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农场《文革战报》统计，到了8月6日（距查凤琴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出炉40天），总场机关已贴出4258份大字报，取得了丰硕的运动成果。这期间批判重点不断转移，到后来他们终于对我失去兴趣，停止了围攻。我也主动把北京带回的文稿交给官办文革，供他们审查。其实里面有不少内容是相当左的，真想找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恐怕还不容易呢。也就是张羽那样的职业编辑会注意某些“不太健康”的描写，但他只作了标记，未加批注，这是他尊重作者的地方——具体问题他会和我口头沟通。整部文稿里的标记五花八门，比比皆是，好的坏的只有我自己能看出。那些人天天忙于搞运动，谁有兴趣条分缕析地研究我的大作？另据唐、由、谢揭发，我对《静静的顿河》推崇备至，在书中写了不少批注，而它却是被江青点了名的毒草。于是我将好端端的4卷精装本中凡有我加批的书页全部撕下，送交官办文革审查。我的事就这样被挂起来。
热酣的大字报战一旦离我而去，我便开始进入一种可怕的孤寂之中。这个世界从未变得如此疯狂和荒诞！就在一个月前，我的生活还井然有序，事业也兴旺发达。我不光有了妻子，还有了房子，甚至连孩子都算有了。倘再加上票子（我一向不缺钱）和位子（副科长），我离庸俗的“五子登科”已经近在咫尺，又岂是“面包会有的”一言可以蔽之？
然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来，我的前程转瞬变得灰暗，不知接下来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厄运。我就像一名已判“秋后决”的囚徒，不住地盘算自己的死期和死法，这样的煎熬令我茶饭不思，精神枯槁。假如我仍在天天写大字报，倒是能够过得充实一些，至少可以通过对手的攻击来把握运动的脉搏。而现在，我却被运动边缘化了，这种日子让我提心吊胆，不知那些掌握我命运的“肉食者”一旦腾出手来，会怎样料理我这块不太美味的肉。我的下场会不会比那只骚狐狸更惨？——我现在真有点“狐死人悲”的感觉了，后悔自己当时慢慢烤它的方式有些过于残忍。
渐渐地，我又掉入速中的那口深井里——我惊讶地发现，它一直都在那里，而不是仅仅存于我的梦境。我开始失眠、头痛，甚至舌头也散发出越来越重的霉味来。“反右”时的种种症状一样一样回到我的身体，让我觉得这种“运动病”应该直接以我的名字命名。
幸亏我现在有了妻子，她代替速中那位好军医，把我从深井里及时捞出。文燕的腹部高高隆起，我到一队看她时，已经感觉有如三口之家。我们说话的当儿，这个孩子会冷不丁踹她一脚，以表明自己的存在。我把耳朵贴在她的肚皮上，有时会听到“咕噜噜”的声音，好像他在里面吹泡泡或者放屁——我从一开始就认定他是一个男孩，否则不会这么调皮捣蛋。他从另一个世界发过来的信息令我快愉，使我感觉背上的“太行王屋二山”少了一座。
起先我并不想让怀孕的妻子为我担忧，但最后我还是把自己受大字报围攻的事告诉了她——我承认我不够坚强，眼下亟需找个人扮演牧师或者心理医生，听我诉说苦闷。并且我确实对她非常内疚——出不出书已经无所谓，我很可能在总场部混不下去了。我辛辛苦苦奋斗了5年才爬上青卫山，只呆了3年就要滚下去了，这让我情何以堪？我和娇妻稚子在八栋小洋房里的生活美景，也要从现实世界缩进水墨画中去了。为何我的人生被一再颠倒，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上帝手里的一只骰子？
不过文燕倒显得相当沉着，她劝我要冷静，文稿到底有没有问题，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用不着担惊受怕。我说以后运动究竟怎样发展难以预料，闹不好你的调动黄啦，我也可能下放劳动。她说那我们就到一队安家，自食其力，不也挺好吗？总之她的情绪并未因为我的事而波动，更没有埋怨我。这给了我基本信心，让我知道了天塌下来她也会在。有妻若此，夫复何求！
8月5日，毛泽东写出石破天惊的《炮打司令部》，随即外地传单纷纷传入我场，一时间暗流汹涌。石书记已经看出，机关文革再这样搞下去，自己很快会成为炮打目标，于是匆忙下令：总场干部按科室组成工作组，通通下分场去支援麦收。为了避免生乱，在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的人员专门组成一支“劳动队”，吃、住、干活都单独行动，不与“当地群众”发生来往。我自然被打入这个另册。“劳动队”与“劳改队”只有一字之差，但由于机关文革未按计划进入最后阶段，我们这些人在政治上尚未定性，不能按照农场中学搞出来的“三四类干部”对待，所以在劳动中并没有受到特别的歧视或虐待。
不过我加入“劳动队”还要晚几天，因为就在这时，总局召开计划会议。我作为计划员，理应参加。为此，科长黄琦找场领导说明原委，力争让我去佳木斯开会。经同意后，我随他一道出发。这是我最后一次到上级部门参加会议。在机关文革中，黄科长未曾像陈科长那样“关心”过我。他自己也遭人贴了大字报，但路上并不和我倒苦水，而只是像往常一样轻轻松松地扯闲篇。
我知道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会议期间抽暇去了趟百货公司，花158元买下一块瑞士手表，在朝鲜购得的表则转给妻子。这块新表跟着我同甘共苦数十载，至今还走得很准。】
202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