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爸爸送香烟
爸爸被隔离审查的次数已经记不清了，而这一次关押的时间特别长，我们已经大半年没见到爸爸了。每过一段时间，妈妈就会接到通知，让家里给爸爸送些日常用品。送东西的通知大约每月会来一次。每次接到通知，我们就知道爸爸还活著。通过送物品，我们也得知爸爸的关押地点。以前几次，爸爸关的地点都是在安福路上的上海青年话剧团。这次他的审查升了级，被囚禁在上海交响乐团内，是文化局的局级隔离地点。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爸爸在武汉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不久，这个演剧团体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属下的八支抗敌演剧队之一。八个抗敌演剧队分别隶属于八个战区，在行政上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统管。中共派驻国民政府的首席代表周恩来直接参与了演剧队的组建和领导。周恩来时任政治部副主任，佩戴国民革命军的中将军衔。诗人、剧作家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演剧队的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或左倾文艺青年。演剧队的人员授衔领饷，骨子里却是共产党。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重庆与东京不时举行秘密谈判，而延安则十分担心中日全面休战。演剧队的使命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演抗日剧目，在火线上启发国军官兵的抗敌觉悟，反对分裂磨擦，宣传枪口一致对外。国军的一般官兵自然喜欢看演剧队的演出，而国军上层以及政工部门则非常清楚演剧队和共产党的联系。他们之所以能容忍演剧队的存在，和演剧队中一些知名艺术家不无关系，如郑君里，瞿白音，等等。大敌当前，搞一些文化人而在社会上造成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誉论。
1949年全国解放后，演剧队员在演剧队服务的年限都算作革命工龄。演剧队在八年抗战中训练出的大批队员，其后在中国现代戏剧事业中成了一批骨干。六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裡收入了爸爸写的一篇题为‘试论演剧队的发展经过及其特点’的长篇综述。没想到几年后，这篇学术性论文替爸爸找上了大麻烦。
解放后，周恩来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历经数十年党内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一直到1976年去世。周恩来，人称“周总理”，或“总理”，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政治领袖。他不仅集聚了高度的机智，手腕，锐敏，政治才干和管理能力，而且还英俊潇洒，个人魅力十足。与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国际政要，是敌是友，每每为其倾倒。儘管在文革中他对毛泽东的种种作为一直推波助澜，“总理”在多数中国人心中始终代表著十二级疯狂中微弱的理性一面。有总理在，让人还能存有希望，对共和国的将来不至于完全失去信心。这也是为什么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北京万人空巷，凛冽的寒风中成百万人聚集在长安街上挥泪送别总理的灵柩。清明节后又自发地聚集天安门广场吟诗悼念。军警民兵大举出动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66-67年之际，中央文革中那些用笔杀人的要员们也在秘密地搜集周恩来的黑材料，以便在时机成熟时把周搞下台。周恩来政敌的策略之一是到他的历史中去翻旧帐。在白区工作那么多年，鞋子不髒也难免不湿吧？叛徒，内奸，历史反革命，扣上一顶帽子就够了。他在抗战期间组建和领导演剧队也成为了一个调查的重点。要是演剧队员里面充斥著叛徒、内奸、历史反革命和国民党员，那演剧队的这位祖师爷不就要费力解释一番了吗？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爸爸政治上的麻烦急遽升级了。
1967年12月的一天，中央文革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演剧队是反革命的别动队’一文。第二天傍晚，爸爸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起，关上门窗，在我们边上坐下。
“你们知道，我正在接受审查。”
我和哥哥不知说什么。
我们从来不谈爸爸的‘问题’，这时更不想和爸爸当面谈。
爸爸接著说了下去：“你们年记还小，很多事还不理解。 我也不知道今后几个月的运动中，我会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希望你们知道，你们的爸爸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能让你们为耻的事。
