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走了
这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睡。睡在房间另一头的阿姨尽管压低了声音，她的哭声还是清晰地透过床前拉着的帘子传进我的耳朵。
“阿姨，不要哭了好吗？我睡不着。”
阿姨的哭声顿时停止了，但我还是能听到她不断地哽咽，间或吸入一口大气。
过了不知多久，我进入了梦乡。
我知道，明早醒来后，阿姨就要离开我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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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星期前的一个下午，我听到妈妈和阿姨压低著嗓门在说话。每当大人悄悄说话时，照例我就把耳朵竖起来聆听。阿姨说，我知道田老师的工资扣了很多；我可以不拿钱，以后日子好了再还我就是了。妈妈说，这不可以；你的儿子和孙子孙女在乡下还需要你每月寄钱回家。阿姨说，不要紧，我还有积蓄；只要管我一口饭吃就可以了。妈妈说，你帮著带大我俩个孩子，只要我们有饭吃就有你的；可是剧团的造反派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了，说我们家有保姆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要我给你另找一个人家做事。田稼最近送出的一封信裡，提到红卫兵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替你另找人家。
田稼是爸爸的名字。
阿姨最仇视红卫兵造反派。每当造反派来抄家时，阿姨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红卫兵问她任何问题，她一概说不知道，推说她没文化。她那种明显不合作的态度，换在别人身上，会自找苦吃。可是，阿姨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造反派拿她无可奈何。
“我不怕红卫兵。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妈妈提醒她轻声一些，以免邻居听到。
妈妈说，一定替阿姨找到满意的人家。妈妈加上了一句：“只要红卫兵知道我在替你找合适的人家，他们应该不会做什麽。”
我把偷听到的对话告诉了哥哥。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不久就会获得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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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出生五个月后，阿姨来了我们家。阿姨的经历像上海成千上万的保姆一样，家里需要钱，就从安徽乡下来上海找事做。为谋生糊口，山东人去闯关东，安徽和江苏人到上海来谋生活。丈夫生病早逝，不满三十的阿姨把年幼的一子一女留给婆婆照料，只身到上海来当保姆。在来我们家之前，她在好几家做过事。那些都是‘旧社会’里的有钱人家。每次她向我和哥哥提起她在旧社会的经历时，阿姨总是津津乐道。特别是提到来我们家之前做事的那一人家时，阿姨的神情总是恋恋不舍。那家人有十多个佣人，每人有严格的分工。四个孩子各有自己的保姆，那时我阿姨的工作只是每天拖地板和清扫房间，只有到过年过节时才去厨房帮手。她每次说这个故事，结尾都要加上一句：“共产党有什么好？我现在的生活哪有解放前好？现在里里外外什么都要做，还要伺候你们俩个小猢狲。”
俩个小猢狲自然是指哥哥和我，而阿姨这话也近乎反动言论了。好在那时候无产阶级讲了反动话，能扣上的帽子充其量也就是思想落后而已。
我长大后，爸爸提到过阿姨刚来家里时的情景。那时爸爸对她说，在新社会里，我们的关系是同志。你照顾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可以好好工作。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我们没有上下贵贱之分。
阿姨则一声不吭，看得出她不信这种说法。
我出生前不久，阿姨摔跤摔断了胳膊，有几个月不能工作。爸爸妈妈没有解雇她，花钱去医院替她医伤，还请了她在乡下的妹妹来家里帮忙。家里同时要花两份保姆工资。我出生后，一时忙不过来，又临时请了人，那一段时间，家里同时有了三个阿姨。花销很大，爸爸妈妈只能向朋友借钱，而阿姨始终拿著全薪。这以后，阿姨和我们家的关係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我记事时起，阿姨就像家里的一员。她管著很多事。她去买菜时，直接从家里的‘银行’拿钱。我们家的‘银行’就是衣橱里爸爸大衣的口袋。每次爸爸妈妈领了工资，钱往‘银行’里一存，现取现用，到月底一般很少有结余。
爸爸妈妈经常外出搞创作，这时阿姨就成为家里的大管家。她管教极严，说一不二。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很想吃蛋炒饭。那时我大概五六岁吧。我央求著阿姨给做蛋炒饭，阿姨就是不答应。我大哭，拒绝吃晚饭。妈妈那时不在上海，我就跑到弄堂口去等爸爸回家。见到我那付委曲的样子，爸爸大概很吃惊。进家的路上问清了原委后，爸爸就问阿姨，能不能就给我做个蛋炒饭。阿姨扳著脸回答：“家里又不是没有菜，有荤有素，炒蛋炒饭干什么。你老是让我不要宠孩子，这就是宠孩子。”
