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
三年前的那个深秋，我从美国的西海岸回到位于欧洲西北角的这个国家。这里潮湿的空气中夹杂海原始的腥味，似乎不如加州的风那样娇柔造作。
我重新回到这个研究所工作并很快成为所长的新宠。因为我的一篇论文题目为《传统媒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界限》。虽然我今天重新看这篇论文不免觉得很臭屁。我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我是一个除了在床上之外非常无能的男人。我是一个视自己的专业为垃圾的国际政治学博士。我只能潜伏在这个研究所里象所有的同事那样胡混，即使有一天我当了教授。
我是一个硕士班的老师，我这个班上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之中有的是政府派来镀金的，回去之后就会在所在国的政府里混个司长或是副部长当当，有的则是所在国的政治祸头子，甚至是反对运动的精英。在我和我的学生之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帷幕。我的学生们不单要求获得我对某种学术观点的体认，他们更是来观摩一个“大众人物”的仪态表情，推演我的公关能力和公共演说的技巧。他们的发问总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模仿着Larry King那种咄咄逼人的模式，他们和我对话不是为了问题的答案，而是要享受模拟媒体的乐趣。我常常痛恨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安抚我的学生那一双双充满了求知，批判，欣赏，嘲弄的眼睛，每当我被这种情绪冲击的时候，我只能下意识地咬一嘴唇。我一向懒得参与他们就本国政治生态所进行的辩论活动，因为我相信随着人类对宇宙的不断认识，这种被警察棍棒追打和军人子弹驱赶街头政治即使过渡到国会中口若悬河的议会政党政治终究不过是人类文明中的几滴海水，不足以让我产生什么快感。
不错，我是个不断寻找着快感的小男人。可惜令我产生快感的事情不多，除了做爱就是排泄。 我每天早晨坐在马桶上的时候经常会产生很多幻觉，我的耳边经常回响起邓丽君的《苦海女神》和王虹的《血染的风采》。 在一个周末的早晨，我坐在冰凉的马桶上，我竟然认为自己是许信良，孤独地坐在民进党党员大会的角落里，没有人理睬我，甚至陈文茜也不瞟我一眼。在我去看心理医生的前一天早晨，在我排泄着大肠与膀胱中精华与废物的时候，我竟然觉得自己是雍和宫里的一个喇嘛，因为在东四调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女生而被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反省。
怀着对雍和宫的歉意，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 这个叫汉斯的日尔曼裔心理医生，我一直认为他前世是一个苦行僧，不然他那双色眯眯的眼睛为什么总是 不放过每一个从他窗前经过的少男少女？我等汉斯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这里之后，才慢吞吞地告诉他我最近遇到的状况，汉斯一句话就把我打发回家了。他说我太无聊了，或者找个异性朋友，或者给自己找点什么活干干，他建议我到中国餐馆去打几天工，不是为了挣几个辛苦小钱，而是让自己充实一些。他的一个女朋友就在我们所附近的一个中国馆子里倒酒水。我听了一笑，站起来，礼貌地说声谢谢，然后又用陕西方言骂了这个家伙一句。也许汉斯说得对，我的确太无聊了。其实我自己也不甘心这种无聊的存在方式。我是一个单身的男人，我不喜欢赌博；不去风化去浪费自己的精子和银子；我不会在周末跑到的士高里听那些蹩脚歌手声嘶力竭地组合着疯狂的音符；我更讨厌看那些污辱我们智商的电视连续剧。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开始在办公室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私活”，比如我编写了一本《旅欧中国学人食谱》，我用了一个月的薪水印刷了五千本，至今还有四千七百多本放在我的发行人的储藏间里，其余的两百多本我都送给了国际友人。
我住的这个城市堪称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左中右政党总部；上下议院；政府的各个部委；外国使节都如同一只只随时可以咬我一口的哈巴狗，乖顺地卧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每个城市都是酒神与太阳神相互抗争的战场。我们这个城市也不例外。 欲望与自由，理性与节制，这两个与生共存的怪物霸占了我们这个地球。 白天，我家旁边这个修道院的小教堂里坐满了来忏悔和祈祷的教徒，他们庄严而又圣洁的面孔总让我觉得我欠了他们什么？我从来没有勇气进教堂去，我总想去看看圣母的脸是否依然挂着几缕淡淡的悲伤？
入夜，我家对面的酒馆儿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律师，记者，公务员聚集的场所。他们可以手握一杯啤酒，用嘲笑的口吻数落他们的上司和同事，也包括一些他们眼中的政客。阴雨天，屋子里是灰蒙蒙的。这是一个无情而苍白的时代，相信真理，真理欺骗我们，相信爱情，爱情毁灭我们。我站在阁楼的窗前，我突然觉得空中飞舞的每一个雨点都是老天爷谩骂我时的唾沫星子， 我大概快完蛋了。 我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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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那个深秋，我从美国的西海岸回到位于欧洲西北角的这个国家。这里潮湿的空气中夹杂海原始的腥味，似乎不如加州的风那样娇柔造作。
