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最深者，首推儒家，我们先说说儒家。
生逢春秋乱世，诸子争相为世道人心开药方，儒家的药方是以礼治理天下，用礼教的等级规范世道人心，其理想是：把人教化成等级人，把国治理成等级国，把天下治理成等级之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学说的核心是礼，是等级。
我说儒家的治世药方是礼，儒家的治国理想是等级国，这个结论，来源于对以下几个常识问题的简单分析。
一、 儒学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儒学是入世之学讲的是关于修身治国的学问。但这种答案稍加思考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修身和治国是两码事，在现代学科分类中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儒学把修身与治国放在一起讲，既讲修身，也讲治国，这就涉及一个常识问题：儒学到底属于哪个学科？如果儒学是修身之学，儒学就属于教育学；如果儒学是治国之学，儒学就属于政治学。即使如儒家所言：修身与治国是相通的，修治一体，但两个学科的东西放在一起，总有两个谁轻谁重谁是主谁为次的问题。
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长串拗口令似的经文，关键是两个字：一个是“修”，一个是“治”，修是修理自己，治是治理国家，儒家要把人修理成什么样的人？要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的国家？这两个问题不是平行的，而是有主次的，是一个从属于另一个、一个为另一个服务的问题。这一长串拗口令的落脚点，是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修理自己只是过程，只是手段，修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资格去修理别人，去担当大任，去修理天下人——美其名曰“治国平天下”。在这里，修理自己是治理天下的准备阶段，修是治的工具，是为治服务的，修是手段，治才是目的。也就是说，儒家全部学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治：怎么治国，怎么修理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是治国的学问，是专门用来治理国家（修理人）的，在学科分类上，儒学属于政治学。
请不要小看“儒学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常识问题，儒学是修身之学还是治国之学，差别可大了。最大的差别在于：如果儒学是修身之学，是所谓心性之学，是书斋中的学问，儒家提出的道德口号和礼教规矩，不过是一家之言，愿者上钓，与你我没多大关系，我也懒得写这种罗嗦文章折腾自己也折腾读者；但是，如果儒学是治国之学，是修理天下人的学问，一旦儒学得势，你我这等平头百姓，想不被修理可得乎？比如，儒家规定见了皇帝要磕头，儒家得势，你我见了皇帝就必须磕头，这跟我们每个人关系太大了！作为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你可以不理他，不料他，但作为一门治国的学问，你不理他，他就要修理你，这就像把你放进猴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遵守猴国的规矩：好东西先给猴王吃，漂亮美媚先给猴王玩，这时候，无论仁义道德讲得多么好听，全他妈没用，真正起作用的，是规矩，是等级，是猴王说了算的现实。一旦儒家当道、以礼治国，一旦你的家园是等级国，你将别无选择：为了生存，你只能而且必须把自己修理成一个等级人，如果你不愿修理自己，会有无数猴子猴孙主动帮助你修理你，直到把你修理成一个服从规矩的等级人。
借用王小波的话：我不反对任何人修理自己，那是你的选择你的权力，但我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修理我修理所有人，因为没有人有权力随自己所好修理别人。孔子虽然说过：“己不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十二2）但他喜欢礼，喜欢等级，便要用等级规范所有人，这就有点“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味道，不仅不仁义，不厚道，甚至有些霸道了。孔子虽然没有说“己所欲，必施于人”，但孔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六30）孔子的徒子徒孙、后世儒生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喜欢礼，喜欢等级，就用礼和等级来规范全国人民，“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二3）说通俗一点，就是用德引导你，用礼修理你。引导，你可以不听；修理，你敢不从乎？
二、儒学和儒生是否曾经统治中国2000年？
2011年春节前，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播了一个关于儒家的专题，主讲人王康先生说：“儒学对政统学统的缺失或将永远存在，他们这种悲剧也好或者无奈也好，孔子就已经开始了。孔子周游列国一样地到处碰壁嘛。”“如果这个道统很幸运，刚好能够延伸出政统，就是政治人物能够接受，就像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一样接受基督教为国教，那当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能苛刻地要求秀才们要做这个事情。”
