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肆
斗转星移，燕去燕归。一眨眼，过去数年。人民公社的大牌子，换成了乡政府。
一天上午，彭家湾村党支书兼村主任彭家正接到乡政府的电话，说县上的主要领导要来村里调查访问，要他亲自到白莲桥头迎接。彭家正接完电话，一路小跑，急急忙忙地赶到桥头。
没过多久，一行五人到了桥头。家正认识其中的三人，他们是乡党委书记、乡长和庆余圩完小的校长，另两人不认识。但他看得出走在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中间的那个中年男人不同一般，长相英俊，气度不凡，眉宇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股威严，稍稍上翘的嘴角，又似乎挂着浅浅的微笑。
经过介绍，家正知道眼前这位气宇轩昂的中年男人，是半年前从外地调入本县的张县长，另一位是秘书。张县长与他热情地握手，随后与他边走边谈。张县长简单地问了问全村的基本情况，接着提到陶蕙莲，仔细地了解陶蕙莲及她家的情况。
家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县长怎么知道湾里有个蕙莲，县长与蕙莲是什么关系，县长了解蕙莲的情况是为什么……村支书家正的脑子里闪过的问号一个接一个。这个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村支书，尽管心里不断地嘀咕，神态却很谦躬很诚恳。他据实而简短地介绍了蕙莲及她家里的基本情况。
进了村，家正要领大家到村委会去，张县长说不用了，要他领着去蕙莲家，并派人把蕙莲夫妇叫回来。
这座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外表朴素且有些破旧，与其他农家庭院没什么区别。进了院子，张县长却惊喜地发现，这庭院别有一番情趣。他曾多次下基层调查，也进过不少的农家院，那些农家院几乎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无非是垒了鸡窝鸭棚，种了果木或蔬菜。可这家庭院里，左边的院墙下，垒了鸡窝，搭了一个堆放木料的小棚，旁边还摆放着一条长长的厚重的木工凳。右边的院墙边，数棵粗壮的桃、梨和橘树并排而立。院中的甬道，用鹅蛋般大小的卵石铺就，质朴生趣。院门两边墙根处，是两长溜花坛，栽着杜鹃、野菊、刺玫瑰、茉莉、月季。眼下花事正盛，姹紫嫣红，争奇斗妍。金豆一般的野菊花，欲放未放，颇有几分娇羞。洁白素雅的茉莉，花蕊点点鹅黄，展露着别样的风姿韵味。怒放的杜鹃，撑开了粉红的花伞，带着野性的挑逗。血红血红的月季，体态妖冶绰约，敞开了多情的怀抱。紫红的玫瑰，花唇半启半闭，风情猗猗。
张县长暗中思忖，家中主人具有不俗的生活品味，绝非纯粹普通的农民！不然的话，绝不会用河滩上的卵石铺设院中的甬道，更不会在院子里养花，而且养护得如此美妙生动！
不一会儿，蕙莲与家良一前一后地赶来。蕙莲一把推开门，将众人迎进屋。
村支书家正先把蕙莲介绍给大家，后指着家良说这是蕙莲的老公，接着向蕙莲夫妇介绍县乡的领导。
张县长一步向前，热情主动地伸出手。蕙莲到农村十几年未与人握过手，握手的礼节对她来说已经陌生。她扭怩迟疑，慢慢地将手伸出去。张县长看出了她的窘态，很动人的那种窘态。眼前这位妇人年已四十有几，应属半老徐娘，奇怪的是看不出一星半点的老，依然拥有少妇般的身材和容貌，腰是腰，臀是臀，额头眼角看不到皱纹，更为可叹的是脸颊两边的酒窝，仿佛尚能传情解语。张县长双手握住蕙莲的手，仔细地端详，心里暗暗称赞：“果然不愧为出自书香门第，也不枉为在部队文工团浸润了十余年的女军官！”
蕙莲被张县长的注视弄得心慌心跳，满脸羞涩，把头压得很低。她不认识张县长，也不认识乡里的领导。她自从被押送回乡之后，除了看病到过庆余圩和县城，平日里从未离开过彭家湾。她弄不明白堂堂的县长为何要专程来看望自己。
张县长看出了蕙莲的羞怯，便松开手，又主动与家良握手。他握着家良粗砺的手，望着这张黝黑粗糙的脸，暗中吃惊：这俩人隔天隔地，老天爷怎么把这二人撮合到一块？他虽然脸上依然带笑，心中却有几分伤感与悲凉。
接下来，乡党委书记分别与蕙莲、家良握手。乡党委书记的心里，像是煮开了一锅粥：他管治的这个地方竟有一位如此美貌的女人，农村毒辣的日头与风霜，似乎没有在这张漂亮的脸蛋上留下多少痕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还有儿女的生养，也不曾使她的身材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依然如少女般苗条柔美。这真是一个妖魔女人！他情不自禁地舔了舔嘴唇，往肚子里咽了一把口水。当他把目光移向那个土头土脑又有点眼熟的男人时，心里竟生出了一股气恼：真的应了乡里的土话，“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
张县长在饭桌旁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又招呼众人各自找位子坐。他很兴奋，开门见山，话语铿锵：
“我今天专程到此看望陶蕙莲同志，也是代表我的父亲来看望革命烈士的遗孤。解放前几年，我父亲在本县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与陶蕙莲同志的父亲陶校长是亲密的战友。那年，我父亲不幸被捕入狱，是陶校长和你们村的一位乡绅，合力将我父亲营救出狱……”
