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亲历二三事：世上只有妈妈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大陆风靡一时的台湾电影，无数大陆观众为之集体挥泪，这部电影的主题歌“世上只有妈妈好”也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可是，时光如果再往前追溯二十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不要说这样的电影公演，就是类似于“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样的话也无人敢说，那时候，无论是报纸、广播和电影，还是标语、口号和文章，所宣扬的都只有“共产党最好，毛主席最亲”，谁要是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阶级敌人”，是要受到“专政”的，也就是要接受所谓“群众管制”、强迫“劳动改造”、失去仅有的一点人身与言论自由。

  我最早听说“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是在文革当中，一次批斗某研究所一个袁姓研究员的“批斗会”上。我的父母是“陪斗”对象，而我们这些“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则必须到场“观摩”，接受“现场教育”。

  那时，袁某三十多岁，与其年近六旬的老母相依为命，是个有名的孝子。据说，吃饭的时候，母亲未动筷子，他绝不肯先动，好菜一定先让母亲；稍微重一点的家务，他从不让母亲动手，而是自己来做，生怕把母亲累着；只要母亲病了，他必定请假带母亲去看病，并在家中守护直至母亲康复，我曾亲眼看见他吃力地背着自己的母亲去卫生室打针；谈恋爱时，他也把母亲看得比未来的妻子更重要，一个姑娘说婚后不愿与婆婆住在一起，他立刻与人家吹了；另一个姑娘说婚后家务事要由婆婆包揽，他也和人家吹了；所以，三十好几了，仍是单身一个。文革当中，人家要他天天唱“共产党好，毛主席亲”，他不胜其烦，随口说了一句：“什么‘共产党好、毛主席亲’？世上只有妈妈好！”这还了得！？立即被扣上了“公开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帽子，交由群众批斗。

  为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袁某被五花大绑押到“批斗会”上，七八个“红卫兵”在他身后围成半圈，还有两个人狠命按住他的头，台上一顿拳打脚踢，台下口号此起彼伏，叫他承认自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他死活不肯开口。等到全场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平静地说：“我自幼丧父，是我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并送我上了大学。乌鸦尚且知道反哺，我说一句‘世上只有妈妈好’难道就有罪吗？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养育之恩都忘了，还算人么？！……”话音未落，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毒打，直到袁某满脸是血，昏死在台上。

  等袁某苏醒过来，四周已经空无一人，——那时候，被批斗致死事情几乎天天发生，象袁某这样当场昏死的更是不计其数，人们早已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了。袁某慢慢爬起来，挣脱身上的绳索，找到一处水龙头，冲洗干净脸上的血迹，掸干净身上的泥土，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回了家，只字未向其老母提及自己挨批斗的事。后来，偶尔有朋友问到，他只说，当时他真不敢让母亲知道他被“批斗”了，生怕她老人家受不了出什么事。

  其实，大家都知道做一个孝子，说一句“世上只有妈妈好”，实在算不得什么罪行，哪个不是娘养的呢？相反的，“百善孝为先”的传统观念仍然在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袁某说出了大家都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很多人打心眼里敬佩；当然，也有些人把袁某看成“怪物”，觉得他实在是幼稚得不可思议，居然不知道在政治的高压之下如何保护自己，傻傻地去做那只被枪打的“出头鸟”！

  袁某是五十年代的前苏联留学生，在前苏联的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俄国圣彼得堡学习了三年，深受苏俄文化的熏陶，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不仅言语之间经常流露出对苏俄文化的欣赏与羡慕，而且还养成了诸如喝牛奶、饮红茶的俄国生活习惯，喝牛奶、饮红茶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奢侈的了，很叫一些“劳动人民”看不惯。所以，既然“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还打他不倒，想整他的人就给他扣上了一个“苏修特务”的大帽子，可是，却谁也说不出这个“苏修特务”到底干了哪些特务勾当，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戴着这顶大帽子被“群众管制”了两年。后来，大概连管他的人也觉得管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苏修特务”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便不了了之。

  解除“群众管制”之后的袁某，并没有吸取教训，依然是我行我素。只不过，他原来就有些沉默寡言，解除“群众管制”之后更加沉默寡言了，不过，该说的时候，他照样毫无顾忌地说，而且说得都是真话，在那种假话、大话、谎言满天飞的年代，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七二年还是七三年春，一个周恩来总理接见过的日本友好代表团来到研究所访问，提出要一束广西特有的金茶花做为来华访问的纪念，当时的领导对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小小要求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这一消息的袁某心急如焚，连夜到一个个领导家里拜访，陈述绝不能将金茶花送给日本代表团的理由。做为这方面的专家，他深知“生物组织培养技术”在当时就已经比较成熟，别说一束、就是一朵金茶花、甚至一个小小的胚芽落到日本人手里，他们也可以培养出千万株金茶花来，广西特有的金茶花就会失去“中国国宝”的优势地位。可是，领导们不懂科技，也缺乏前瞻性的国际头脑，袁某的进言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不相信送几朵金茶花就能损害国家利益，执意要满足日本代表团索要金茶花的“合理”要求，以示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反而指责袁某心怀叵测地“破坏中日友好”。结果，不到三五年的功夫，金茶花就成了日本人占据国际花卉市场的一个重要品种。真是哑巴吃黄连，中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昔日自己的国宝为日本人大赚其钱。文革之后，这位曾经公开宣称“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知识分子，每每谈及此事还恨得捶胸顿足，说这是他一生当中唯一一件追悔莫及、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错事，因为他当年没能“以死相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