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宝钢对我来说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宝钢送我去读过研究生，出国培训过，还是100名专家梯队的候选人。我经过深思熟虑，向金总提出了下岗的要求，当时金总很诧异，他说你如果不想留在电炉连铸项目，可以回信息部或者到其他部门啊。我说我想过了，我最终还是要出国留学的，宝钢只是我人生的起点，绝对不是我职业生涯的终点。金总表示理解，那时候他要退休了，不如做个顺水人情，送佛送到西。
但是干部处具体办理的干部那里过不了关。我又通过一位重量级领导的秘书和她打招呼，那个办事员以为是某领导的意思，就对我讲，你象征性交一千块钱吧，算是对宝钢的补偿，我就把你的关系放到人才交流中心去。我就交了一千元现金。这样我的关系就转到了人才交流中心。
人才交流中心主任是原信息部调度科长，和我很熟悉。那时候他还想换个肥差的位置，知道我和某些关键领导很熟悉，所以对我很客气。我也不用每天到人才交流中心报到，就是受他委托帮他向某领导传达一下他的想法。
但是我下岗的事情最终引起了干部处丁处长的发火，说谁让小傅下岗的，后来一了解，牵涉到金总还有某些高层领导，他也就算了。最后宝钢党委会开会给我做出了辞退的处分。他们不想开这个被确定为后备干部梯队的培养对象擅自离开宝钢的先例，那时候的国企，进去难，出去也难。
我也无所谓，因为轮胎橡胶的张德民主任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引进了轮胎橡胶公司。他说那个辞退对轮胎公司无所谓。我的户口则从宝钢的集体户口转到了一位上海市政府的科长家里。这位科长姓黄，我叫他黄大姐，是我偶然在做销售时认识的。黄大姐对我就象弟弟一样，给我恨多关照，包括帮我办理了一本出国护照。那时候办护照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市政府的科长，职位不高，但很有影响力。我的户口一直挂在她家，直到我太太孩子户口转到上海后我们才落户新家，所以我对黄大姐非常感谢。
时光很快就到了1996年底。圣诞节前夕我去北京一家大公司进行培训，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北京硬卧车票。就是在这趟火车上的硬卧车厢里的一次偶遇，迎来了我人生的转折点。在我对面下铺和中铺的两位旅客，是一老一小的两位女性。年纪大的女性看起来也就四十出头吧。她打扮端庄，高贵典雅，气质非凡，实际她那时候已经快60岁了。
从她们的聊天中我了解到，她一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留学，后来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力学博士学位，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麦吉尔大学。她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做研究员。她们两位也是上了火车才认识的，但好像她们一见如故，有着说不完的话。他们一直在聊出国学习工作的事。当时我只是一位安静的听众。
直到第二天离终点站北京还有一两个小时的时候，她突然提到了她的本科院校是西工大，我当时一听就插了句话，我问是西北工业大学吗？她说的是的啊，我说我也是西工大毕业，85年的，计算机系。她一听·很高兴，她说她是文革前毕业的，毕业后就一直在中科院工作。她自我介绍姓蒲，在宝钢做高炉喷粉的力学实验项目，这次回京看看家里，过一阵还要去北京。
我说那巧了，我原来就是宝钢的在宝钢工作了将近十年，刚辞职到外企工作。我们就交换了名片和联系方式。我叫她蒲老师，我说您到上海我请您吃饭，让我们保持联系。回到上海一个月后，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在火车上见过的西工大校友，又回宝钢做项目了，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喝杯咖啡。我说好啊好啊，大家一起聊聊天。就约了她在一个咖啡馆见面。
我们一见如故，蒲老师说我和他儿子差不多年纪，那时候她儿子还在德国学建筑。她很健谈，聊起了她在宝钢的项目。我说到宝钢做项目不容易啊，她微微一笑，她说我通过黎部长来的。我就觉得她要么吹牛，要么确实有关系。不过如果她确实在中科院，那肯定是有来头的。我当时半信半疑。那次聊了很长时间，我就请她一起吃饭。
她在饭席上就说她还在做一件中美之间的技术转让的项目，具体是关于涂料钛白粉，她说这种材料有战略价值，中央领导很重视，所以她花了很多精力各方张罗和联系，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她准备去美国硅谷一趟，但缺少一位懂计算机系统的专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我当时听了，甚至有点怀疑她是个骗子。但她也没让我投钱，只是说希望我和她还有力学所的贾复一起去趟斯坦福研究院。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我也无法核实她的真伪。我就说好吧，我是有时间，也比较自由，可以参加。您就让斯坦福研究院给我发一份邀请，我去美国领事馆搞到签证就和您一起去。没过多久，我果真收到了美国斯坦福研究院发来的邀请。美国斯坦福研究院是一家研究机构，和斯坦福大学并没关系。它就在斯坦福大学边上，承担很多美国政府的研究项目。我拿了斯坦福的邀请信去上海美领馆办理B1/B2签证居然很顺利就通过了。至此，我对蒲老师的戒心少了很多。
九七年年初，我和蒲老师，贾复老师，贾是留学牛津的，是力学所的博导，我们三人一起到了硅谷。那是我第二次到美国。在斯坦福研究院参观座谈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了在研究院的墙壁上，有蒲老师，还有斯坦福研究院负责技术转让的高层，还有一位大胡子外国人在北京中南海和当时的总理合影的多张照片，我这才相信这蒲老师可不是只有一点点能量和关系的普通人。实际蒲老师是高干子弟，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文革中自杀，他的前公公是中共情报界头子，建国后担任副部长。他的第二任丈夫也是高官子弟。
