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逃港“偷渡叛国”民间档案
——为深圳特区30周年献祭
偶然间辗转获得这份残缺的来自民间的原始档案，包括几份不同抬头的申诉书、书信和遗嘱。这些残缺资料距今已有三十多年，或散乱或装订整齐，因年代久远，散发着浓重霉味，部分纸张或被虫蛀毁，或装订的铁钉锈蚀。除遗嘱外，这些资料均写于1970年代上半期，手写在不同的信纸上，字体工整，跟中共建政前三十多年的贫穷饥饿与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迄今掩藏在历史的深处。
所有申诉书内容大同小异，都在讲述着一个悲凉的故事：饱含亲情的姐姐，为“逃港叛国”判处15年徒刑、已陷于冤狱4年的弟弟，而抱不公不平的怨愤之心，持之以恒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等党政军部门及领导申冤。
民间上访不是在今天北京才有的景象，即使在文革期间社会全面崩溃的背景下，也没阻挡住这位粗通文字的勇敢的姐姐卖掉祖屋，带着普通话翻译，路途迢迢北上山西讨说法。认罪但有冤，隐忍受辱但不放弃，这就是中国政治高压下草民普遍地表达不满的方式，“新中国”概不例外。
申诉人即姐姐徐锦轩，出生于1923年，农民，世居广州市郊区新滘公社琶洲村（今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村，紧邻琶洲新广交会馆）。父母早逝。徐氏是琶洲村的大姓之一。徐锦轩家中姐弟六人，她排行老三。大哥在抗战时期，因生活所迫，流落澳门，与家人断绝往来；大姐徐锦琼，排行老二，十多岁时因饥饿水肿而患病身亡。徐锦轩下有三个弟弟。终身未嫁。
“犯人”弟弟徐锡江，1940年出生于琶洲村，是徐锦轩的三弟，排行老六。1965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分配至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当技术员。1969年回广州探亲期间，与同村其他五人偷渡逃港被抓获，后工作单位派人从广州收容所带回山西。1970年1月9日被阳泉市军管会以“投敌叛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时年29岁，单身，其余五名同案犯短暂收容教育后无罪释放。
因未能寻找到当事人，不能确定徐锡江坐牢多少年才获释，但庆幸的是，残缺的档案里有徐锦轩请人写于2003年的一封遗嘱，上面提到三弟徐锡江，得悉他活着回到了家人身边，2003年他63岁。
如果以中共1949年夺权建政作为分界线，此前东南沿海一带，向有因贫穷战乱、朝代更替“下南洋”的传统；此后经济凋敝和频密政治运动，直接导致生活极端贫穷和政治身份遭受歧视迫害，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正常生态。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没有投票权利的人们却因饥饿和政治迫害，决绝地选择了用脚向新中国投票逃离祖国，投奔怒海。这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常态。
我查阅了公开资料，徐锡江“逃港叛国”作为个案，从政府娴熟的处置手段，相信有千千万万，他们都从历史的夹缝里失踪了。但是，制度过错却要无辜百姓付出牢狱灾难来承担，这才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逃港”从来在中国大陆是个忌讳而隐秘的话题，跟其它人祸并无二致。笔者最早看到“逃港”这两个词是在1990年代初期，偶见一篇评述金庸在港创办《明报》因报道逃港风潮而一纸风行的文章；1990年代末期，我所服务的深圳一家行业报社总编，出生于深圳龙岗区农村，中学毕业招工，大学毕业提干，逐渐进入中共官员体制。他不无自嘲揶揄地笑谈，他少年时期在家乡务农期间，曾因饥饿跟伙伴在半夜偷偷掘出生产队病死的母猪，弄熟吃掉；其农村父母兄弟均先后逃港活命。他作为中共中低层官员，虽然忠诚于党，坚不做逃港者，但早年却要靠逃港父母兄弟邮寄食品，才能填饱肚子。
近年来，大陆各级国家档案馆陆续“解密”部分历史档案。1949年以后，内地共有两次逃港高潮。第一次大移民发端于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由于内地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大批人从广东边境偷渡来港，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第二次移民高潮始于70年代初，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逃港；到了七十年代末，由于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内地民众想方设法要移民香港。1979到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余万人闯入香港。
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仅在1962年，就有10多万人涌入宝安县（深圳市前身），6万多人偷渡出境，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有近16万人由内地偷渡到港。从1951年到1980年代中期，慢慢还原出“逃港潮”的历史图景。偷渡逃港最为知名的一幅图片，是深圳河上罗湖口岸附近漂浮的密密麻麻的淹毙者尸体。其实，西起深圳蛇口湾中间梧桐山东至大鹏湾，百多公里长的深港边境线，都是偷渡地点。逃港成功者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被在边境线拦截或被港英政府遣返。偷渡死难者迄今没有准确数字，更别说他们的姓名，跟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的死难者，都成为这个“人口众多”国度的别样历史风景。胡平曾撰文将逃港偷渡与柏林墙相比较，边境线两侧同样是两种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优劣明显，但柏林墙被射杀的152名有名有姓的翻越者，与无数无名无姓无数的逃港死难者相比，不能不说前者非常“幸运”，更在于东德死难者换来统一民主的德国，而中港之间至今依然隔离。