原来，张父是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陶校长是县委组织部长。张父被捕后，陶校长极力组织营救。他努力说服思想倾向革命的乡绅彭老爷，并由彭老爷出面与县保安团长多次密谈，用2000块大洋将张父保释出狱！张父出狱后，经党组织安排，辗转去了北方的解放区，后长期在北方工作。“文革”期间，身为地委书记的张父遭受到残酷的迫害打击，说他是叛徒，是变节分子，又一次被关进监狱。在漫长的牢狱时光中，他常常想起自己曾经在南方做地下工作时的一些老战友。他想知道陶校长是否活着，如果陶校长健在的话，陶校长完全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想知道为营救他出了大力的彭老爷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彭老爷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否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与褒扬！如果彭老爷健在，他理应亲自登门拜谢……后来，张父被释放出狱，重新安排了工作，在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
张父重新工作后，多次起心动念，要到南方这个小县走走看看，怎奈身体状况太差，每每未能如愿成行。去年，他向组织上申请提前离职休养。省委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他的唯一愿望是希望组织上能安排他的儿子到南方的这个县工作。张县长当时是省委办公厅的一名副处长，属于具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后备干部。
张县长临行前，父亲与他进行了一次少有的长谈。他向儿子详细地讲述了他曾经在这个县工作过的情况，告诫儿子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为全县的老百姓多办事办好事。他还要求儿子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陶校长、彭老爷，或者是他们的后人，替他了却心中的夙愿。若是陶校长、彭老爷及他们的后人有什么困难，只要不违背原则，一定要尽力予以解决。
张县长到任后，很快就了解到陶校长在解放前已经光荣牺牲，彭老爷在土改高潮中被镇压，罪名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对于彭老爷头上的罪名，他心有疑窦，但这是历史案件，他一个外县人，不便于说三道四。然而，他在调阅陶校长烈士登记材料时发现，烈属一栏是空白，心中纳闷，难道陶校长身无后人？他不满足于此，又派人到庆余圩完小调查走访陶校长的老同事，方得知陶校长尚有一女，住在彭家湾，已经结婚生子。他又调来陶蕙莲的档案，知道了陶蕙莲的曾经过往，心中颇多伤感。
众人静静地倾听着张县长的讲述，表面上个个屏声敛气，内心却有着各不相同的反响与纠结。
蕙莲曾经长期冰冻死寂的心河，炸开了一道豁口，心绪滔滔，长年的疑惑憋屈接踵而至，不断地撞击情感的堤坝……
村支书家正也被往事的钩连拖拽弄得慌乱起来，当初家安和工作队把彭老爷定为特务、反革命分子，他就心生怀疑，他和他的父母都受过彭老爷的恩惠，而且同为本乡本土之人，谁不知根知底，怎么就突然间成了特务呢？他当时虽然是农协会的委员，但他不是主事的人，家安和工作队一致坚持彭老爷就是特务、反革命分子，而且有枪有照片为证，他能说什么呢？！蕙莲的烈属申报认证与抚恤的事，可以说与他们有关，也可以说与他们无关。从当时的情况看，烈士普查登记申报的时候，蕙莲不在本地，而在外地部队当兵。蕙莲是陶校长的女儿，陶校长牺牲后，蕙莲由彭老爷收养，而彭老爷又被定为特务、反革命分子。所以，当时没有为蕙莲申报烈属并给予优抚，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
乡党委书记心里也有小小的不安。他不是本乡本土之人，对这些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况且解放初期对革命烈士、烈属进行普查登记认证的时候，他不在本乡工作，虽说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直接的或者是多大的责任，但他从张县长讲话的神态和认真的程度来看，如果严究严查起来，势必也将受到牵连。他心里知道，自己到此地工作以来，确实做过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事情，伤害过一部分人，有人对他生怨生恨，恨不得借机生事将他扳倒。就眼前而言，他和这个女人的丈夫曾经就有过不愉快，虽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现在想起来，当时他父子俩的做法的确过分了。如果这对夫妇记仇的话，向张县长告他一状，也是很麻烦的事。近来，他明显感觉到新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可能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似乎对他已经不那么信任了。他心里盘算如何应付眼下的局面，怎样化解与这对夫妻之间的矛盾，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做好后续的工作，借此获得县长的好印象……
