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1）
一清早，在华山路第二小学的棕色大铁门外，又挤上了一片等著进校门的小学生。我挤在离门洞不到两步的地方。时间已经过了七点四十五分，校内的上课铃已经打过二次了。校门外的小学生们静静地等著，但都有些不耐烦了。几个五年级的学生把守著校门。我知道，今天这些二流子们又要取乐子了。
脸上布满青春痘的一个小个子好像是领头的。他斜靠在大门边，右手拦着门洞，恶狠狠地问最靠近他的那个二年级学生：
“红五类还是黑五类？！”
“红五类！” 二年级男生脸上一付自豪的神情。
“进去！”领头的那个学生挥了挥手，让他进了校门。
这个五年级学生问的是家庭出身，也称家庭成份，简称‘成份’。‘红五类’的定义建国后也有过变化。建国早期需要统战，红五类包括了‘工农商学兵’，即工人，农民（除去富农），守法商人，学生，和革命军人。守法商人那时怎么会挤进红五类的谁也说不清，大概这个传统是从抗日战争时期传下来的吧。刚解放时，私人企业改成公私合营，商人还属于党的团结对象。后来私营企业都国有化了，商人成为了历史概念。时过境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红五类的范围缩小到了‘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红五类子女的血统纯洁度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与红五类相对的‘黑五类’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都属于人民大众的敌对阶级。理论上，这些坏人本来只是‘一小撮’，但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揪出新的一小撮。解放后一场场运动连绵不断，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被划入敌人阵营的人数已经不少了。革命越深入，敌人的阵营越壮大，这种现象是非得用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辩证法才能理解的了。
等那个出身红五类的小男生跨过门坎后，领头的五年级学生转向下一个低年级学生：
“红五类还是黑五类？！”
这个学生是我同年级的，叫小笛。小笛神情紧张，犹豫著，好象没想好怎么回答。
一个等在人群里的学生大叫了起来：“他家住枕流公寓，一定是资产阶级！”
一听这话，两个袖手旁观的五年级的学生顿时精神振作，走上前来，揪住了小笛的衣领把他拉到一旁。小笛连忙辩解：“我爸爸以前是小业主，他的商店早就交给国家了。我们家还有国家给他的‘进步商人’的奖状！”
揪著小笛衣领的两个五年级学生看著脸上长青春痘的小个子，等待他的指示。
“胡说八道！商人就是资本家！”小个子把手一挥，揪著小笛衣领的两个学生把他拽到了一边，左右开弓连抽了五六个耳光。另一个五年级学生跑了上去，狠狠地踢了小笛几脚。小笛的书包掉到了地上，铅笔盒和课本洒了一地。等他们放手后，小笛流著鼻血，蹲在地上把书包收拾好，哽咽著跨进了校门。当小笛低头走过门洞时，长青春痘的小个子伸出巴掌，在他的头顶响亮地拍了一下。除了长青春痘的小个子外，所有的五年级生都在哈哈大笑。小个子此时环顾四週，在找下一个对象。
下面一个就轮到了我。
“你呢？！”
我暗暗地吸了一口气，压住了心里的紧张情绪。
“红五类！”
“那一种红五类？！”长青春痘的上下打量著我，似乎不大相信。
我知道这次我不能说‘革干’（即革命干部）。目前除了军队干部外，其它干部都成了‘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军队干部则属于红五类中的堂堂的革命军人，最红，只要说军人就行了。‘革干子第’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范畴，是以黑为主的；况且爸爸也不是什麽大干部，干吗去沾那个边。
我直著嗓门，对脸上长痘子的小个子嚷道:“革命知识分子！”
我虽然这么说，心里也没底。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危险范畴：知识分子有红，有黑，有灰，有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总的说来，知识分子属于可疑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种种内在和外在因素，以及千变万化的政治气候 。 在知识分子的称谓前冠上‘革命’两字，其实并不安全，搞不好还弄巧成拙。‘革命知识分子’可以是跟著党打过天下的知识分子，像爸爸这样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在台上的。这些知识分子在文革开始后没被‘打倒’也都‘靠边站’了，同属‘走资派’。在我们小楼门前贴的大字报上，爸爸的名字已经被打上红叉叉了。大字报上还给爸爸加了几个头衔：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外，爸爸还是‘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员’，‘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红卫兵审查时，爸爸记不清他的入党仪式是在文工团驻地的哪一个房间举行的。尽管爸爸的入党材料齐全，而红卫兵小将们不能相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竟会忘记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那爸爸一定是编造了入党的谎言，是‘假共产党员’。皖南事变后，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爸爸所在的抗敌演剧八队被其隶属的陈诚麾下第九战区责令加入国民党。根据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为了保存队伍，全体队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虽然这段历史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作了结论，不过红卫兵说他是‘真国民党员’倒也没太冤枉。爸爸这时是上海青年话剧团副团长，知名话剧导演，说他是‘学术权威’也不为过。然而，爸爸的本事都是在革命队伍里学到的，被带上‘资产阶级’帽子实在莫名其妙，何况又是‘反动’的。‘反动’就是‘反革命’。爸爸十八岁参加革命，此刻正做著他热爱的工作，干嘛要去反革命呢！？
