大屠杀中，法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各自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胡图族人是以法语作为他们通用语，而图西族则以英语作为通用语，法国政府为了建立一个世界法语联盟，对法语国家和地区予以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法国政府给胡图族提供武器助长了胡图族的种族大屠杀气焰。比利时曾经是卢旺达的宗主国，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人为地划分了贵族和平民，他们按照所谓的人种学将以牧业为主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四的图西族划为贵族，而将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胡图族划为平民，造成了民族间的对立和矛盾。比利时在卢旺达发生内战时，又借口十名蓝盔维和士兵被杀，早早地撤离了卢旺达，这些都成了最终发生种族大屠杀的原因，图西族人认为法国和比利时要为这场大屠杀承担一定的责任。
卡特琳和法郎索瓦只能竭力地解释他们只代表“无国界医生”组织，不代表各自的国家政府，以此来改变当地人对医疗队的偏见。
读了卡特琳的来信，我心里对卡特琳和她的同事们充满了敬意，我觉得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是当代的白求恩大夫，在战火中锤炼了他们国际主义和人道精神的赤胆忠心，他们是我的榜样，但是在我的心里对卡特琳的生命安危还是怀着深深的担忧。我盼望着卡特琳能够早日完成她在卢旺达的派遣任务，尽快地回到比利时。
我内心在为卡特琳默默地祈祷，我期待着去布鲁塞尔机场迎接卡特琳凯旋归来的那一天。
（第三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