结果我就是没吃成这顿蛋炒饭。
文革开始后，我和哥哥变得使阿姨很头痛。 哥哥很不听话，我也跟著学，常和学校内外的青少年打架。当时我们的家庭背景让我们成为一些同学眼里可以欺负的对象，非得打过几次后，别人才不轻意来惹你。当同学们看到我跟著哥哥那群五年级的同伴们驰骋在校园里，时不时拿起石块来砸破几块玻璃窗那劲头，自然也就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阿姨说：“你们现在都变成野孩子了。又会打架，又会骂人。这样下去，等你爸爸妈妈回家后，我怎么向他们交待？”
哥哥顶了回去：“那人家骂我们，我们怎么办？”
“告诉你们的老师或者校长。”
阿姨和外面的形势脱节太远了。上个星期，校长还被中学来的红卫兵打得流了鼻血。老师说的话，现在谁会听？
我听到妈妈和阿姨的对话后的几个星期内，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开始怀疑阿姨不会走了。我们获得全面自由的希望也开始淡薄下去了。
今天晚饭前，妈妈告诉我和哥哥要听阿姨的话，因为她明天就要离开我们家了。
阿姨要去小宋阿姨家做事。小宋阿姨是妈妈的朋友，在电影厂里的同事。她不久前刚生了一对双胞胎，搞得焦头烂额，急需有人帮忙。小宋阿姨上星期刚来过家里，还和阿姨聊了不少时间，原来是这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阿姨带著简单的行李走了。临走前她流著眼泪搂了我和哥哥一下。这使我觉得很别扭：阿姨在我的印像中总是那么严厉，这样的情感外露和她很不相称。
妈妈眼里也有泪水，她反复对阿姨说，小宋的人不错，你会喜欢她家的。
阿姨走后，我和哥哥在愚谷村的里弄食堂里包了早中饭。我们自然很高兴：从每月饭钱里我们省下了不少零花钱。阿姨走时，爸爸还被关著。妈妈每天下班回家后，给我们做晚饭。妈妈这一辈子从来没下过厨房，到这时也开始向邻居同事打听菜谱和做菜的诀窍。不记得是谁对妈妈说，炒青菜只能盖一次锅盖；盖第二次，青菜就会发黄。我想了几天，也想不通这其中的奥妙所在。我和哥哥这时都在长身体，每顿晚饭，桌上的饭菜照例吃个精光。
一天晚上，厨房里传出一声金属落地的砰然巨响。我跑进厨房，看到油烟迷漫，炒菜锅扣在水门汀地上。妈妈楞在那儿，眼里含著泪珠。几秒钟后，妈妈一脚把锅子踢开，里面的红烧肉飞了一地，然后跑出了厨房。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妈妈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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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妈妈经常离开上海去‘下生活’。她那时从演员已经改行作电影编剧。当她决定改行时，她申请学导演，结果厂领导决定让她搞编剧。她抽菸的习惯就是这时候闹情绪养成的。
每接到写新剧本的任务，剧作家就得去主题中的生活环境去搜集素材。艺术家那时都要‘下生活’，即去亲身体验剧中反映的人物和环境。对导演和演员来说，下生活的过程往往是几个月。而作者从构思阶段起，就需要长期生活在剧中环境裡，直到完成作品，前后持续好几年。每次接到任务，她就要打起行李，离开我们，去到那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村庄或渔港裡。除了每年过新年时她一定回家呆上一段时间外，其他回家的机会就是完成每一稿后回上海汇报。等领导阅稿后提出修改意见，妈妈又出发了。
每次妈妈回到家，我们奔上前去迎接，第一句话往往就是：“这回你这能呆多久？” 从这天起我们就时不时地在心裡倒计数，潜在焦虑感也随著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升高，直至妈妈离开那刻达到高潮。稍大了些之后，我已经习惯了这个週而复始的过程，也学会了提醒自己：别难过，妈妈走了一两星期后，生活就会一如既往，我们也会忘却这段好时光。
文革开始后，妈妈就一直留在上海了。运动中，妈妈基本上没挨整。她所在的海燕电影制片厂裡，三十年代的著名艺术家比比皆是，妈妈属于晚辈。另外，她的革命工龄比爸爸短，而且自始至终在解放区工作，履历表比较单纯。当时厂裡的‘牛棚’（用来关押牛鬼蛇神）挤得满满的，妈妈的资历和级别只需要进‘羊棚’，可以天天回家。
最近，我经常去静安寺的15路电车站等妈妈回家。我记不起来这个习惯是何时开始的，应该是某一天妈妈回家晚了，我有些惴惴不安。我看到妈妈那高兴的劲头，成了我这以后常去静安寺等待妈妈的动力。
15路电车有两段式的长车身，共有前，中，后三个车门。那时的公交车非常拥挤，在路边等车要小心别被上下车的人流冲倒。从嘈杂的人流裡找到妈妈并非易事，而不久我就找到了窍门。我选择了站在中门的位置。要是她从中门下车就会看到在人行道边沿的我，而我只需快速环顾左右，来回扫视前门和后门下车的人群。这个策略失败的机率几乎为零，我不记得有过一次在车站错过了妈妈。
车站不远有一个烧饼摊，下午卖的是刚出炉香喷喷的炝饼。妈妈会问我饿不饿，于是就买上两片炝饼。一块由我回家路上消灭掉，另一块带回家给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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