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西方宗教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是围绕着两个意识来进行的。一个是原罪意识，一个是魔鬼意识。例如，按照圣经创世纪，人类的原罪。来自于亚当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上帝的告诫，偷吃了善恶树的果实。于是上帝将罪降到了人间。按照这样的解读。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
西方宗教关于魔鬼的解读，大体上存在着三个版本。１。单一魔鬼说，例如撒旦。２。部分魔鬼说，例如圣经启示录“三分之一的星辰则没有明示代表什么。”天主教“三分之一天使堕落。”３。人人魔鬼说。例如人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
中国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却有着强烈的魔鬼意识。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的魔鬼意识，是永远不包括自己的。一方面自己永远不属于魔鬼。另一方面，所有其他人，都有可能被归类为魔鬼。例如，越来越多的人指出，绝大多数中国人痛恨贪官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没能当上贪官。
西方宗教也有同样的问题。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一个最大缺陷，在于将不同于自己立场的意识形态妖魔化。妖魔化（demonizing）一词，的确不是中共的发明。西方传统保守主义的这种非黑即白，棱角分明的教条思维模式的一个优点，在于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维护，立场更为坚定。坏的方面，是容易走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例如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都具有原教旨特征。除此之外，极端穆斯林组织ISIS也是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
中国文化是一种复仇文化。追其原因，是由于中国文化具有“一有一无”的特征。即只有魔鬼意识而没有原罪意识。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伸张正义被理解为对等复仇和等量泄恨。而充分泄恨的唯一手段，是过度复仇。这样的信条非常多。例如，“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中国文化的复仇特征，导致了改朝换代和政治体制改革，很难以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同西方文化相比，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缺少原罪意识的结果。正义的过度伸张，导致了复仇者与犯罪者的角色转换，因而又为下一轮的复仇埋下了种子。在“除我之外，人人皆有可能是魔鬼”这一点上，中国人其实个个都是ISIS。
在辨别魔鬼方面，中国人的能力是超强的。例如我发现，在海外媒体上，民主精英们的一个主要兴趣，就是“论证“中共高官们的张三和李四之间的具体关系。中国人对”学术“一词的理解，基本上就是看谁算命算的更准些。谁要是将谣言变成预言，那他就是”真乃神人也！“再例如，华人在美国之音抓特务的那股劲头，有些令人恐怖。问题是，中国人最多只具备了识别魔鬼的能力，而不具备对等的自我审视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在“魔鬼扩大化”这一点上，与毛泽东的反右扩大化如出一辙。
无需借助宗教拐棍，人类的文明意识也可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原罪意识。这可以从生命的自然特征，以及物种存在的自然目的开始。例如，在所有的物种中，人类是唯一具有超越生存需要的利益需求的物种。同时也是唯一以同类竞争，同类战争为生存手段的物种。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确不如蚂蚁和蜜蜂。甚至也不如细菌。例如，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细菌之间的抑制，只发生在不同的菌种之间。因此，战争便是人类的第一原罪。因为这是与生命的存在意义以及物种延续的自然法则相违背的。类似地，一切以社会不公，剥夺公民的基本自由，群体对抗，利益冲突，或者以导致革命或者流血为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的政治体制，都是有原罪的。
原罪意识是人文主义的最初来源。西方文明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其独一无二性。例如，关于价值真理，不仅没有因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逻辑实证主义而被解构。而且还有了自身的本体论基础。关于自由的自然法基础，既不需要建立在绝对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也不需要建立在宗教的“不证自明“式的说教上。自由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必须是至高无上的，而在于自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一目的是否具有普世性。
比较东西方文化在诸如战争，政治变革，社会运动，革命，流血等问题的看法，就会发现，两者的确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日本投降之后，麦克阿瑟便立即开始了帮助日本恢复和建立社会秩序的努力，而不是继续搞清算，为死亡美军士兵报仇雪恨。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美日两国在战后得以“一笑眠恩仇。“相比之下，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一些中国人仍然对日本人恨的咬牙切齿。
中共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复仇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之所以中共拒绝政治改革，是因为中共舍不得放弃自己既有的特权利益。然而在我看来，中共更是为了保命。当然，这里所说的“命”，也许也包含了老百姓的命在内。然而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民主必将导致天下大乱”的说法，具有如此高的共识。在我看来，这样的担心也并非是毫无根据的。
最了解中国人的，当然是中国人自己。很多人对体制变革的担心，并非是推墙本身会流多少血，而是推墙后的扬州十日屠城，会流多少血。推墙派们的强烈复仇心态，决定了中共除了死守城门，别无他路。
按照西方政治学观点，体制的邪恶程度，决定了推墙的目的正义，是否有理由超越手段正义。关于中共体制到底有多么邪恶的问题，如今已经是不证自明。因此，中国民主的目的正义，早已远远超越了手段正义。因此我认为，推墙派也好，改良派也罢，如今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并非是革命还是改良，法国暴力还是英国光荣的问题。而是复仇文化和体制原罪问题。在我看来，“革命vs改良”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
和战争一样，体制同样也具有自然属性的一面。就如同无需因为汶川大地震，而必须向上帝复仇一样，体制原罪的正义伸张，也应当终止于体制本身的死亡。当然我知道，按照中国的传统思想，既然人是体制的执行者，那么对统治者复仇是天经地义的。
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反腐的最大问题在于选择反腐。其实在我看来，反腐的最大问题，恰好就在于反腐本身。这相当于用个人做体制的替罪羊。打个比方，如果把中共体制比作一个糟糕的汽车品牌，并且假如任何驾驶这种车的人都必然会肇事的话。那么反腐，本质上就相当于让肇事车主们承担汽车的设计缺陷责任。因此，只要体制决定了腐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无论是腐败和反腐本身，通通都不再具有正义性。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