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just said: BJ instructs 于丹

于丹的《论语》读法


来源:北语新闻网 发布时间:2007-11-01 00:00

于丹说，她是“用‘心得’这个角度”读《论语》，所讲的是“一心之得”。语似谦抑，而实含自负。人们多以为这是其独创读法，但实乃渊源有自。清人李兆洛曾将读经分为二途：“一曰专家，确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约，唐以前诸儒类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养一斋文集8226;诒经堂读经解序》）于丹就属后一种读法。但实际上，这种分类只是极而言之，比校有价值的解读，均是偏重而非偏废的。于丹的读法，就有偏废之嫌，而且其所“通”之“理”也不无瑕疵。

于丹反复申明：她“不敢”对《论语》作“阐释和解读”，而只是谈“一己心得”。但这种辩解是苍白无力的。你不“解读”，又何来“心得”？ 实际上，她每引一段语录，都接着作简要解读。可见，此书是以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作为立论基础的。既然如此，她就无权借口“各有各的理解”而拒绝阐释学的质疑。

关于《于丹<论语>心得》的硬伤，已有多人批评，兹不重述。笔者只想指出，先秦文学硕士出身的于丹，按说不应出现这些“硬伤”。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其如此呢？恐怕是先入为主之故。大约她心中先有了个“心灵快乐”观，然后才拉《论语》来帮衬。如此以来，就不得不歪曲《论语》。此正是“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也。她之歪曲《论语》，又首先是作整体歪曲。首讲、首章即开门见山，为《论语》定位：“《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语气是那样肯定，理其气壮，似乎已成为全书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然而，它既不符合许多人（包括笔者）的阅读经验，也无视既往阐释史。

而我们在《论语》和《孔子世家》等史料中看到的孔子形象，却大异于是。孔子对当时的“日常秩序”并不“适应”，也并不“快乐”，而是饱含忧患，“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他“斥乎齐”、“困于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他也自认“似丧家之狗”。他鄙弃无原则“顺应”，斥责子贡“不修尔道而求为容”。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而不是如于丹所称道的“大隐隐于市”。对无“道”之君也决不买账，而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到荀子，进而提出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8226;子道》）的道义原则。所以，孔儒人格，决非象于丹所说，仅是“从容不迫”和“谦抑”，

《论语》中确有不少关于“快乐”的论述，涉及众多侧面。诸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智者乐山，仁者乐水”（《雍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季氏》），等等。但于丹却多未涉及，更未作全面分分析。这也与她对《论语》“真谛”的论断不合，表现出逻辑的冲突。但孔子决不是个一味追求“心灵快乐”的人，而是是非分明，勇于担当。其实，真正的儒者无不如此，朱熹临终就以“坚苦功夫”激励弟子（《王懋竑《朱子年谱》》），王守仁也是历经“百死千辛”才体悟“心学”（《阳明全书》）。西哲云“痛苦使人崇高”，回避痛苦的人多是鄙琐的“乡愿”。

实际上，于丹更感兴趣的，乃是“适应日常秩序”，即适应读者所面对的任何一种现实秩序。请听她不厌其烦的劝导：“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信仰”（P10）；“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P12）；“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P20）；“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P25）；“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P29）；“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P49）；“不要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P55）；“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P64）； “让我们走进《论语》，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P99）。既不对“日常秩序”作合理性分析，也不提改造、完善现实秩序，这不等于宣扬犬儒住义人生哲学吗？而孔子，却是个理想主义者，终其一生，都在本政治理想和“损益”原则，倡导改造现实。只是后代统治者，出于把自身秩序理想化的需要，才把孔子和儒学歪曲、改造为维护现存秩序的理论。于丹恰是弘扬了这种文化。

诚然，创造新意义是解读的本质，但也需以前人人阐释为基础，是对阐释史的辩证扬弃，而非全面颠覆。作者有权阐述其独特阅读经验，甚至也有权部分颠覆阐释史，但均应作出具体论证。否则，就是对历史和读者不不尊重。但我读遍全书，也找不到《论语》是怎样“告诉大家”、“教给我们”的。通篇都是于丹“告诉大家”、“教给我们”，怎样“适应日常秩序”，寻求“心灵快乐”。这哪里是《〈论语〉心得》，分明是《于丹心得》。