张县长讲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扫了众人一眼，离座来到蕙莲面前。蕙莲条件反射般地站起来，不知所措。
张县长一脸的庄重严肃，语调低沉诚恳：
“陶蕙莲同志，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妳的父亲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向革命烈士的遗孤表示亲切的慰问！当然，我们的慰问和看望迟到了多年，这是我们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在此，我向妳道歉，也请妳原谅！”
张县长说毕，深深地弯腰鞠躬。随后，张县长双手紧紧地握住蕙莲的双手，动情地晃了几下。
“迟到”二字，像一颗炸雷摧毁了她心中那道情感的堤坝，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如同山涧小溪在脸庞肆意流淌。“迟到”？这个“迟到”里浸泡着她多少辛酸苦涩，使她领受了多少屈辱与悲伤……然而，迟到总比不到的好！她心里悲喜交集，像是失散多年的儿女，终于回到了父母的身旁！泪花满面，哽咽抽泣的她，此刻忽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意！
张县长轻声安抚了几句，示意蕙莲坐下。
张县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望着大家，郑重地说道：
“我现在讲两件事，第一是关于陶蕙莲同志的烈属申报认证和优抚问题。陶蕙莲同志自已要尽快写一个申请报告，由村、乡两级组织签署意见，然后报送县民政局。第二件事是关于陶蕙莲同志的军籍问题，这个事比较麻烦一点，决定的权限不在我们县里，但我们共同努力，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我仔细调阅和研究了陶蕙莲同志的处分材料，陶蕙莲同志本人在部队并未犯错，只是她的前夫出了问题，既然是前夫，又与她有多大关系呢？目前，党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清理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冤假错案，所以，妳要写一个申诉材料，一式两份，一份寄给原部队党委，一份寄给我们县委县政府，请求纠正对妳的错误处理。”
…………
刚好过去一个月，一行人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的来到蕙莲家的院子，一封千字头的大红鞭炮“噼噼啪啪”地尽情欢唱。早已接到通知在家等候的蕙莲夫妇，穿戴整齐，高高兴兴地迎接众人。
乡党委书记笑容亲切地握住蕙莲的手，亮着嗓门：“陶蕙莲同志，我们乡政府今天来优抚慰问革命烈属。”
乡党委书记说罢，侧过身来，身后的年轻干部立即从布挎包里取出一个纸筒和一个红纸包。书记接过纸筒将其展开，双手端端正正地捧着，递给蕙莲。这是一张由国家民政部统一制版印刷的证书，式样大小如同普通常见的奖状。
蕙莲接过证书，手指微微发颤。“革命烈士证书”六个黑体大字赫然映目，证书上方的国徽和红旗图案染红了她的脸庞。
随行的另一位乡干部，一番比划之后，在正门左边上方钉入一颗铁钉。这时，有人将一块木牌递给书记。书记双手举牌亮给众人观看。这是一块做工精致的光荣牌，两尺来长，约六寸宽，黑漆为底，红漆描字。右边上方的小字为“烈属陶蕙莲同志”，中间是“无上光荣”四个大字，左边下端的落款为“庆余乡政府敬赠”。
当书记将光荣牌挂上墙的时候，随行的人员共同鼓掌致意，挂牌仪式圆满结束。
蕙莲和家良夫妇客气地邀请大家到屋里喝水休息。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家正进了屋，其余人员都没有挪步，站在院中候着。书记一手拉着蕙莲一手拉着家良，显得很亲热：
“乡里还有很多事，今天就不劳烦了。我想跟你们表明两个意思，一是过去如果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请你们原谅，二是今后在这块地方，你们如果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我一定为你们撑腰作主！”
蕙莲与家良二人心知肚明，相互对望了一眼，当年被威逼勒索的情景谁也不会忘，不仅被强行拿走了一百块钱，还害死了“朱朱”。如今“土皇帝”放下身段，主动示好，还隐约含有认错的意思，他们还能说什么呢？况且，今日又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滋滋的，过去的苦楚也就淡化了许多。
蕙莲扬起如花的笑靥：“多年前的小事，我们早忘了，还提它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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