王康先生的话，涉及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儒学和儒生是否曾经统治中国2000年？王康先生说孔子到处碰壁，可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不正是“像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一样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吗？一个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国教，刚下台不到100年，怎么能“脱了裤子不认人”？怎么好意思厚着脸皮说“你不能苛刻地要求秀才们要做这个事情”？不是别人要求你，是你自己已经拱到台上干了2000年.2000年的结果好坏姑且不论，你在台上干了2000年这个事实总该承认吧？儒家从孔孟开始就游说君王，跑官求官，长期坚持，经叔孙通等人的不懈努力，到董仲舒时终于大功告成，儒生与皇族作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儒生们把自己的学问和人生卖给皇上，用学问和人生为皇上服务，维护皇权统治；皇上则允诺儒生大量进入官僚阶层，让儒生与皇族一起共治天下。从汉武帝确认这笔交易、宣布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就成为中国社会历2000年而不变的上下公认的国学，儒生们就成为统治中国社会的各级官僚机构的主力军，儒学当道，儒生当权，皇族和儒生共治中国，这个模式，漫长的2000年，一直没有变。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儒生在统治阶级中地位日益重要，以至到了后来，皇族亲贵的子弟要进入官僚队伍，也要学习儒经也要参加科举考试，也要被训练成儒生以后才有资格进入统治阶级上层。这种状况，是不是儒学当道儒生当权？是不是儒学儒生与历代皇族共治中国？（对儒学统治中国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刘绪贻教授的《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该文是作者上世纪40年代留学美国时的论文，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儒学粉丝总爱说：儒学是个好东西，是历代统治者“歪嘴和尚念经”把儒学糟蹋了。可历史事实是：历代有资格站到台上念经的人，不是皇族，就是儒生，而且绝大多数是儒生，如果不信，我们可以数一数汉武帝以来的历代宰相（明代的首辅大学士、清代的首席军机大臣）、中央各部首长及主要官员、省州县三级首长及主要官员，这些人是统治阶级的核心队伍，看看在这支核心队伍中，儒生是不是占了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看看主持念经的人中有多少儒生？请问儒家诸公：儒经，是你们编的，也是你们在台上主持念的，理论是你们写的，实践也是你们一手操办的，中国人够宽容够忍耐够傻逼的了，让你们一口气干了2000年，你们现在刚下台不久就不认帐，说2000年是别人干的，说干坏了都是别人的错，借用你们儒家的话说：这也太不仁不义太小人了吧？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儒家下台以后老老实实在一边呆着，别老想着东山再起，别老想着有朝一日重新上台修理我修理天下人，你就是对2000年5000年全不认帐，我也没意见，我也绝不写这种无聊无趣的文章跟你扯蛋。可儒家下台不到100年（民国时期还在尊孔祭孔。相对于2000年，100年是不是太短了点？）就折腾着要“返本开新”，重新上台，不仅要治理中国，还要统领世界，要让21世纪成为儒学的世纪。儒家有如此雄心，我就有了被修理的危险，危险来了，我就要大着胆子提个小问题：儒家想重新出山，统治中国，走向世界，能不能在出山之前，把上次在台上干了2000年干得怎么样，先给国人一个说法一个交待？这要求不过份吧？哪位儒学大师儒学粉丝哪位尊儒的官员、学者能给国人一个说法？
三、 孔子谈以礼治国
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儒学的核心是仁，我说儒学的核心是礼，难免要打笔墨官司。但这种笔墨官司，越打越糊涂，大家都到儒学老祖宗孔子那儿找证据，而孔子的话，恰恰是糊涂官司的最大根源，因为他老人家留下了一大堆东扯西拉的言行录，这些随意性极强的语录，不仅没有严格的学理和逻辑体系，而且常常前后相互抵触，相互矛盾。如此“子曰”，你可以找到儒学核心是仁的证据，我也可以找到儒学核心是礼的证据，大家引经据典，自说自话，这种官司已经打了2000年，就是再打2000年，还是一笔糊涂帐。
我说儒家主张以礼治国，当然要拿出点理论上的依据，而理论上最权威的依据，又非孔子莫属，这就必须引用孔子的话。为了在拿出理论依据时尽量避免打笔墨官司，请允许我采用下面这个偷懒的办法：在这儿集中罗列几条孔子有关以礼治国的语录。简单罗列几条圣人语录，是为了表明如下意思：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不是我老朱闭着眼睛乱说的，也不是后代儒生和当权者扭曲了儒家的原意，而是从儒家老祖宗孔子那儿开始就十分明确十分坚定的政治方向。谓予不信，请学习孔子语录。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十二11，下同）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三19）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十四41）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十三3）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十六2）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十二1）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儿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欤）！”（《论语》一2）