这种整体歪曲，又必然导至文句曲解。如《论语》中的“道”，大都是指一种社会和政治理想，而于丹却硬说是“约制内心”。孔子讲“安贫”，从来均与“志道”相联系，表彰颜回“箪食”、“瓢饮”，意也在此；而于丹却无视“志道”，将颜回的“安贫”释为以穷为“乐”的生活方式，进而发挥出什么“幸福”与“贫富”无关论。再如，无论是从《论语》语境，还是从孔子政治观而言，“民信之”的语义均应解为“取信于民”；而于丹，却从“心灵快乐论”和“忍”经出发，释之为“对国家信仰”。为贯彻于氏“真谛”，又将“言寡力”，释为“少指责抱怨”；将“无为小人儒”，释为“不惦记私利”，等等。由此可见，诠释经典，如根本动摇，必枝叶纷落，正所谓“差之厘毫，失之千里”也。

儒学乃“内圣外王”之学，既讲修身养性，也讲经世致用。以其思想资源为构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本也无可厚非。乾嘉学者就主张“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汪中《述学别录》）。问题在于用什么、怎么用。将和谐社会归之于“约制内心”、“内心淡定”，本身就是对“和谐社会”的曲解，更何况这也并非《论语》的“真谛”。

由上可知，于丹由于“主题先行”谈《论语》，既篡改了《论语》主旨，又歪曲了《论语》文句。她大事宣扬屈从现实秩序的犬儒主义和奴才哲学，其“一心之得”也极不健康。除此之外，于著还有个致命伤，就是其矫饰和虚伪。于丹自己及其支持者，均声称此书为“布道”书。从实际内容看，也确为励志书。但好的布道、励志书，不仅其“道”其“志”纯正，而且本人也应虔信、践行这“道”这“志”，如此方有说服力和感召力。《论语》即是如此。诚如杜维明先生所说：“《论语》与其说是孔子言语的记录，还不如说是孔子行为的记录。孔子的为己之学是通过实践获得的一种自我理解。”（《道8226;学8226;政》第37页）但于丹的讲座和书却违背了这种精神，她只是一味说教。我们假定于丹布的“道”，就是孔子的“道”，而且是正确的“道”，那么，于丹对这“道”又是什么态度呢？她口口声声说：该书是她“以身体之”、“以血验之”，“用自己身体最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的“一己心得”。而我们却通篇见不到她的“身”、“血”和“病灶”，更何谈“敏感”。她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到处都是用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心得。常言说：听其言，观其行。她一再提倡“安贪”，却在努力求富；她教导我们“学会舍弃”，她却什么也不放弃。以此而论，于丹又十分矫情，而乏诚恳态度和践履精神。这样的“布道”书，又有什么价值呢？

既然于著有这么严重的缺陷，为什么竟大为热销呢？这就需要作些具体分析。

应该承认，于著确有所长，决非一无是处。《于丹<论语>心得》作为一种普及经典的时尚（流行）文化著作，努力将几千年前的经典与现实和日常生活相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经典与现实的疏离感，必然会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它还以浅易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寓教于乐地讲述了许许多多人生道理。诸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避免“过”与“不及”，做最好的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他人快乐的人，和而不同，言行一致等等，均也能给听众和读者以正面薰陶。于丹的讲演和图书，还给受众提供了快乐。愉悦性是时尚文化的鲜明特征。于丹凭借其靓女形象，动之以情的姿态，抑扬顿挫的语言，通俗生动的故事，成功营造了一种快乐氛围。这氛围，迅速感染了观众和读者，使他们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心灵愉悦，一种精神享受。这也是其成功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它迎合了“百家讲坛”等官方媒体和广大受众的某些需要。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虽然声称志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但潜规则是两个：一为政治正确，二为高收视率，因为这都关乎其切身利益。制片人万卫就曾明示：就是要在“人心充满困惑的背景下”，让《于丹〈论语〉心得》充当一个 “心灵按摩器”，让它“深入到读者心中，敏感地把握内心的不适，及时地给予心灵最妥帖的抚慰”。说白了，就是给那些难以“适应日常秩序”、心怀“不满”和“不平”的人群，服用一副安慰剂。这虽然并未全面解读当今“和谐”方针，但其“稳定”功能，显然为各级大老所欢迎。

