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流不息的黄浦江 （2）
不久后的一天早上，我，哥哥和同楼的小鲁一块儿步行去黄浦江边的外滩。从我们家走到外滩，晃晃荡荡地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晃晃荡荡’应该是很准确的形容词，因为走这一路要路过市中心那一条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一路上吸引人的商店太多，不会走得快。一路上浏览商店的橱窗，还可以岔道一下，去市里唯一一家航空航海模型商店逛逛。那时电影‘海鹰’刚播放不久，影片里写的是解放军几艘小小的鱼雷快艇击沉国民党海军大型巡洋舰的故事，惊心动魄。一时间，小学生中风行著制作鱼雷快艇的模型。
路过静安寺后继续沿著南京西路往东走，我们路过了常德路口的静安区公安分局。分局大门外的两侧各站著一个胸前挎著冲锋枪的卫兵。高高的水泥围墙外，照例又有一群看布告的市民。
长长的公告栏前，今天又围满了挤得严严实实的人群。我们拨开密密的人腿挤到了公告栏前。公告栏的玻璃窗内，贴著每星期更换的大张大张的白色布告，上面布满著一排排新近被判刑的罪犯照片。每个犯人的照片下均有一小段文字，简略地介绍犯人的罪行，以及他们被判的刑期。每次的公告上往往会有几个死刑犯，他们的照片一向被列在布告之首，照片边缘上都框著大红色的框框。死刑犯又分两类：立即执行和缓期两年执行。缓期执行的要是认罪态度好，一般可以减为无期徒刑，也就是终身监禁。
今天布告栏裡的几大张纸上佈满了密密麻麻的照片，起码有三四十人。大多数照片都被套上了红框，判了死刑，而且多数是立即执行的。布告上的死刑犯也不像往常一样，以杀人犯或强奸抢劫惯犯为主。今天的罪犯一概是现行反革命犯，罪行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反对中央文革”，以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张贴反革命标语”，“投递反革命信件”，诸如此类。每段的结尾都写著，“丧心病狂，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
文革开始后，犯人上诉的权利被取消了，一旦在上海体育场的公判大会上被宣判了死刑，五花大绑的犯人们就被全副武装的刑警押上绿色的敞蓬军车，由摩托车开路，在市里的主要干道上缓缓驶向市郊的刑场，然后立即枪决。死前游街示众是向市民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而等我们看到这些布告时，照片上套上了红框的人们都已经化为了灰烬，死者的家属也被索取了一角六分的子弹费，用来加剧他们的痛苦，以抵偿教育出一个人民公敌的恶行。
我一动不动地盯著这些照片看。这些人的脸孔与罪犯怎么也联繫不上。他们都年轻得很，文绉绉的。很多人带著眼镜，一副读书人的样子。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脸上佈满阳光的笑容，让我无法相信这张照片是在她临死前拍的。哪有人死前笑得这么灿烂的！死刑判决书上说她是大学生。我猜，一定是匆匆决定处死她，来不及拍照，就把学生证上的照片拿来放大了吧。
看著这一张张照片，一股寒意在我体内瀰漫。连我这个九岁的孩子也能清楚地理解到布告中包含的明确信息。这些佈告清楚地显现了一个政党不容置疑的权力，一个统治集团严酷的手腕，和它随时准备粉碎不同政见者的钢铁意志。
一个人只因公开质疑国家和政党的政策就有可以被处以极刑，这个想法令人不寒而慄。
这些年轻人为什麽要跨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他们在何处越过了那一条不能逾越的界线？他们心裡是否明白自己已经跨过了那条界线？那条界线到底划在哪裡？他们知道吗？我知道吗？
难道祖国母亲不能原谅自己的儿女，即使他们错了？
在我长大的那些年月裡，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问题会经常进入我的脑海，而我往往没有答案，或者看到了明显的答案却放置一边。接受这些答案无疑会让我质疑我生活著的国家，以及我那从小形成的坚定不移的信仰。我可能也下意识地惧怕；惧怕循著这条思路前行，极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跨过那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就像照片中这些年轻人一样。
回想起来，能做的就是在心灵深处找到一个黑暗的角落，把这些疑问锁进去，永远不再打开。很可能，站立在这些佈告栏下的此时此刻,是我学习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过程中，一种必备的生存手段的起点。