脸上长痘子的小个子打量著我，大概在思索‘革命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算做好人。
这时，站在他右边的另一个五年级学生贴著他耳边悄声说，“他哥哥是…”
哥哥也是五年级学生；原来他们认识我哥哥。
小个子挥了挥手，对我说：“ 你进去。”
～
我们班上一些家里有问题的同学已经很少来校了。同班同学都住在一个街区，大家都知道各家的背景。红卫兵来抄家时大家也都看了热闹，记忆犹新。伪造家庭成份既不现实，还会罪上加罪。这时站在校门口的铁杆红五类子弟，大多是工人家庭出身，发现你隐瞒出身，还不把你打得鼻青眼肿。文化革命前不久，我们还是地地道道、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现在，除非你爸爸还穿著军装，否则你的血统都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其实早在我生下后不久，爸爸在政治上就摔了跤。我出生不久正赶上反右运动。在那场政治运动中，爸爸系里的几个学生和青年教师被划为‘右派’，被送到边远山区去劳动改造，对此爸爸在院党委会上曾经投下了反对票。反右那一年，爸爸漫长的革命工龄保他过了一关。而在一年后开展的以清党为重点的反右倾运动中，爸爸成了学院党委里内的右倾代表人物，不得不反复作检讨。除了‘同情右派’的罪名外，爸爸在表演系的招生标准上又和院党委费副书记发生了争执。副书记认为，在战争年代的部队文工团里，“只要有胳膊有腿，人人都能当演员”，而爸爸反对这个招生标准。他说，现在教育正规化了，学院招生除了形体（即身材），形像（即脸蛋），和语音等等标准外，还要具备基本的文学素质和艺术修养。在院党委会上争了半天也争不清，于是爸爸就笑著对副书记说了一句，“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原意是以此划个句点，结束争论，给双方都下个台阶。
几个月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的全市文教干部会议上，陈其五副部长作报告，在罗列当前文艺界种种危险倾向时，不点名地说道：“戏剧学院竟有党委委员在院党委会公开说，他和党没有共同语言！”
坐在台下的爸爸吃了一惊。他才知道，费书记到市委宣传部去告了他一状。把爸爸与她在艺术上的观点分歧上纲成了政治分歧。同时，还把爸爸与她在招生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的说法，改变成爸爸和党没有共同语言。在全市文教干部大会后，爸爸便成了院党委会上的众矢之的，连带自己在山东大学的学生也有人踹上一脚。本来爸爸就痛恨人事政治关系，一气之下，便辞去了党委委员一职，只保留教职和表演系副主任的职务。这以后，爸爸在上海戏剧学院被划入了 ‘内部控制使用’的范畴。
不久以后，爸爸接到了为藏族班学生导演田汉的《文成公主》的任务。戏剧学院第一届藏族班大多是农奴和牧民后代，藏文文化水平底子低，理解和扮演这样一部反映汉族宫廷生活的大戏相对困难，排这个戏的困难极大。爸爸在教藏族学生的同时，也在业务上培训教师的业务水平。最后《文成公主》被调到北京和拉萨公演，田汉写诗祝贺，总理上台拥抱爸爸，外交部长陈毅招待各国使节看这个戏。回沪后，批评过爸爸的市委宣传副部长请爸爸去他家吃螃蟹，算是解除内部使用了。
几年之后，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改为的青年话剧团，改属文化局领导，独立于戏剧学院及高教局之外。实验剧团的演员都是多年来从表演系毕业的尖子学生。爸爸打了申请报告，调去上海青年话剧团工作，当了剧团的副团长和导演。离开了学院的政治纠纷，在剧团一心拍戏，演员们又都是自己过去的学生，工作的十分愉快。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家也被抄了几回。青年话剧团的红卫兵是最客气的，来之前还打了招呼，让家里的孩子们回避。 他们运走了爸爸妈妈的藏书和爸爸的笔记本，装了满满一车。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也还算文明，只是一个劲地钉著妈妈要银行存折。我们家没存折，这些学生怎么也不信。你们俩儿挣的工资一月三百多，都怎么花了。妈妈也说不清。我们家不奢侈，但也从不存钱。工资花完，下个月再领嘛。结果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只把剩下的书和笔记本加上一些衣物拿走了。与资本家的家里比，来我们楼上抄家的红卫兵一定是失望得很。都是在戏剧学院的教师和干部，家里没有什么变天帐，或者是黄金地契之类的东西。
一天晚上，在吃晚饭时爸爸告诉妈妈，这天下午黎明中学的红卫兵来过我们家抄家。黎明中学的学生就在青年话剧团隔壁。与大学生相比，这些高中生做事更无分寸，打人杀人往往都随心所欲。他们来后，钉著爸爸索取青年话剧团的名册，其中有剧团所有人员的家庭住址，包括一些著名演员，如祝希娟和杨在葆等人。爸爸就是没给。红卫兵气不过，临走前一个女红卫兵解下她腰上的军用皮带，照著爸爸脸上抽了下来，然后扬长而去。
这年月和红卫兵争执是要有点勇气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打死你也没人管。红卫兵打死人叫作‘对某某人采取革命行动’，公安局从不过问。 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充其量不过是在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而往革命火焰上浇冷水是万万不可的，要不就‘砸烂你的狗头’，公安局里也不例外。况且上面明文规定，当前‘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前不久，上海有一对夫妻抄家时被打急了，男的拿了切菜刀和红卫兵拼命，伤了几个小将，被订为‘恶性案件’，一星期后俩口子双双被法院判了死刑枪毙了。政治犯被‘公检法’枪决的有不同的叫法，叫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怎么可以把这本名册给他们。”爸爸气呼呼地说，“拿著这本名册，他们可以随意上哪家去抄家了。这是胡闹！”
在爸爸的用辞里，‘胡闹’已经是个重词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7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