孔子重仁还是重礼？在孔子那里，是仁重要还是礼重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了一个小故事，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如下：
季孙氏相鲁，子路担任郈这个地方的县令。鲁在五月份发动民众挖长沟，这个时候，子路用他私人俸禄所得到的粮食做成稀饭，邀请挖沟的人到五父的大路上来吃。孔子听说这件事，派子贡去倒掉他的饭，打毁他的器皿，说：“鲁国国君拥有这些民众，你为什么给他们饭吃？”子路悖然大怒，挽起袖子走进去，向孔子请教说：“夫子痛恨我实行仁义吗？我向夫子学习的，就是仁义。所谓仁义，就是和天下人共同占有财富共同分享利益。现在，我拿我私人的俸粮给民众吃，你不认可，为什么？”孔子说：“仲由（子路）怎么这样粗野啊！我以为你懂这个道理，你还没学到啊。原来你这么不懂得礼啊！你给他们东西吃，是为了爱他们。但是按照礼的规定，天子爱天下的民众，诸侯爱封国的百姓，大夫爱他官职范围内的人，士人爱护他的家族。逾越权限范围去爱，就叫做侵权。现在鲁国国君拥有的百姓，而你却擅自仁爱他们，这是你侵犯君主的权利呀，这不是胆大妄为吗？”
孔子的话，对儒家之仁作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儒家的仁爱是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的，儒家之仁是等级之仁，儒家之爱是等级之爱，仁和爱不能逾越等级，换言之，仁爱必须服从等级规定，必须服从礼。仁和礼发生冲突时，仁要听从礼，礼说了算，礼比仁大。
这段记载，出于反孔批儒的韩非之口。儒家粉丝对所有出自反对者之口的话，有一个经典的回击方式，就是一慨斥之为“不可信”。我们无法起韩非孔子于九泉之下，也就无法确认这段记载是否属实。兹录于此，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四、等级，规矩，总规矩。
儒家的以礼治国，并不只是几句空洞的口号，与之相应的，还有一系列具体措施来确保礼治思想的实施和贯彻落实。我对儒家以礼治国的各种措施略加分析以后发现，儒家实施礼治，其核心步骤是以下三点：
第一，划分等级。儒家把天下所有人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只要是人，你就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等级，这种等级，遍布公共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官场有等级，回到家里还有等级；父母子女有等级，同辈兄弟也有等级；男女之间有等级，女人之间母女姐妹婆媳妯娌同样有等级；主子有等级，奴才亦有等级……儒家通过划分等级，织就了一张大网，这张网铺天盖地，笼古罩今，只要你生而为人，你便被置于这张网中，你死了，依然是等级网上的一个符号，逃无所逃，避无所避。儒家通过划分等级编织了一张天罗地网——一张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等级网。
第二，制定规矩。光有等级是不够的，还要有规矩，儒家为每一个等级制定了详细的规矩，其详细的程度，几乎到了繁琐的地步。不同等级的人，不仅迎来送往出入公众场合的规矩不同，就是在私生活中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也有不同的规矩，穿衣戴帽有规矩，唱歌跳舞也有规矩，孔子发脾气留下的千古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批评季氏在家组织人唱歌跳舞没有遵守儒家有关天子才有资格用“八佾”的规矩。人活在世上，有无数的规矩，人死了，进了坟墓，还有规矩等着你——亡人穿戴有规矩，送葬仪式有规矩，棺材贵贱有规矩，陵墓大小有规矩，连陪葬品的贵贱多寡如何摆放也有等级规矩……其规矩之多之繁琐，复杂到你一辈子也学不完记不清。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齐国的执政大臣晏婴说的。当时，孔子率众弟子到齐国跑官求官，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说：“说得对极了！如果君王不像个君王，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就是有再多的米（粮食），我还吃得成饭吗?”孔子的话很得景公欢心景公一高兴打算给孔子封地但齐国的执政大臣晏婴不同意，于是，晏婴对景公说了下面这番话：
“所谓儒生，这种人能言善辩，话说得很漂亮，但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他们态度高傲，自以为是，很难驾驭；他们重视丧礼，治丧铺张，为了丧事隆重可以倾家荡产，这种礼俗风气要不得；他们不事生产，靠着游说、当食客过日子，（此时的孔子，便是高昭子家的家臣，干的正是游说之事。）这种人不能掌理国家大事（国家不能依赖这种游民）。自从周王朝衰落以来，礼乐的沦丧已经很有些时间了，礼乐的事没几个人弄得明白了。现在，孔子就专门讲究这一套，对礼仪服饰刻意讲究，对应对进退的各种礼仪搞一大堆详细的规定，怎么走路，怎么穿戴，怎么见人，繁琐得要死，这些礼仪，几代人也学不完，一辈子也弄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一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习俗，这恐怕不是治理老百姓的好办法。”（《史记.孔子世家》）晏婴的话告诉我们：儒家制定的等级规矩的确很复杂，复杂得普通人一辈子也弄不明白。