今天围观的市民们异常安静。以往，从观望布告的人群中会不时发出大声咒骂罪犯的声音，而此刻要是有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看著这些年轻的面孔，想到这些年轻人已经化为乌有，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馀震，此刻重重地打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口。
有人目瞪口呆，有人边看边摇头，而大多数人脸部的线条像火山口的岩石波纹一样，完全凝固住了。
人群中的死寂突然被一声怒吼打破了：“作孽！！”
大家都被这吼声镇住了。
这颤抖而有力的女声来自一位八十有余的老太太。此刻她已经转身离开了人群，一步一步，缓缓地向远处走去。她的脊背略弯著，两只裹了小脚的腿，勉强地支撑著那摇摇晃晃的身体。她的步态向你显示，她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了。
看不见她的脸，但从她的背影，发型，和穿著上看去，她属于真正的‘劳动人民’。
“作孽！ 作孽！” 她一面看著地面走路，一面大声地自言自语，似乎这世界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存在。
她那洪亮的声音和那已经萎缩了的躯体不成正比，而她声音中的悲愤却是再明显不过了。不在现场的人大概不会相信，这麽洪亮的嗓音会出自这样一个老人，然而她一再地重複著这个单词，让你无法存疑。你无法想像，这把年纪的人还会被这麽强烈的情感控制，然后你去注视她的双眼，你就信了。
她显然不是在谴责这些死去的年轻人。
想到这一层，我转过头，向公安分局门边站著的岗哨望去。这时，围观的人群也都在注视著这两个纹丝不动的卫兵。大家看著他们，猜想他们会对这老太太作何举动。
他们目不旁视，双手紧握著胸前闪亮的冲锋枪，似乎什么也没听见。像两尊石像一样，一动不动。
我又转身向公安分局的大门内望进去。一条笔直的铺著漂亮鹅卵石的大道穿过剪得平平整整的绿色草坪，在它的尽头是一幢暗红屋顶的灰色洋房。这栋洋房的外观与上海其他类似的洋房没有多大差异。有所不同的是，这栋洋房保养的一丝不苟，似乎直接从旧上海的全盛时代空降而临。房子所有的玻璃窗内，都挂著严严实实的深色窗帘。除了楼下停著的几辆草绿色公安吉普外，庞大的公安分局大院里没有一丝人迹，只有一片沉静。
除了门口站立著的这两名纹丝不动的卫兵。
～
我们离开了公安分局，继续向外滩迈进。我们的终点是十六舖的过江轮渡。花六分钱买一张票，可以乘摆渡船在黄浦江来回一次。黄浦江对岸是浦东的陆家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变成了上海金融区。当时，浦东还是一片水稻田。从陆家嘴的江堰眺望上海滩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致。
我们到了轮渡码头时，见到一大群人围在江边。挤进去，看到轮渡码头边上的一艘蓝灰色的公安快艇刚刚靠岸。岸上的工人把快艇的缆绳牢牢地系在岸边的船桩上。艇上，两个穿著草绿制服和深蓝色警裤的公安警察站在船舷，用系著长长麻绳的铅桶从江里提水。水提上来，一桶一桶地泼在甲板上，把甲板上的血水冲进黄浦江里。
在甲板的中央，并排放著三个绿帆布的担架，上面各躺著一具死尸。一个上身穿白衬衫，下身穿警裤的人正拿著照相机在给死尸逐个拍照。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死人。我没有思想准备，心脏顿时跳得很快。
这三人一定是从江里捞上来的，担架还在往下淌水，甲板上湿成一片。
第一个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泡得很肿，光著膀子，下身穿著深蓝色的三角游泳裤。他静静地平躺著，像在睡觉，鼻角流著细细的一丝血柱。
另一个是四十左右的中年人，知识分子模样，穿著灰色的中山装，左手僵硬地举在空中， 扭曲著脸，口大大地张著，一副痛苦的模样，看来死前挣扎过。
第三个担架被一块黑油布盖著，只能看出一个人胴体的形状。一团团的淤血从黑油布下缓缓地流了出来。
我身边一个男人对一个年轻妇女说，这是今天上午公安快艇第三次捞尸体回来了。
“连他们算在一道，一共六个。”
我望著三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心想他们是怎么死的。那个年轻人像是游泳淹死的。挣扎过的中年人像是跳江自杀的，死的样子看上去很痛苦，大概后悔了。第三个连是男是女也不知道。
希望他们都没有孩子，小孩子要是看到爸爸妈妈这个样子怎么办。
我也想到了我的爸爸。爸爸被红卫兵带走几个月了，没有消息，也不知在哪儿。
哥哥和小鲁也安静地看著，没人出声。
我们最终没买轮渡票，而用那钱坐上20路无轨电车回家了。
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每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们没讨论公安分局门外的公告，也没提起江上捞起的浮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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