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上的飞龙鸟》 (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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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和我的童年玩伴们从来都没有奢望活到三十岁。每一个孩子都知道，等下一场战争爆发时，我们都会牺牲，成为烈士。那没什么大不了。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完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解放了，共产主义也就最后胜利了。死亡并不可怕，也没什么了不起。最好战死在胜利前那最后的一场战役里，譬如说，那场攻占纽约华尔街的战斗。华尔街那些肥胖的资本家们残酷地剥削了世界上穷苦大众这么些年，早该去见上帝了。我们倒是害怕战争来得太早，没等我们长大就结束了。等我们长大，没仗打了，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没多久就赶上了59年到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现在没人还相信那是一场“自然灾害”了。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全面经济崩溃，哪来的这三年灾荒！我那几年的片断记忆都和食物有形形色色的关联。记得有一天晚上天黑后，妈妈从她工作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食堂带了一盒红烧猪肉回家。我和哥哥没等晚饭上桌，就把猪肉解决得干干净净了。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肉皮上的那些没刮干净的猪毛。短短粗硬的猪毛茬子与美味的肥肉混在一起咀嚼，多少有些恶心，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狼吞虎咽。那时爸爸正在编写辞海中的戏剧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的第一部辞海，政治意义重大。编辑委员会设在茂名北路上的锦江饭店里。锦江饭店当时只招待各地党政军机关到上海出差的高级干部，并不对外开放。饭店里有一个内部营业的小卖部。在那样困难的日子里，小卖部还不时地有糖果和巧克力出现，因此我和哥哥不时地也沾上了爸爸编写辞海的光。那几年里，上海的男女老少饥肠辘辘。而在农村里，千百万老百姓都饿死了。

1964年我上小学时，全国的形势大有好转。经济复苏了，人民的信心也恢复了。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久又爆炸了氢弹，发射了能运载核武器的战略导弹。当时几乎每个星期，报纸上都报道又有哪个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宣告独立。随著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的阵营也日益壮大。记得一天傍晚，广播里报道了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的消息，我们高兴得又跳又叫，“肯尼迪啃泥地了！”心想美帝国主义的总头目一死，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就指日可待了！没料到爸爸妈妈脸上一点儿兴奋的表情也看不出来，只是说，世界上的事儿没那么简单。

不久后的另一个傍晚，爸爸从市里开会回来，压低著嗓门和妈妈说著什么。我悄悄地躲在他们的房间门外偷听，听到爸爸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要公开反对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路线，用论战的形式展开全面斗争。还说，社会主义阵营会面临分裂的危险。我告诉了哥哥这个消息，俩人都觉得不可置信。那时我大概还不到七岁，哥哥刚九岁。我们无法想象‘苏联老大哥’怎么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背叛世界革命。其实我们也不懂什么叫‘修正主义’，不过听上去不是个好字眼儿。第二天我们问爸爸，也没问出个名堂，反被责备不该偷听大人谈话，还被叮嘱不要到外面去乱说。

尽管我们小小的脑子里灌满了这些宏大的想法，可一点儿也没放松玩耍。我们几乎天天玩好人坏人的打仗游戏，如饥似渴地看‘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我们还不止一次地和楼里的其它孩子在花园的草坪上挖洞，想挖到美国去。不料，没过多久，我们小楼里平静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一起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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