由于规矩太多，有时儒生自己也搞不清，搞不清就容易误事，于是，儒家更进一步，在所有规矩之上制定总规矩。
第三：确立总规矩。儒家的总规矩，就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所有女人必须听男人（自己丈夫）的，所有小男人（儿子）必须听大男人（父亲）的，所有大男人（臣）必须听皇帝的。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等级社会里，最高的上级只有皇帝老爷一人，所以，当所有下级服从上级时，最后的指向和结果必然是：全国服从皇帝。儒家的这个总规矩，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们似曾相识的一句话：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
这个总规矩，是儒家理想社会的最高原则，也是儒家以礼治国的根本秩序，这个秩序，是不容任何人挑战的。挑战这个秩序，就是逾礼，就是犯上作乱。
划分了等级，为每个等级制定了规矩，还提纲挈领地制定了统管一切的总规矩来维护秩序，儒家为王权专制谋划，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以礼治国，原来是帮帝王治国，帮帝王修理老百姓。
五、儒家当政2000年的几个小案例
儒家当政2000年，干得怎么样？这问题太大，不好说，一说，就可能引起笔墨官司。所以，我先从几个小案例说起。
最有说服力的经典案例，是儒家当政时，当仁和礼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仁义道德和礼教的等级规矩发生冲突的时候，儒家是讲仁还是讲礼？是仁说了算还是礼说了算？我选择几个这样的案例，略作分析。
案例之一：一个男人，能不能把成千上万的女孩子抓来关在园子里供自己一个人嫖？这种情况下用“嫖”字，是柏杨先生的发明，柏杨先生的理由很简单但很有说报力：皇帝老爷不认识这些女孩，有的睡过了连名字都不知道，说不上什么情和爱，说一夜情都勉强，只能说是嫖。我在此处借用一下，特此说明。
按照儒家讲的仁义道德，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当然不能作；但按儒家制定的礼教规矩，这种事不仅可以作，而且，儒家礼教鼓励你作，有儒家之书为证。《礼记》中关于天子玩多少个女人，就有明确的规定，《礼记·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礼记·昏义》又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由于儒家礼教的公开支持，在儒家当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坚持后宫制2000年不动摇，改朝换代，地覆天翻，后宫制照样延续。“后宫佳丽三千人”，并非诗人的夸张之辞，据柏杨先生考证，后宫人数最多时达两万多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考证。我只想说：把成千上万的女孩子抓来关在园子里供一个人嫖，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仁德之举吧？
案例之二：一个男人，能不能把成百上千的男人活生生地割掉鸡鸡，供自己驱使？“活生生”三字是我写的，因为在那个没有麻药的年代，把男人捆在木板上把下面的鸡鸡用刀硬割下来，其残酷，其血腥，其惨不忍睹，我无法找到合适的文字来描述。受过这种“宫刑”的人，要在一个称为“蚕房”的不透风的房子里孤独地躺很长一段时间，痛不欲生，九死一生，侥幸活下来，不知还算不算人？如果算人，算男人还是女人？
按照儒家讲的仁义道德，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当然不能干；但按儒家制定的礼教规矩，这种事不仅可以干，而且，儒家还鼓励你干，这有儒家言论为证。《周礼.天官.寺人》写道：“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既是大儒又是大史学家的司马光先生，就在《资治通鉴》中说：“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得无也？”司马光先生义正词严地说：三王就是这么干的，《诗》《礼》就是这么记载的，为了确保皇帝老爷的后宫禁地不让别的男人涉足，为了保证皇帝老爷的号令畅通无阻，宦官怎么能没有呢？结果，在儒家的鼓励下，在儒家当政的岁月里，中国一直坚持太监制2000年不动摇。把男人的鸡鸡活生生地割下来，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仁义道德说是文明说是光荣说是骄傲吧？
世界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确曾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后宫和太监，但后宫和太监在中国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1，中国的后宫制和配套的太监制是主流文化——儒学鼓励和支持的，所以是公开的，是全社会认可并津津乐道的；2，由于主流文化儒学的支持，中国的后宫和太监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体制，可以跨越改朝换代的大动乱而一代又一代延续；3，延续时间最长，从司马光所说的“三王之世”算起，5000年文明，后宫和太监相伴5000年；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当政到清末辛亥革命，也长达2000年。（清末离我们今天，刚好100年，100年前，我们还这么惨无人道地干！）4，规模最大，抓来关在园子里供人嫖的女人最多，被割掉了鸡鸡的男人最多。