“我从来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在演剧队中穿国民党军服只是我们必要的伪装，队里按队员的军衔领到了薪水后从来是放在一起平均分配，实行共产。1941年皖南事变后局势紧张，我们队所在的陈诚第九战区政治部命令全体队员加入国民党。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示了总理后，我们全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以便保存组织。当时国共合作，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有必要时，集体入国民党是党中央许可的。那时，总理还穿著国民党将官的呢子军服，这都是工作需要。这些问题到运动后期会搞清的。我相信，党和人民会对我作出正确的结论的。”
屋里的空气太沉重，我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不时的点头。
我无法直视爸爸的眼睛。他说这些话不容易。
我们从来也都相信爸爸是好人。这点不用他来解释。至于他的‘问题’，他不用说，我们也都背得出来。小楼门前贴著的列举爸爸的条条罪状的大字报已经换了好几批了。我们也被别人骂过小反革命，也学会了骂回去，或者干脆以拳脚相见。
我们从来不谈爸爸的‘问题’，这时更不想和爸爸当面谈。
爸爸接著说了下去：“我最担心的是你们，担心你们对社会抱抵触情绪。我相信党，你们也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每次运动一开始总是会牵涉到很多人，而在后期问题都会搞清楚的。你们那时要是走错了路就太晚了。
“你们能保证做到吗？”
我们点了点头。
两天以后，爸爸又被隔离了，我们也重新开始给爸爸送东西。这次爸爸关的地方离家更远，我们有时走路，有时还坐公共汽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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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我们知道，这次和爸爸关在一起的尽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包括前上海市委统战部陈希同部长和宣传部陈其五副部长。陈其五副部长在59年听信学院党委副书记一面之辞，曾经在全市文教干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爸爸与党没有共同语言，由此开始了爸爸政治生涯上的波折。而此时与这些难友相比，爸爸的资历最浅，职位最低，问题也最轻。因此他被红卫兵指定为组长，管理生活杂事。陈其五早年在清华大学参加学生运动时多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对如何应付审讯者颇有心得，此时成了给爸爸出主意对付红卫兵的顾问。
爸爸后来回忆说，隔离时不是没日没夜的写材料，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逐年逐月地交代清楚外，就是被提审。审问者除了上海各个文艺团体的造反派外，更多的是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他们专程赶来，不外乎是来核查爸爸的交代材料与他的老同事们是否相符。
与过去相比，这次来的有些人神秘得很。 他们年纪往往过了四十，很明显不是红卫兵。一开口就能觉出他们不是文艺界的，反而很像抗战时爸爸打过交道的国民党政工机关调查人员。他们对爸爸自身的问题毫无兴趣，只是不停地盘问爸爸所知道的周恩来对演剧队工作的指示，还反复询问爸爸几次聆听周总理讲演的具体内容。爸爸很警觉，尽量迴避与总理有关的事。事实上他也确实知道的不多。那时，他只是演剧队裡一个年轻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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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接到给爸爸送东西的通知，妈妈都会炒一包炒麦粉，去买几包前门牌香烟，一些笔记本，包上一些干净的换洗衣物，装在一个袋子里。当天晚上，我们兄弟俩带著这包东西，走上长长的路途。
天气总是觉得很冷，路灯觉得很暗，而我们脚步则拖得慢慢的。路人似乎都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和去那裡的目的。到了交响乐团后，每次值夜班的门房都是同一个六十出头的工友。不用问，他就知道我们为何到来。他总是先问一下爸爸的姓名，然后拿起电话通知院内的人。挂了电话后，他会让我们去隔壁房间等待。他的口气虽然严肃， 不过没有失礼，尤其是对我们这样年龄的孩子。
过了不知多长一段的时间后，一个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的中年人会来到会客室。来人从不是红卫兵小将，倒像是个文革前的基层行政办事员。他不屑一顾地扫我们一眼，一声不出，冷冷地拿过包裹，放在桌上打开，一项一项地检查，同时列出一张清单。字迹公公正正，做的是例行公事。他把清单交给哥哥，下巴点一下，示意让我们核实一下清单的准确性。哥哥看了看，一声不响地把清单递还给他。
接著他就拿著清单离开了房间。
我和哥哥安安静静地坐在长板凳上等待，不时交换一下眼光。几分钟后，中年人回到会客室，还是一声不出，冷冷地递回上面有了爸爸签名的清单。
看到爸爸那熟悉而有力的签名，我顿时觉得安心不少。我能感觉到爸爸此刻离我们很近，就在这个我不熟悉的大院裡某个楼上，某个房间裡。看到他那强健的笔划，我能感觉到他还挺得住，还没倒下。
我们回到家，把这张清单交给妈妈。妈妈总是问我们，传递包裹的人有没有带什么话。答案照例是没有。
妈妈拿过清单，看一下，然后就把它撕碎，扔进字纸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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