几年前广东省委与深圳市委宣传部投拍的电视剧《深圳湾》，高调宣称此剧直面偷渡逃港，其中有民兵在边境线枪击射杀逃港者的画面；数万解放军驻扎粤港边境线，拦截、抓捕汹涌而至的逃港者。今年8月份广州第三届羊城书香节上，深圳文联副主席写就《大逃港》出版。二者回避制度弊端，无所反思，关键是没人站出来承担罪责。今年恰逢深圳等特区建立30周年，在华丽的官方动作背后，这些血红的底色被北京的夸夸其谈和庆祝的耀眼烟花掩藏。
而中国政府对六七十年代历次“逃港潮”的应对举措，也暗合了这一时期中共高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于中共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的敏感脆弱的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毛泽东灭绝人性的“极左”政策，并最终逼出中共改革开放的格局。
研读官方解密的逃港资料可得出结论，1980年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的酝酿、建立，直接来自数十万偷渡逃港者正面冲击的结果，而不是其它原因。官方资料显示，逃港者来自除西藏和新疆之外的大陆所有省区。平心而论，是这些制度的受害者给予中共喘息的机会，中国专制历史向来就是如此吊诡。
以下申诉、信件和遗嘱均来自档案原件，文字、标点和语法尊重原作，只在个别处加括号注明，方便理解。
2010年9月9日改定
附录一：
申诉
申诉事由：徐锡江于1969年底因犯“偷渡叛国”罪，于1970年元月9日被山西省阳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判处15年徒刑，故提出申诉。
申诉人与犯人的关系：申诉人徐锦轩（广东省广州市郊区新滘公社琶洲大队社员），家庭成分贫农，与犯人徐锡江是姐弟关系。
徐锡江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是我的亲弟弟，因我们的父母亲在锡江出生不久即死去，因此锡江从小就由我抚养大的。锡江在学期间表现很好的，于1965年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到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工作（当技术员），今年33岁。1969年底，因我病重回家探望我。他在探亲假期中，与同行多年的女朋友闹翻了，一时思想糊涂，被同村的徐仪启拉拢下，六人逃港不遂，被公安人员捉回广州学习，后由阳泉市食品公司负责人来广州带锡江回原单位。当时说锡江“偷渡求荣”，要他对工人和领导作检查。检查后，已得到工人和领导的谅解，已在原工作岗位上照常工作了。他亦写信给我，承认过去错误，表示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以报党恩。但工作一个星期后，在阳泉市“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于70年元月9日，阳泉市军管会来食品公司把锡江逮捕，理由是说锡江“偷渡就是叛国”，判处锡江15年，把判决书寄给我，只写着徐锡江“偷渡叛国”四个字。
我认为锡江的偷渡是极端错误的，他翻身忘本，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的培育和期望，言之痛心，使我想起我家解放前的苦难家史了。
我家解放前十分贫苦，父亲患慢性病，长期不能干活，一家几口人只靠大哥锡滔在广州当汽车工人维持生活，到抗日战争时期，大哥失业，被迫去澳门谋生。不久我大哥在澳门迷上了赌博，以至父亲病重至死都不管，家中生活陷入绝境。家姐锦琼因生活贫困，不到二十岁因食什粮（大米和小麦之外的杂粮——刘水注））过多，至患水肿病，无钱医治而死亡。我母亲本是市郊罗岗洞人，因年幼丧父，生活苦极，故其母亲将她卖去深井村凌家做奴婢。（母亲）当年五岁，受苦十余年后才嫁给我父亲，生活亦是一样苦，当时我母亲因悲伤我姐姐锦琼死去，我母亲以至成长病，不久我母亲亦死亡，留下幼弟三个，最大的10岁，最小的是锡江还未满一岁。母亲死后家中生活难过到极了，欲把锡江送给人家养，但我不忍骨肉分离，故不肯把锡江送给人家。当时我的家的生活全靠租地主的八分田来耕之外，我还要去本村的大耕户徐秀处做短工，每天工资2.5斤米。除一家几口人生活外，还要煮一些米糊或什粮将锡江养大。到1949年，幸得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穷苦人家解放了，我们才有今天的好日子，而且锡江能读书，由小学到中学大学，1965年锡江在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山西阳泉市食品公司工作，这都是党和人民对他的培育，不料他一时思想糊涂，干出偷渡逃港的事，实在另（令）人痛心。我是他的姐姐，教育不严，我也很有责任。
