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01年9月11日清早，我照例第一个到达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我喜欢早来实验室。我们这个实验室规模不小，有近二十人。早晨七点到十点钟是实验室里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我做实验效率最高的时段。过了十点钟以后，年轻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一个个地出现，人声开始喧杂，公用仪器也开始拥挤，做实验的速度明显减慢。这些小青年慢悠悠地作实验，往往搞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我今天要做细胞培养，再提取核蛋白，然后设定免疫沉淀的试管。我把这些步骤在一早搞定后，今天一天的实验进度就能保证了。
来美国已经18年了。这些年基本是在纽约曼哈顿度过的。纽约已经成了我的家。我住在这个城市的年头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包括我的出生地上海。1988年我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拿了博士学位后，去同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读了一年的工商管理硕士班，想毕业后回国搞经济建设。暑期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发现我对商界并不喜欢，于是又回到科研领域，去了华盛顿市郊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当了一年半博士后研究员。之后又回到纽约市，在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和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大卫·巴尔地摩的实验室当了三年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到博士后，我发表了20多篇研究论文，也率先克隆了人体的两个未知基因。到这时，我开始感到成年累月在实验室关起门来做研究太单调，于是接受了一个朋友的建议去参加美国医师执照统考。通过了两级考试后，我又一次回到纽约大学医学院，作了三年临床住院医师，然后进入了纽约史隆·凯特林纪念医院接受肿瘤专科医师的训练。在专科训练期间，我回到在医院对街的洛克菲勒大学参加染色体终端结构的研究。三年肿瘤专科毕业后，我被聘留在史隆·凯特林医学中心当乳腺肿瘤科的主治医师，同时也被聘为洛克菲勒大学的客座研究员，使我能继续进行基础研究项目。这时我和其他同事一样，天天担心我的竞争对手会在研究进展上领先于我，或者来年国家的研究资金会被继续削减；我和所有纽约市民一样，经常抱怨曼哈顿的天价房地产市场；也和很多同事一样，我天天作梦，梦想有一天我的实验会导致革命性的突破，会阐明人类衰老和肿瘤发病之间的神秘关联。
当我坐在无箘操作台前分离细胞时，一个奥地利的博士后研究员走进了细胞培养室，问道：“你听到新闻了吗？”
“什么新闻？”
“一架客机撞到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北塔！”
“什么？！”我不由联想到几年之前，恐怖分子在世贸中心地下停车场引爆汽车炸弹的事件。
我说：“一定是恐怖分子袭击！”
他想了一下，说：“不大可能吧？”
“大白天，即使飞机出了故障，稍微偏一下就让开大楼了。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我们到实验室的大房间里，打开了他的收音机。他平时喜欢一边听音乐一边作实验，我往常老觉得他在制造噪音。这会儿，这台收音机管上了用。
整个曼哈顿陷入了一片混乱，警车，救火车还有救护车连接不断的通过我们实验室周围的路段，方向都是一个: 曼哈顿岛的顶端下城金融区，那里有华尔街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
我妻子在曼哈顿北面的布朗科斯区当老师，这时我们俩的手机都不通了。我们8岁的女儿在东32街上的市立116小学读书。她的小学正位于中城洛克菲勒大学和下城燃烧著的世贸中心之间。我不断尝试，十几分钟后终于打通了116小学的电话。学校说，老师会和学生一起留在学校里。家长可以把小孩留在学校里，也可以接走。
等到第二架飞机撞进了世贸中心的南塔后，我决定离开实验室，步行去学校接我女儿。一路上，除了拉著警笛的警车和消防救护车外，曼哈顿的交通己经全面中断。我沿著宽广的第一大道往下城方向走去。街心和人行道上挤满著成千上万在下城金融区上班的男女老少，这时面无表情默默地迎面走来。人流把宽广的大街挤得密密麻麻，其中有许多满身满脸覆盖著白灰的人。我猜想，当两幢高塔倒塌时，他们一定还没走离世贸中心多远。这天，素以冷漠和自傲闻名的纽约人身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只有老纽约人才能感觉到。譬如，陌生人眼光相遇时会微微点一下头；偶而出现的公共汽车停下时，年轻的人们会自觉地躲开，继续步行，让年老体弱的上车；街角的韩国杂货店也挂出了告示牌，免费向行人供应咖啡。
把女儿从学校接回家后，我们俩在电视机前坐了一天。傍晚上到我们住的东河岸边公寓楼顶，去看下城升起的烟柱。这烟柱一连烧了十几天，空气中都能闻到甜甜的尸焦味，让我回想起小时候路过上海龙华火葬场门前的气味。晚饭时，我太太还是进不了曼哈顿，我就和女儿两人一起吃饭。我不知道，年幼的孩子是否理解今天这事件的意义。我想从她能感受到的角度来对她解释，于是在饭桌上对她说：今天晚上，纽约会有许许多多小孩在等爸爸妈妈回家吃饭，但是，他们再也等不到他们的爸爸妈妈了。
她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但她什么也没说。
之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逐渐了解到，那些劫机者都是一些年轻而狂热的宗教信徒。我们也知道了，这些以身殉教的自杀者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正被人们尊崇为英雄。就在昨天，纽约市还和‘真正的’美国格格不入，其纸醉金迷被中西部的‘爱国者’骂作道德败坏。一夜之间，纽约变成了美国的象征，一座英雄城市，使我们受宠若惊。和我一起工作的女护士凯伦对我说，这些劫机者一定是对我们美国的自由体制和生活水准妒忌，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说，我不觉得是这么简单，但也不知如何才能向她解释清楚。
在布什总统准备入侵伊拉克的前夕，我和我妻子带著女儿一起穿过充满敌意的警察设置的层层防暴封锁线，步行到了曼哈顿中心的时代广场去参加数十万人举行的反战聚会。我知道，即使这场无谓的战争打赢了，美国和世界也不会因此而更加安全。相反，仇恨只会换来更多的仇恨，残忍和疯狂不会创造出有希望的明天。
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把童年的记忆一直深深地埋在心底。慢慢地，这些故事也不再回来打扰我。九·一一事件之后，看著电视屏幕里阿拉伯劫机者的年轻面孔，和狂热的基地战士摇动在空中的冲锋枪，我不由地想起了件件往事。红卫兵手中挥动的宝书，黄浦江里漂流的死尸，混在雨水中流向阴沟里的血水，西游记里闯祸的孙悟空，和在另一块土地上，另一个时代里，另一场革命中，那千百万年轻人被误导的热忱和他们那荒谬的牺牲。
（全篇完）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