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总觉得时间过得慢，插队的日子重复循环单单调调无聊的很，现在看起来的脏粗劳累农村活计那时不过觉得是打发时间否则也无事可干，收工后或因为“政治学习”等等不出工的日子里还有闲心看书，下象棋，对着知青宿舍旁边猪圈矮墙猛踢足球（这事大脚吴玉章等爱干），到邻村同学那里闲聊串门儿：我们八中高中班其它两个村子离我们村约三四公里路，北务公社所在地离我们村还要近些，我们去走走比较经常，记得我一次到班里另一个插队的村子（似乎是小珠宝）还留在那里睡过一夜，是和另一个“大缴”躺一个被窝里（那时不懂同性恋罪恶），此大缴非我村大脚，因他本就叫“缴贺年”，但身高也是1米8几（似乎比我村的大脚还要高因记得上体育课时缴贺年总是最打头的那个），后来回城后过了多年他与我村的女同学王玲结婚了。 几个相邻村庄的同学还经常在公社组织的“挖河”等集体工程中相遇，甚至某村社员经常成队经过另一村庄去干某工程也多见。我就记得班里我原来同桌也是“班长”的大左（晓荣）们坐着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经过我村地头时冲着地里干活的我们大叫“Yankee"(我外号）等等的情景，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农村的生活虽无聊粗脏但也让我看到了庄稼的种植与成长，见识了六月小麦漫天似雪的白色扬花，棉花叶子花蕾从早到晚随太阳方向的转动（向日葵也类似）， 晚上田地里满地乱爬的虫子，有时我们整夜呆在田里“浇地”常常睡着了被流过来的渠水淹着，等等。
在村子里知青们的一项新发现生活挑战是骑牲口：初中的母老虎汪铁镇们早就把耕地拉车的骡子马匹轮流骑过了，据说可以拍拍马屁股骑出数公里在田野中驰骋。我们班的大脚也宣扬过骑马的乐趣，但我则手脚笨拙，虽经常牵了驴牛去翻地撒种到井边饮水什么的但想骑骑也没太敢试，尤其那驴子看起来低矮似乎老实，但甚滑头，若你骑它它虽不像烈马骡子那样立刻把你掀翻却总会找个花样譬如蹭着墙边树干走之类让你磕碰不胜其烦最终跳下来还它轻松。
混到了1975年年底冬天时，有消息说第一届高中的插队学生要被“招工”回城了，沸沸扬扬的谣言小道消息传诵了有一两个月多，最后落实时已经是年底12月左右，真把我们叫到北务公社所在地去体检加”分配“之类搞了几天，我被分到市“粮食局机械厂”，其他人各单位的什么都有。最后有天在公社集中时，我们班到另一村插队的同学杨常伟跑来找我，说“他们家里”不原意让他去被分配的“西城师范学校”学习以后当教员，问我可以和他“对换”否？ 我却也无所谓，粮食局，师范学校我都没经历过，去哪似乎也一样，就说换就换，只要你愿意，全然没有勒索些回报好处的概念，比今日大陆满怀中国梦的小青年们商品意识稀疏呆傻得多。于是我就鬼使神差地从原本应是北京市粮食局机械厂的工人，变成了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又变成了中学教员又赶上了1977年底的“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入学考试”等等，而大左，杨常伟们等则的确去了市粮食机械厂当了工人：大左77届考试后去了广州的华南工学院学电子工程毕业后又回粮食局作工程师，杨常伟我约02年见时在推销房地产。
当时仍在村里插队的比我们晚去半年的“文革后第二届高中生”和初中去的同学包括大鄢等是过了一年或半年（？）才被“招工”回城的，而已经“入党提干”的大脚大孟李莎（外村外校也有少数这类的但我们班只有他们三）等先进知青则是又过一两年后才被招工回了城里。
四十年后再回到南辛庄户村，已经是21世纪初，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已经结婚和/或生子在各行各业混迹多年甚至有我这样流窜海外卖国改籍忘记自己中国人之类汉奸者，不过倒也未见八中同学过分计较估计是周小平花千芳还未得宠，大孟还专门利用权势从自己单位搞了辆半新不旧的汽车开着载我们来回村中。我们再次见到了房东大婶和她丈夫，还住在原来地方但房子被翻修了，增加了一些砖瓦，大二黑子都已成年工作但那天却不在，大队长田万聪治保主任马庆祥都已患病去世，右派教师葛思成先回城教书又再退休回家养老，我们访问他老两口时他最后还老双手作揖地与我们道别（农民一般不作揖），村支书陈志红也老了，家里满院子都晒满了玉米还招待我们吃柿子。大婶家的枣树我也忘了看，但那时深冬树若在枣也早落光了。团支部书记孙宝祥变成了快六十的老农民，正忙碌着收拾他家的蔬菜大棚，告诉我们现在村里基本多以种植棚养蔬菜为生，每家一年有“两，三万块（人民币）收成”，当然“公社”“大队”已经被改称“乡”和“村”了，恢复了共产党夺权以前的称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村里的道路似乎没太多改善，仍然到处土路，各家各户的房子院落倒是密密麻麻地拥挤多了，弄得村中央有点像北京城里寸土寸金的“金融区”“国贸”之类似的道路狭隘拐弯不少， 四周散窜着鸡犬们，猪没见到几头，排泄物的味道稀疏了不少。初冬的田野一望即远，光秃秃的可以看到无数收割剩落的玉米根茎等等。
当年熟悉的女青年们一个也没见到，照了一大堆像片视频我们回城时也没有感叹留恋或装什么诗人作家似的发太多议论，像四十年前匆匆来去那样，也就淡淡的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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