中国的后宫制延续时间长，总体规模大，关的女人最多，割了鸡鸡的男人最多，这两个最多，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纪录，敢问普天之下，谁敢与文明中国争这个世界之最？我建议爱好儒学的人，应该拿这两个世界之最去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儒家当政留下的重要丰功伟绩，应该好好宣传一下。
案例之三：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和变态心理，能不能把女人的脚裹成残疾供男人玩弄？
按照儒家讲的仁义道德，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当然不能干；但按儒家制定的礼教规矩，这种事不仅可以干，而且，这种事正是儒家礼教提倡支持的，《女儿经》说：“为什事，裹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儒生们对小脚情有独钟，给小脚起了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三寸金莲”。这就是儒学的魔力：可以把血淋淋的残忍之事描绘得充满诗意。民谣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一双残疾小脚，浸染着多少血和泪？但儒生们看不到血泪，他们看到的是诗情画意，是变态的美。儒生们争相呤诗作文，赞美小脚。大才子苏东坡有《菩萨蛮》词呤小足，词云：“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大才子唐寅（唐伯虎）也写了《咏纤足俳歌》：“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从别后，不见他，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儒生们对三寸金莲如痴如狂，甚至还出现了研究金莲的“专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朝的李渔和方绚。李渔认为，三寸金莲可以刺激男子的视、嗅、触、听觉，爱抚的方法，用口有6种，用手有28种，用脚有4种，用肩有2种，用身体有4种，共44种。方绚自羽“香莲博士”，著有《香莲品藻》一文，将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名噪一时。清末的名儒辜鸿铭则说：“裹脚能使血液向上流，这使臀部变得丰腴性感。”
在儒生们的忽悠下，这种把女人的脚从小裹成残疾以供男人玩弄的野蛮习俗，竟然在号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中华大地时髦流行了1000多年！我每每听到有女人说自己是儒学粉丝就头大，我搞不明白：是我的脑子出了毛病还是这个女人脑子进了水，因为儒家当政时，踩在最底层景况最悲惨最不堪回首最没有人样的就是女人。子曰：“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从孔圣人开始，女人就不受儒生欢迎。我犯傻时常常疑惑：儒生们是不是女人养的？
就我有限的知识，世界上给女人裹小脚的国家和地方不多，坚持给女人裹小脚1000多年的，只有中国一家。中国的小脚女人最多，这，又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世界之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喜欢儒学的女人们，请从脚下开始，请先把你的脚裹成“三寸金莲”；喜欢儒学的先生们，也请从脚下开始，请先把你们夫人女儿的脚裹小裹残疾了，再去弘扬儒学，这样才有说服力，否则，光说不练，岂不成了儒学最不耻的伪君子？要知道，在儒家当道的日子里，所有女人都要裹脚，作为儒学粉丝，女人不裹脚，成何体统？
这样的案例，我可以写出之四之五之六之七，比如，大规模的文字狱，因言获罪被杀害被株连的人同样堪称世界之最。但我想，证据能否说明问题，不在其多寡，而在于其是否有说服力，十个似是而非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一个人是否违法；一个有说服力的确凿证据，却可以让法官判定一个人是否犯罪。我们分析儒家治理下的中国，是仁义道德说了算的平等社会？还是礼教规矩说了算的等级国？上述三个案例三个世界之最，应该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一些问题。
六、儒家当政2000年之我见
儒家当政2000年，干得怎么样？这问题不好说，但却不能不说。既然写儒家，就不能不对儒家当政的2000年说几句话，发表点意见。发表意见之前，先厘清几个小常识。
常识之一：考察当政者的业绩，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古往今来，当政者说的都很好听，可说的好听有什么用？我承认，儒家说的写的确有不少好东西，但作为一门治国的学问，儒学和儒生曾长期统治中国，评价儒家当政2000年的是非功过，重要的不是儒家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重要的是儒家是怎么干的？干的结果如何？
常识之二：功过一肩挑。儒家当政，功劳、成就，是你的；过与错、罪与恶，也是你的。你不能只讲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你必须同时讲唐朝的覆亡清朝的溃烂，一个个盛世是你的功劳，一个个王朝腐烂垮台，同样是你的功劳，甚至一次又一次亡国——宋明两朝，儒学鼎盛，但两朝均亡于外族入侵，均以亡国收场，当政的儒学与儒生，你们有没有责任？儒家和皇族，共同统治中国达2000年之久，这其间，皇帝和皇族不停地换，儒家却一直在台上，作为统治中国2000年的共同责任人，作为两个责任人中惟一一个2000年里从未下台掌权时间最长的责任人，儒家是不是主要责任人？应不应该对中国2000年的历史负主要责任？