我重新回到这个研究所工作并很快成为所长的新宠。因为我的一篇论文题目为《传统媒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界限》。虽然我今天重新看这篇论文不免觉得很臭屁。我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我是一个除了在床上之外非常无能的男人。我是一个视自己的专业为垃圾的国际政治学博士。我只能潜伏在这个研究所里象所有的同事那样胡混，即使有一天我当了教授。
我是一个硕士班的老师，我这个班上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之中有的是政府派来镀金的，回去之后就会在所在国的政府里混个司长或是副部长当当，有的则是所在国的政治祸头子，甚至是反对运动的精英。在我和我的学生之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帷幕。我的学生们不单要求获得我对某种学术观点的体认，他们更是来观摩一个“大众人物”的仪态表情，推演我的公关能力和公共演说的技巧。他们的发问总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模仿着Larry King那种咄咄逼人的模式，他们和我对话不是为了问题的答案，而是要享受模拟媒体的乐趣。我常常痛恨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安抚我的学生那一双双充满了求知，批判，欣赏，嘲弄的眼睛，每当我被这种情绪冲击的时候，我只能下意识地咬一嘴唇。我一向懒得参与他们就本国政治生态所进行的辩论活动，因为我相信随着人类对宇宙的不断认识，这种被警察棍棒追打和军人子弹驱赶街头政治即使过渡到国会中口若悬河的议会政党政治终究不过是人类文明中的几滴海水，不足以让我产生什么快感。
不错，我是个不断寻找着快感的小男人。可惜令我产生快感的事情不多，除了做爱就是排泄。 我每天早晨坐在马桶上的时候经常会产生很多幻觉，我的耳边经常回响起邓丽君的《苦海女神》和王虹的《血染的风采》。 在一个周末的早晨，我坐在冰凉的马桶上，我竟然认为自己是许信良，孤独地坐在民进党党员大会的角落里，没有人理睬我，甚至陈文茜也不瞟我一眼。在我去看心理医生的前一天早晨，在我排泄着大肠与膀胱中精华与废物的时候，我竟然觉得自己是雍和宫里的一个喇嘛，因为在东四调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女生而被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反省。
怀着对雍和宫的歉意，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 这个叫汉斯的日尔曼裔心理医生，我一直认为他前世是一个苦行僧，不然他那双色眯眯的眼睛为什么总是 不放过每一个从他窗前经过的少男少女？我等汉斯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这里之后，才慢吞吞地告诉他我最近遇到的状况，汉斯一句话就把我打发回家了。他说我太无聊了，或者找个异性朋友，或者给自己找点什么活干干，他建议我到中国餐馆去打几天工，不是为了挣几个辛苦小钱，而是让自己充实一些。他的一个女朋友就在我们所附近的一个中国馆子里倒酒水。我听了一笑，站起来，礼貌地说声谢谢，然后又用陕西方言骂了这个家伙一句。也许汉斯说得对，我的确太无聊了。其实我自己也不甘心这种无聊的存在方式。我是一个单身的男人，我不喜欢赌博；不去风化去浪费自己的精子和银子；我不会在周末跑到的士高里听那些蹩脚歌手声嘶力竭地组合着疯狂的音符；我更讨厌看那些污辱我们智商的电视连续剧。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开始在办公室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私活”，比如我编写了一本《旅欧中国学人食谱》，我用了一个月的薪水印刷了五千本，至今还有四千七百多本放在我的发行人的储藏间里，其余的两百多本我都送给了国际友人。
我住的这个城市堪称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左中右政党总部；上下议院；政府的各个部委；外国使节都如同一只只随时可以咬我一口的哈巴狗，乖顺地卧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每个城市都是酒神与太阳神相互抗争的战场。我们这个城市也不例外。 欲望与自由，理性与节制，这两个与生共存的怪物霸占了我们这个地球。 白天，我家旁边这个修道院的小教堂里坐满了来忏悔和祈祷的教徒，他们庄严而又圣洁的面孔总让我觉得我欠了他们什么？我从来没有勇气进教堂去，我总想去看看圣母的脸是否依然挂着几缕淡淡的悲伤？
入夜，我家对面的酒馆儿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律师，记者，公务员聚集的场所。他们可以手握一杯啤酒，用嘲笑的口吻数落他们的上司和同事，也包括一些他们眼中的政客。阴雨天，屋子里是灰蒙蒙的。这是一个无情而苍白的时代，相信真理，真理欺骗我们，相信爱情，爱情毁灭我们。我站在阁楼的窗前，我突然觉得空中飞舞的每一个雨点都是老天爷谩骂我时的唾沫星子， 我大概快完蛋了。 我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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