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對天花的記載是從雍乾時期才漸漸增多起來的，原因可能與人員流動的增加不無關連。雍正三年四月八日上諭：“看來滿洲、蒙古等艱於子息者，大都爲出痘所殤，此亦無力種痘之故爾。新滿洲、蒙古侍衞官員等有未經出痘之子弟，欲行種痘者，著告知太醫院，交劉聲芳看好時候，派種痘之醫生，令其診視。若痘診科醫生不敷用，著奏請添取。”此時的太醫院已設有痘診部門，時刻備喚。劉聲芳，淮安人，曾任太醫院院使。從雍正的話來推斷，這個時期滿洲和蒙古貴族們已經接受了種痘這個觀念，而且還有記載表明從此以後滿清朝廷經常派痘醫去滿洲、蒙古爲貴族實施種痘。有人曾説在嘉慶末年開始黑龍江地區的民間有自發組織的種痘行爲，但我未見到實際文字證據，但從史實中也可推斷此事只所以能發生的可能性。因為寧古塔等地曾是大批罪犯的流放地，其中很多都是漢人精英、滿清高官。不過除去朝廷有所記載外，很難從地方誌中再找到關於天花的文字。不僅如此，在地方誌中亦很難找到醫生以及醫學的記錄，上文所述宋景祥的事，雖然是《松江府誌》中的文字，但該本地方誌書並無醫學一類，此條是附於藝術類里。讀華夏的歷史書籍時有一點需要注意，中原醫生多爲書香世家，代代相傳，沒有一定的漢語功底也不可能讀得懂醫書，所以醫家多以儒家子弟自詡。除此之外在華夏傳統中，醫生一直是與巫連在一起的，與儒生之身份相比，作爲救死扶傷之醫生反而爲華夏正統所卑，這在今天是難以想象的，但確實是歷史事實。
《明史 職官志 太醫院》載：“太醫院掌醫療之法。凡醫術十三科，醫官、醫生、醫士，專科肄業：曰大方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凡醫家子弟，擇師而教之。三年、五年一試、再試、三試，乃黜陟之。”滿清太醫院的“院使、院判掌考九科之法，帥屬供醫事。御醫、吏目、醫士各專一科，曰大方脈、小方脈、傷寒科、婦人科、瘡瘍科、針灸科、眼科、咽喉科、正骨科，是為九科。初設十一科。後痘疹科歸小方脈，咽喉、口齒幷為一科。”從史書中可以明顯看到明代以前的醫家中一直存在著“祝由”一科。這“祝由”就是戰國時期西門豹送給河神的“巫祝”及其弟子所習之術，按關東方言就是跳大神的。十三科在明隆慶五年廢除了按摩和祝由兩科，就變成了十一科，同時，金鏃、接骨、瘡瘍三科分別改名為外科、正骨、痘疹。再後來清隨明制但有所改變就是九科了，名稱上的科名變化與掌管太醫院之人隨心所調有關。限於時代和科學，古代中醫的理論和實踐總是離不開神神叨叨，所言病癥總是虛實相間，讓普通人摸不到頭腦。而且病患從醫生處得到的治療方法有很多也帶有鬼神的因素，比如“種人痘”就有非常嚴格的敬神和送神儀式。順治得病是朝廷“傳諭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灰”，才使得官民皆知皇帝患天花了。因此史志出現醫生不單獨立傳這種現象也就不奇怪了。
當牛痘防疫傳入華夏以後，關東在起初仍然沒有太多的反應。即使在乾隆晚年時奉天地區尙不通曉種痘之法，方燦《種痘眞傳》中説他在乾隆四十一年“來遊奉省，詢知北地未聞種痘之法，任其自出，遭殤者不可勝數”，不過也有人指出在乾隆末期種痘法已經流傳到了關東。從查到的文字記錄看，直到清末在大量移民湧入關東的同時也把天花也帶了進來，並成爲了威脇原住民的生存大問題時，滿清政府才不得不正視這個嚴重問題。有記載的關東第一所牛痘局是光緖七年在奉天由左寶貴創設的。左寶貴，字冠廷，山東費人。“光緒初，尙書崇實巡視奉天、吉林，奏自隨。”參與平定關東各地的叛亂，朝廷“賜號鏗色巴圖魯，晉記名提督。授高州鎮總兵，仍畱奉天。”後來帶兵去朝鮮做爲滿清的“志願軍”將領援朝與日軍戰死於平壤。該牛痘局後來並入同善堂牛痘局，當時有醫生三人常年引種牛痘，經費則由善堂撥給。緊接著關東奉天所屬縣市如開源、海城、錦縣、鳳城等逐漸開設官、公、私辦等牛痘局所三十余處。吉林的牛痘局所也是在同一時期開始創辦，但接續創辦的動作卻晚於奉天，直到滿清滅亡之時才有十數處。在此指出一點的是《奉天通志》在卷一四四有一“本省各縣醫院及種痘各局表”，其中還有一欄專門是“各國”在關東的種痘局統計，數量爲二，而治痘的外國局所卻有十六處，國别不明。可見在滿清末年，關東的外國醫療機關已經是非同小可了，這並不難於理解，留將在下文具體談到。
關東的民辦牛痘局亦是一大特色，“清光緖初年邑紳李賡雲等公立，每年三月開辦”錦縣牛痘局“按期施引，不取分文”。“自光緖十四年經賀公塤每見民間嬰兒出花，施治多謬，以致危亡，惻然懮之。爰在本城（懷德縣）西街設立牛痘局，名曰資善堂，以極救嬰孩危險，选請善種醫生入局，專司其事。並曉諭屬界民人，均聽赴局引種，不取分文”。在鐵嶺，光緖十二年醫生張承甲“禀請旗民兩署，自籌經費創設”牛痘局。由此使得關東的奉天和吉林“患痘者日見稀少”。但我沒有找到滿清時期黑龍江、内蒙東部和熱河（察哈爾）等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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