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流亡学生》： 31. 一张黄黄的信纸
父亲念辉县附小的时候有一个初中部的校友张九鼎先生，他和我的大姑姑一个村，都住九圣营。张先生的胞兄张九经，黄埔军校毕业之后从成都到了台湾，八零年代已是将级军官。当时乡里的领导希望九圣营的张先生对台湾的张将军温情喊话。设立了管道替张先生传递讯息。大姑姑就找了张先生顺道替她带一封信。差不多也等于玻璃瓶里塞一张纸丢海里，漂哪算哪。当时海峡两边都看得紧，拼命的想互相渗透，却不让百姓通话。
我爸和步云伯伯知道自己是属于被共产党批斗的地主阶级，想着老家应该都没人了，他们也许是郭家仅存的两个孤儿。到了台湾以后，从来没想到试试跟家里人联络。
好像是八零年代中期，我大概是初中或高中的年纪，有一天放学回家，进门就看见嗷嗷痛哭的老爹，手里一张黄黄的纸，抖啊抖的都被泪水浸透了。我妈坐他身边也不说话，只拿手不停地抹眼泪。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敢问。但是他们的悲伤引得我眼泪直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哭，哭的毫无保留。
信里写的就只有几句话：我是住九圣营的某某某，父母兄弟是谁谁谁，河南辉县金章村人氏，有个弟弟，郭步文。 1948年和堂哥步云一起离开新乡，大概去了台湾。
几个人名和地名让我爸哭了好几天。哭吧，那个一夕间被迫长大的少年，数十年的委屈，让妈妈和我陪您一起哭。
那一张黄黄的纸，从河南漂到了台湾，不知怎么就落到河南辉县在台同乡会的信箱里。同乡会的杨道河先生，最能理解这样一张粗糙的纸里，凹凸不平的是思念凝结成的粗砾磨着心，一笔一画刻的是血肉亲情。怎么也得找到郭步文。这是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的中文实践版。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靠着同乡会的口耳相传，那张黄黄的纸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传到了父亲的手里。
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是经过杨先生在台湾奔走，接起断了四十年的线。思亲之痛怀乡之情，只有漂流在外并且被禁绝与家人联络的人才能理解。 1993年，当时的同乡会会长柏杨（郭衣洞）先生，召集同乡开了个会，希望能在百泉建立一个「怀乡亭」。杨先生就是三位全权负责的办事员之一。他们总共募集了将近三万美金。 1995年，「怀乡亭」剪彩，柏杨先生特地写了一篇「怀乡亭记」。
百泉，我和父母去过，那时候还没有「怀乡亭」，我们去拜访在法院工作的八爷爷。八爷爷后来因缘际会去台湾玩了一趟，我已经出国很多年了，没见着八爷爷。八爷爷去台湾只能团进团出，有一晚他们落脚在台中，我爸去接八爷爷到家里坐坐。八爷爷不无感慨，郭家飘洋过海的子孙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
现在我才明白，那一张黄黄的纸辗转到了我爸的手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从1949年开始，台湾一直处于戒严状态，实施军事管制，白色恐怖不是只针对台湾人。政府陆续颁布了许多戒严法令，最为人熟悉的应该就是党禁，报禁，海禁。
1985、86年左右我爸开始和家里通信，他有个同事刘老师，是香港侨生来台湾升学就业，我爸的家书大概就是夹带在刘老师的家书里，先寄到香港，再由刘老师在香港的朋友转寄大陆。不知我爸和刘老师是怎样的交情，刘老师又担了多大的干系替我爸当信使。我爸虽然少年时期就成了实质上的孤儿，到台湾之后却一直有长辈、朋友特别照顾着，也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87年年解严了，老爹约他的大哥在香港见面。我妈不懂英文也不会说粤语，当时还没有信用卡，她包里放着一畧现金，天天提心吊胆的拽着我爸、大伯伯和小姑姑，搭乘地铁东奔西跑，去游乐园，去餐厅，更重要的是去买东西。不能侍亲的愧疚，我爸妈恨不能买下一整个商铺的东西来弥补。尽管，爷爷熬不过批斗早就不在了，奶奶天天在路口呼唤我爸的小名，还是没等得及她最疼爱的幺儿回家去。
两年后，我爸离家超过40年，终于踏上了归乡路。
(图片来源 Adobe Express by 碼農)
(图片来源 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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