但是锡江出身于贫农家庭，本质一贯是好的，以前亦未犯过错误。在学期间和工作期间表现亦是好的，况且年纪青青，更无历史问题。而这次偷渡逃港亦是初犯。锡江虽犯罪，但与毛主席共产党根本没有仇没有恨的。现因初犯偷渡逃港被判十五年徒刑，我认为是过重的，是不符合党的政策，而且同案偷渡的六人除锡江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外，其余的五人经教育后释放。在广州地区，一般犯偷渡错误的成员，都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算是首犯分子徐仪启，曾三次偷渡，又偷生产队的艇（做偷渡用），屡教不改，性质严重，对他的处理，也只是由公安人员送回我大队交群众监督劳动三年，监外执行。他的判处与锡江比对，为什么相差的这样大？对此我很不理解。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慎重地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 ，严格地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切不可一棍子将人打死地处理。锡江今年33岁，若是刑满出来亦是45岁了，还有什么用呢？锡江的犯罪是一时思想糊涂，而且带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而至犯罪。我请求首长对锡江偷渡逃港的处理，应按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去办理，重新给锡江复审和认真按毛主席关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对锡江的处理我认为是人们内部矛盾，应该以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去处理，给他有改过错误的机会，允许他有机会将功补过。
我为锡江的事，亦先后寄出有关单位的信件及申诉书等共有一百多封（其中大部分是阳泉市军管会的，此外还有寄给国务院及周总理五封，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八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群众来访办两封，还有山西省革委会的、山西省保卫组的、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同志的、山西省陈永贵的、广东省革委会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广州市赵付主任的、北京日报来信组的等——原信内容，刘水注）。我寄给每个单位的第一封信，大部分都有我琶洲大队的意见或新滘公社党委的意见的。现在我已接到九个单位的回信（说收到我的信后，已把我的来信转了去阳泉市军管会了，如有锡江的事，叫我直接与阳泉市军管会联系——原信内容，刘水注），但是阳泉市军管会四年多来实在未有一封回信。我寄给他的信已不算少了，不知是什么意思。锡江已判刑四年多了，目前对知识分子的落实政策过程中，但不知对锡江的问题是怎样呢？我心里实在难过，再等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又来打扰首长们，（请）在百忙中复我一封信，根据实际情况锡江能否有条件复审，重新作判处，请解答我这个问题。
我是个农村妇女，文化少，学习得不好，最遗憾的是我不会普通话，否则我就亲自前来贵院对首长们摆一摆（讲一讲——刘水注）锡江的具体情况，决心要把锡江的问题弄个清楚。如果还不解决，以后我亦准备找一个会讲普通话的人，带我去北京人民法院和有关单位，一定要把锡江的问题搞清楚，更希望首长们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使锡江得到合理的处理，早日协助我解决锡江的问题，本人不胜感谢！
此致敬礼 ！
广州市郊新滘公社琶洲大队徐锦轩上
1973年8月30日
（在这封申诉信寄出未见回音后，同年10月徐锦轩卖掉祖屋，带着翻译，亲赴山西阳泉市公安局军管会上访。这段经历记录于她在阳泉期间写给法院领导的另一封申诉书里，因与上述申诉书内容大同小异，不再呈现——刘水注）
附录二：
遗嘱
本人徐锦轩，现年八十岁，正是风烛残年，在世时日无多了，现将我的心愿讲清楚，以防死后不能说话，特立此遗嘱。
几十年来，我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兄弟，勤勤恳恳，克勤克俭，在家为大为细（小），至于父母剩下的遗产我一些都没有要，辛苦一生，自问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细，现将我的财产分配如下：
1. 给锡安贰万元正。
2. 以前已将买回的西荣里13号屋给锡辉。
3. 原祝安归九叔的三分之一房产权，我已购买给锡德。
4. 其余我的财产，包括房屋、钱、物和存款等一切给锡江所有。因锡江几十年来与我相依为命，在山西时常寄钱给我，当我如母亲一样关心我，照顾我，带我去看病，每周都会来看我，所以我把所有财产都给锡江。
5. 每年清明，由锡江替我付壹佰元，当作拜山扫墓之用。
特立以上五点遗嘱。
立遗嘱人：徐锦轩（指模印）
二00三年五月廿日
附录三：
档案里有一封徐锡江工作单位——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在徐锡江被逮捕后不久寄给其家人的手写公函，打头是毛泽东语录：
信件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徐锦轩同志：
你弟徐锡江，从广州回阳泉以后，态度仍不老实，现已依法逮捕。徐犯锡江，罪行严重，我们要划清界限。你还知道他些什么问题，要站人民立场上给予揭发，同时可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促使他端正态度，争取从宽处理。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阳泉市食品公司革委会
1970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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