确如有人所说：“大众意义和快感永远不可能摆脱那些生产着服从关系的力量”（约翰8226;费克斯《理解大众文化》第140页）。中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官方媒体无不承担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因此，较之西方，流行文化“收编”消费者、“让人以顺从代替主体意识”（阿兰8226;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第23负引阿多诺）的倾向尤为突出。象“百家讲坛”这样的栏目，故然要适应大众需求，但同时也制造需求和“顺从”。 而“百家讲坛”的权威地位和广覆盖率，又成为最有效的广告。没有“百家讲坛”，就没有于丹的走红。难怪她一再表示：“还是要感谢这个平台。”

于丹其人其书的欣赏者，基本是初、中等文化程度，教养程度和辨别能力、分析批判能力较低的群休。他们对社会、人生和文化现象，多具有一种非理性的盲昧性。这些人面临社会转型期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失序，往往困惑不已，无所适从。他们无法找到自我确证，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需要偶像确证、代表自己，过去是奇里斯玛式领袖，现在是高雅的文化明星。他们又极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渴求感动自己的演说家。当此之时，忽然有位演说家跑来亲切地关注，帮他们解除困惑，送给他们“心灵快乐”，能不如久旱逢甘霖，热烈地地拥抱她吗？大众又是实用主义者，对《于丹<论语>心得》的实用性自然推崇备至：“于丹讲的东西超实在，超有用”，“可操作性极强”；“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最直接、真实、朴素的真理”。确实，“心灵快乐”，立竿见影，一用就灵。作者是应该适应民众需要，但适应的同时是否还要将其提升呢？

确如有人所说：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的词语；凡是能向他们提供了幻想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古斯塔夫8226;勒庞：《乌合之众》第10页）。于丹向他们提供了“心灵快乐”的幻觉和虚幻满足感，他们便认于丹为自己的“主人”。已有不少人表示钦仰于丹的“生活方式”，也即“内心淡定”。至于于丹在生活中是否真的如此，并无细考。大众文化的灵魂是强烈的情感性。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均善于借助大众的情感而非理性以获成功。传播学专家于丹，自然深谙此道。大众不爱逻辑论证，不受推理影响，只能理解、接受那些拼凑起来的简单观念。因此，凡是习惯于用推理和讨论方式说明问题的人，便都为群众所憎恶。批评于丹的书遭冷遇，完全在人意中。

当今又是图象称霸的时代。未受专门语言逻辑训练的大众，都具有视听崇拜，渴求视听快感，所以时尚文化又称大众视听文化。刘新武、易中天的逻辑思维能力大大超出于丹，不会说出“所探讨的不是学术的内涵，而是学术的外延”一类胡话。但于丹的视听表演技巧，却使这些男星相形见绌。于丹视听形象使受众如醉如痴，请听他们的观（读）后感：“我喜欢于丹老师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感觉”； “听到这些故事感觉是离我们那么近，就像小时候隔壁家的阿姨在给我们讲故事一样”； “听他的故事，就像听评书，跌宕起伏，精彩绝伦”；“靓老师还有一个靓声音，于丹老师声音气很足，想必是当老师练的，发音圆满，到位，光有吸引力的声音就吸引不少目光”，等等。形象最能触动情感，而大众又最渴望情感。由此足见，受众爱的是于丹，而不是《论语》和孔子。于丹的粉丝们，又有多少会认真读《论语》呢？尼尔8226;波兹曼指出：电视的图像性质，“决是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要求”（《娱乐至死》第120页）。以此而论，理论文本根本就不适宜于在“百家讲坛”宣讲。

拙文虽重在批评于丹，却不主张“让于丹下课”。而是希望于丹一类讲演者，要珍惜才华，更严肃认真地对待经典，慎重选择课题和价值观，交给观众和读者真实、健康的“心得”。至于传统文化专业研究者，也可从中吸取若干教训：在经典阐释中，应既富有现实感、时代感，又充分尊重文本和历史；既要学习于丹们通俗化的才能和技巧，又要力避媚俗、迎合时尚。当代知识分子，如不愿或无力做一个“志道”者，起码也应做一个独立、理性的研究者，有分析地对待权力和大众。当然，还应始终保持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精神，努力争取经典阐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8226;》）。

责编:甘伶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