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两会”期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有关“党政分工”的说法引起了争议。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经提出“党政分开”的说法。虽然两词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持续至今，已经有了数十年时间。
有观点称，在这一问题背后，存在着邓小平与习近平或王岐山的政策冲突。其实在近几年里，有关历史观、“一国两制”、领导体制、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外交政策的调整等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
有评论人士表示，以中共十八大为分水岭，中国重新选择了发展方向，作出很多改变。邓小平时代以来所形成的许多政策，甚至是邓小平本人的一些想法或说法，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实现，或是被改变、调整。其实，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2017年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改革开放至今更是已经将近40年时间。中国在这些年里的发展突飞猛进，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旧的治理体系和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其中的一些问题，不是邓小平一人就能完全准确预料且有效避免的。比如邓小平曾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但在中共十八大前，两极分化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
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的时候，被问到中日相争的钓鱼岛问题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提炼并践行了毛泽东思想里的“实事求是”（图源：Getty/VCG)
这类“搁置争议”的主张与“韬光养晦”相互配合，是中国外交几十年里的重要原则，为改革开放开道和避险，效果是巨大的，也体现了邓小平务实发展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还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说过，“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这是邓小平务实执政的另一个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搁置争议”的主张，并没有堵死最终解决争议性问题的通道。只不过，邓小平是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下一代”。这是邓小平当时的无奈之处，同时也为“下一代”做了他那一代的准备。
而且，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时是有条件的，也是具有伸缩空间的。“搁置争议”与“共同开发”一起被提出，两者的必要前提是“主权归我”。因此，最终何时和如何结束“搁置”状态，其解释权在于中国一方。至于是缓步推进还是一次到位，两种选择都是合理的。
上述评论人士还说，邓小平打破了毛泽东的很多“政治正确”，推进了改革开放。习近平继续改革，肯定会打破邓小平时代立起的一些框框。
因为习近平与邓小平两个时代紧密衔接，其对邓小平时代政策的改变会明显多于对毛泽东时代的改变。毕竟，毛泽东时代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邓小平那一代解决了。
如果邓小平的想法说法也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将会束缚当下的深化改革。不论如何，习近平的改革与调整，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
该评论人士进而指出，关键还是要“实事求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之后又传承到了习近平的身上。
有观点称，在这一问题背后，存在着邓小平与习近平或王岐山的政策冲突。其实在近几年里，有关历史观、“一国两制”、领导体制、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外交政策的调整等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
有评论人士表示，以中共十八大为分水岭，中国重新选择了发展方向，作出很多改变。邓小平时代以来所形成的许多政策，甚至是邓小平本人的一些想法或说法，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实现，或是被改变、调整。其实，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2017年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改革开放至今更是已经将近40年时间。中国在这些年里的发展突飞猛进，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旧的治理体系和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其中的一些问题，不是邓小平一人就能完全准确预料且有效避免的。比如邓小平曾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但在中共十八大前，两极分化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
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的时候，被问到中日相争的钓鱼岛问题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提炼并践行了毛泽东思想里的“实事求是”（图源：Getty/VCG)
这类“搁置争议”的主张与“韬光养晦”相互配合，是中国外交几十年里的重要原则，为改革开放开道和避险，效果是巨大的，也体现了邓小平务实发展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还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说过，“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这是邓小平务实执政的另一个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搁置争议”的主张，并没有堵死最终解决争议性问题的通道。只不过，邓小平是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下一代”。这是邓小平当时的无奈之处，同时也为“下一代”做了他那一代的准备。
而且，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时是有条件的，也是具有伸缩空间的。“搁置争议”与“共同开发”一起被提出，两者的必要前提是“主权归我”。因此，最终何时和如何结束“搁置”状态，其解释权在于中国一方。至于是缓步推进还是一次到位，两种选择都是合理的。
上述评论人士还说，邓小平打破了毛泽东的很多“政治正确”，推进了改革开放。习近平继续改革，肯定会打破邓小平时代立起的一些框框。
因为习近平与邓小平两个时代紧密衔接，其对邓小平时代政策的改变会明显多于对毛泽东时代的改变。毕竟，毛泽东时代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邓小平那一代解决了。
如果邓小平的想法说法也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将会束缚当下的深化改革。不论如何，习近平的改革与调整，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
该评论人士进而指出，关键还是要“实事求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之后又传承到了习近平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