常识之三：强大繁荣不等于文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曾经强大过，也曾短暂繁荣过；军国主义当权的日本曾经强大过，也曾短暂繁荣过，但时代进步到今天，这个世上还有多少人认为那时的德国和日本是文明的？还有几个人为当时德日两国的强大繁荣骄傲？别老拿几个“盛世”说事，说来说去，说的都是钱多兵多国家强大都市繁华，为什么不说说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儒家当政2000年，可不可以拿几件尊重人尊重个体尊重生命的漂亮事出来说说？这才叫文明，这才叫“人之异于禽兽者”。
厘清了这几个常识问题，对儒家当政2000年，说说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儒家治国2000年，把国家治成了等级国。
这一句谁有不同意见请举出相反的历史事实，我愿洗耳恭听。拜托，请讲事实，别跟我说那些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再好，光说不练，有啥鸟用？光说不练的漂亮话，惟一的作用，就是制造越来越多的伪君子。
第二句：儒家的等级国就是极权专制国。
等级并不等同于专制，但儒家的等级国就是一个极权专制帝国，这是2000年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究其原因，是儒学以礼治国的总规矩造成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能不极权能不专制乎？而且，儒家当政的极权专制，是全方位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极权和专制。
第三句：以礼治国的专制体制有一大优势，但有一个缺陷和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以礼治国的专制体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举全国之力，奉一人之令，这种体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比如修长城，建阿房宫，修大运河。如果好大喜功，这种体制很对胃口。但这种极权专制体制，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不可能产生有效的监督机制。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常识：一个医生，无论多么神圣多么英明，你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开刀自己给自己作手术，你必须请人帮你开刀帮你作手术，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坚持三权分离多党竞争言论自由等监督机制的理由。儒家的礼教，强调忠孝，强调“无违”，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结果，体制内的每一级每一个人，对上只有服从，对上都是奴才，不可能监督上级；对下发号施令，对下都是土皇帝，下级不可能监督他。惟一的监督机制，是上级监督下级，问题是，下级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下级官员执行的指令也是上级发布的，下级官员只是照上级指令行事的傀儡，上级监督下级，等于监督自己，这就像自己给自己开刀动手术一样，这手术如何能能作得好？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儒家设计的单向服从的极权专制体制，便一次又一次面对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腐败日甚一日，溃烂日益加速，直到有一天不可收拾，玩完，垮台，地覆天翻，生灵涂炭，改朝换代，从头再来。
一个王朝玩完了，儒家改换门庭，傍一个新王朝，再玩。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历代王朝，皇族是大老板，儒家是二老板兼职业经理人，公司一次次玩完，大老板一个个滚蛋，作为二老板和职业经理人，儒家安然无羔，换个老板再玩，再折腾，而且，越折腾名气越大，越折腾地位越高，越折腾越受欢迎。这种近乎黑色幽默的故事，在中国反复上演，历经2000年漫长的岁月而不间断。这就像一条死路，路的尽头是悬崖，是万丈深渊，前面的人掉下去了，死无葬身之地，傻子也知道这条路不能再走，必须改弦易辙，另找出路，但后面的人太自负对自己的文化太有信心，他们相信：前人掉下去，不是路错了，不是方向不对，而是前人走法不对，或是运气不好，他们相信自己比前人聪明，相信只要换一个路名换一种走法，这条路一定可以走通。所以，他们前赴后继，一代接一代地往悬崖下跳，跳了2000年，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明末清末，殷鉴不远，伤疤犹在，疼痛已忘乎？如今，有人要重新唤醒(修理)中国人，要中国人重回这条老路，重新去跳千年悬崖，这几年，各地的祭孔仪式规格越来越高，学校的读经热响应者越来越众，孔圣人的圣像已经矗立到天安门广场上了，孔子学院已经在世界各地开了200多所了，每念及此，我便不知今夕何夕？不知道我置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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