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流亡学生》： 30. 小地方的人情
员林实中师范毕业的学生按成绩填志愿分发任教，靠近市镇中心的学校，是每个人争取的机会，不只是应届毕业生，还包括了所有在职老师都可以申请调动。所以依年资，刚毕业的学生多半分发到偏乡、海边、农村等生活不便的地方。
我爸实中师范毕业后分发到彰化县芳苑乡的「路上国小」教书。 「路上国小」靠海边，因为公共运输不便，有点算是偏乡了。其实「路上国小」不算小，每一个年级还有四个班呢。从芳苑继续往海边走还有一个西港村，适龄学生非常少，只有十来个。因为交通实在不方便，那些孩子们没办法每天去「路上国小」上学，于是在西港村成立了一个分班，只分配到一个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我婆婆年轻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边当老师也类似这个情形，一个谷仓容纳了所有年级的学生，倒是有点像蒙特梭利的教学理念，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有利于年纪小的孩子。
我爸毕业那年有6、7个毕业生被分发到路上国小，他们合租一个房子，还请了一个老婆婆帮他们煮饭。我爸的至交之一李宜忠伯伯被分发到彰化县王功渔港附近一个小分校。有一回他去找我爸，看见几个同学随时都可以凑一桌麻将，日子过得不要太惬意。决定两年后也要申请来路上国小。但是两年后我爸却不愿留下了。当年他因为怕战乱又起，觉得留在乡村里比大都市更容易求生。但是芳苑乡的交通实在太不方便，步云伯伯在台北，兄弟俩见面不容易。所以他想请调到一个离火车站不是太远的地方。
老爹请调到彰化县田尾乡的「南镇国小」。离员林镇也不是太远，假日还可以去冯志勇伯伯和冯妈妈家噌饭打麻将，简直就是太完美了。
当时学校夜里必须有男老师排班住校。我爸想了一个法子，不但免了有家眷男老师必须值夜的困扰，还解决了他自己的租屋问题。他住进值夜室，真正的以校为家。后来学校来了一个工友老王，老爹多了一个室友，可惜没多久，老爹和老王过不下去了，因为老王觉得没有必要天天洗澡。老爹忍无可忍，把自己的床搬进了校长室。校长竟然也随他，于是我爸在校长室里住了好几年。后来我爸结婚，还有三十年后，我弟结婚都是黄世英校长证婚。我爸知道，他住校长室的任性，不是谁都会惯着的。
老王也是河南人，他虽然年纪大，性子还是很爆，经常和老师们起冲突，只有老爹能说他两句调解调解。当时的公务员除了薪资之外，政府提供油、米、面粉，统一派到学校由老王负责分发。虽然我爸总是叨念老王，让他把性子收一收，老王还是特别照顾我爸，总是给他满满一大瓶子油。当时老爹最大的奢侈，就是拿筷子在馒头上戳几个洞下油锅炸，特别香特别脆。
我爸单身几十年，只学会了炸馒头。大概和他的流亡经历有关，他总是随遇而安不挑食，所以也不觉得烹饪是必要的技能。在南镇，每天早上有人挑着扁担叫卖早餐，中午他用电锅煮个饭，偶尔把青菜和肉搅一起煮一锅大杂烩。至于晚餐，有个陈玉珍（男）老师经常带他出去下馆子喝酒打牙祭。
陈，在当地是个望族，比如曾经当过彰化县议会议长的陈绍辉先生。那个年代，乡镇里的大家族世世代代都住在一起，在路上随便碰到个人都是沾亲带故的，而且兄弟的朋友也是兄弟。我爸虽是一个没有家族的外省人，却也因此认了不少兄弟。
陈绍辉先生家里开接骨院。多年后我们搬到彰化市，我弟从单杠上摔下来，手肘脱臼骨折，在彰化碰上庸医老治不好。我爸带他回田尾陈家接骨院，当时陈绍辉还没从政，一边和我爸叙旧，突然喀一声，把我弟的手肘接好了。我弟才六、七岁，倒也是个汉子，没有哭闹，只是疼得跳到椅子上。那是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年代，我爸去结帐时，出纳小姐说：「院长交代了，不能收老朋友的钱」。
我们搬到彰化市之后，去南镇上班其实挺不方便的，但是我爸舍不得调走，通车好几年。他离开南镇时已经在那里任教20年了。他调离之后，有一天，我家巷子里突然锣鼓喧天，有一队人马敲锣打鼓还扛着一大块匾额，浩浩荡荡走到我家门口，竟然全是老爹在南镇的同事们，匾额上刻着「循然善诱」，还有全体老师的名字。之后数十年，许多老师都已经转调到别的学校服务，但是他们年年聚会。八零年代，台湾的升学率不是很高，学校里不升学的班级被戏称为「放牛班」。这一群年年聚会的老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他们称自己是「刈稻子班」。
这些都是小地方的人情。
(图片来源 Adobe Express by 碼農)
(图片来源 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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