蒲老师还请了香港两位愿意投资这个项目的富商到硅谷和斯坦福研究院参观。斯坦福的钛白粉冶炼技术和杜邦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把这个项目引进到中国，将大大提高中国冶炼高质量钛白粉的能力。因为无论是民用建筑还是航空航天领域都需要这种材料。钛白粉是战略物资。怪不得最高层亲自出马。
这时候蒲老师给我介绍了照片中的大胡子是麦吉尔大学政治系教授努莫夫，她说努莫夫才是这个技术转让项目的真正主角。蒲老师和我讲，八十年代初，当时Z总理（我用代号，因为他不喜欢别人用他来谋名利）还在国家经贸委工作。有次Z带领一个经贸委领导和司局长组成的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就想顺道访问加拿大。
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是经贸委的总工程师，叫做柳某某（我也不用全名，因为出于尊重，不知道人家愿不愿，这些都是中国具有深远背景的家族子弟，他父亲是烈士，母亲是李淑一，就是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的那个李淑一）柳是蒲教授老公的表哥，因此Z就让柳找蒲教授帮助联系看看有没有加拿大谁可以邀请他们去加拿大看看，那时候蒲教授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力学博士学位。蒲接到任务后很为难，她就是一个普通留学生，不认识加拿大工商界。
但她知道政治系的努莫夫和中国关系密切，努莫夫是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和著名美国华裔学者林达光一起建立了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关于林达光教授，我引用人民网一篇文章“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在谈话中，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读者就知道林达光在中共的份量。
努莫夫后来成为我在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导师。努莫夫告诉我林其实是宋庆龄的亲戚，和周恩来有直接联系。努莫夫七十年代访问过延安，他还在费孝通家住过几个月。他和共产党国家都有联系，他认识卡斯特罗，到过北朝鲜见过金日成，他曾在一个连的兵力掩护下，从越南进入柬埔寨丛林，会见过乔森潘（红色高棉总理）。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在加拿大非常有名，是中加建交时的加方顾问。他博士毕业后曾经帮助著名记者，《红星闪耀在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毛主席的老朋友）整理过回忆录，他还认识韩素音等许多著名亲华作家和学者。因此蒲老师决定去向努莫夫教授询问一下，看他愿不愿邀请Z等人访问。
努莫夫那时候不认识Z，但一口答应了，作为主邀请人，努莫夫教授邀请了这个经贸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并安排他们见了当地的银行家和政界人士。Z等人还去努莫夫家里吃饭。在努莫夫97年应国家专家局邀请访问中国时，我在上海给他做导游。他给我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Z在他家沙发上开怀大笑的照片，一张是某年（具体不知是哪一期，我没仔细看）的国家专家局年鉴封面，就是Z在中南海接见努莫夫和斯坦福研究院专家的照片。
所以努莫夫从八十年代初期就和Z建立了关系，包括Z到上海做市长，后去中央做常务副总理，总理，每年都会邀请努莫夫博士访华。努莫夫说他可能是唯一在中国中央党校省市县四级党校给中共干部上过课的外国人。他甚至给当时的皇储胡某某上过半天课。所以，当努莫夫97年到中国，在北京见过Z后，就准备到上海参观一大会址。
这时候蒲老师安排我在上海接待努莫夫。我通过关系安排努莫夫访问了江南大学和上海大学，江南大学和上海大学的高层都接待了努莫夫博士。这次访问还促使了麦吉尔大学接受了一名江南大学的访问学者。而我通过这次和努莫夫老师的交流和互动，加深了友谊。当我提出要去麦吉尔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努莫夫说很容易，你做我的研究生就可以了，但必须去考托福和GRE。
我自努莫夫回加拿大后就去前进外语进修学院进修托福培训，在98年时考了600分，正好符合麦吉尔大学的录取标准。GRE考的不好，无法达到政治系要求，政治系要求GRE的分数要达到90%的水平。正好努莫夫博士在东亚系也带研究生，他就让我申请东亚系。我在十月份收到了麦吉尔大学东亚系的录取通知书。
加拿大的留学签证一般需要三个月时间，没想到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也看关系，他们知道努莫夫和Z的关系，所以当努莫夫写信给加拿大驻华使馆要求给我尽快办理签证到麦吉尔大学，说有紧急的研究项目要我参与的信后，我十一月分就收到了留学签证，并于1999年1月17号抵达蒙特列尔。
努莫夫博士亲自去机场接我，并给我联系安排了租房等事宜。1999年Z作为国家总理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努莫夫他让我赶紧写了一篇关于风险投资的论文，他说要带去渥太华见到Z的时候谈谈我的事。在渥太华，Z单独会见了努莫夫博士15分钟，有一半时间谈了钛白粉项目和风险投资的建设。那时候中国还没怎么开展风险投资。Z让他的大秘书给了努莫夫直通联系方式，并在答谢宴会上安排努莫夫坐在Z身边。
Z的国事访问离开后，中国驻加拿大去大使亲自到蒙特利尔再次请努莫夫博士一起吃饭并询问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努莫夫说他没有，但他的学生需要，这个学生指我，因此加拿大使馆教育处很快就联系我，根据中国和魁北克互免双方100名留学生的学费协议，免除了我在麦吉尔大学的国际学费，这给了我这个自费留学生很大的经济上的资助。顺便提一下，当我2000年拿到永久居留权，2001年读完东亚硕士学位后准备留在加拿大，我打电话问教育处需不需要退回资助，教育处的人员很客气地回复，不用，您以后有机会多回国交流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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