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 章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9.1 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都并没有错。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合作化之后又一个加强集体道路的创造，是将农村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集体化，建立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必要途径。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坚强集体道路，人民公社是符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要求的。大跃进本身也没有错，但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是事实。现在关于大跃进的文章是汗牛充栋，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不多。
刘少奇这个人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受到过毛主席多次不同程度的不点名的批评，像1955 年说邓子恢“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的，其实是批评刘少奇的；毛主席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右倾思想，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也是批评刘少奇的【注1】。
可是，到了58 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少奇又是最起劲的，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是刘少奇的原话，还有什么“男女分营，到礼拜六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这都是狂热到极点的话，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念。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他自己都不拥护，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开。刘少奇说，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里，女的住哪里。我们都慌了，整天担心小屋会不会收回去啊，收回去了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现在领导人说了话，下面可能不当回事，那时候刘少奇讲话，我们必须都得听。
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饿死人就和这个浮夸风有密切相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中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都在那里推波助澜。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对于他们的这种浮夸的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人是反对浮夸派，但这些人当时被浮夸派批评是“右倾保守”，有的还受到排斥和打压。
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高产田”、“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小平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亩产几千斤粮食，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 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他这个思想还一时影响到主席，毛主席，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说：“搞酒精燃料。”——那时我们缺石油。毛主席不是没有发热，毛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毛主席说话有个边，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
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相反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的。1958 年邓小平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20%，邓小平就说：“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是乌龟。”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田家英是拥护邓小平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都说邓小平虽然农村出身，却没有搞过农业，不懂农业。田家英都这样说，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也认为邓小平搞得太高了。刘少奇也是一样，吹得神乎其神。
58 年到处报高产，可一到59 年一月、二月，到处说缺粮，到处高产了却到处缺粮，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觉察到了浮夸风造成的恶果问题。主席是实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跃进，也最早发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并反对浮夸风。在当时的中央最高层领导中，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真在农村生活过，小时候在家干农活还种过地，所以，他是头脑最清醒的。毛主席后来批评“就是有人吹得神乎其神”，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的，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威信不好点他们的名罢了。现在出的《刘少奇文选》、《邓小平文选》都不收录他们这个时期的讲话，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怎样反省出现的问题呢？是纠正失误并继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全盘否定然后走分散单干的老路，即搞三自一包？当时，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和很多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彭德怀，是不一致的。毛主席看得非常清楚，好多假话是上面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逼出来的。毛主席反对浮夸，但要把那些搞了浮夸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整下去，他也不同意。因为那就意味着更改党的路线，那可是大事了，是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可是，现在有人却说，主席是支持搞浮夸，支持“放卫星”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毛主席是从干部有错误就改，不能一下子把有错误的干部都打倒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犯有浮夸风错误的干部，而不是支持浮夸风。他说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嘛，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有错误也不要紧，改正就是了。还有人抓住一个主席批过的文件不放，这个文件在规划共产主义的远景时提到了要亩产万斤的事【是否需要给出具体文件？】。主席看了那个远景规划后，说它像一首诗，叫陈伯达、张春桥他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主席还问了钱学森，问他粮食亩产能不能达到一万斤。钱学森用光合作用理论推导，太阳光照多少，时间多少，如何如何，还搞了很复杂的微积分公式计算。我也看过钱学森的论证，但啥也看不懂，就记得有个符号“Σ”，就好像是把大写的M 侧着放的，就因为看不懂，反更崇拜他有学问。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就对数学没有兴趣，高等数学知识不多。他看到钱学森的论证，又是理论，又是计算，复杂公式一堆，又说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产量没上去，是没有弄好，弄好了就可以达到一万斤，一切都讲得有根有据。毛主席也没法驳斥。我估计，主席心理还是有疑问，因为他小时在农村种过地，能打多少他是心里大致有数的。后来钱学森说自弄错了一个小数点。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都成了毛主席不懂科学了，乱来了，蛮干了，愚昧无知了，违反自然规律了。反正罪名一大堆。这都怎么说呢！上上下下干部说假话，搞浮夸，钱学森他是大科学家，是美国回来的，而且是爱国的。毛主席问他也不是错吧？
9.2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
主席不信万斤粮，我第一次知道是从林克那里。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对主席的情况熟悉。我对农村也知道一点，也不信万斤粮，觉得700 斤不得了。那次林克和主席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问林克是不是真有万斤粮。林克告诉我，主席在天津就问了：“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主席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才这样说的。林克听了主席的话之后就去把万斤粮弄清楚了（可参见林克回忆录）。原来，那些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几亩田的稻挖出来，挪到一亩田里去，浇好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几千斤，万斤没有看到。他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原来是这样的”——这都是林克亲口给我说的。后来报纸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麦穗上，我看到报纸，就去问林克报纸上的情况他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想象这些麦穗、稻穗挤在一起，很匝实，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几片，小孩子还是可以在上面的。这不是自然长的，是人工堆起来的，现在你找人给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这一讲，我就都清楚了。
主席不信万斤粮，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时候有实际依据。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们这些他身边的秘书亲自到农村去种粮，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也搞搞整社，把那些浪费粮食的事，整顿一下，共产风整顿一下（共产风陈伯达有很大责任，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到处胡说，陈伯达是跟在他们后面胡说），但不能随便拿农民的东西，注意保护农民的积极性——那时候还没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回来，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也要拜农民为师。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让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最高能打多少斤。打下的粮食，你们要自己去称重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9.3 我在四川种水稻的全过程
毛主席让我们到四川，实际就是想让我们搞个典型调查。解剖了一只麻雀，所有的麻雀是怎么回事就清楚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他报告反映说，四川省粮食最高亩产上万斤，平均亩产两千多斤。
1959 年初，田家英、逄先知、我、李学谦和骆文惠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下到了四川的新繁县大风公社，其中骆文惠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来自四川重庆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支部书记。我们下来后，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在公社掌握全面，主要是搞农村调查，又经常回省里开会，没有时间下地。他以前也没有种过地，就是在延安也是教书，没下过地。这次他也没有实验田。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主要是跟着田家英的，天天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只是偶尔到他自己的一中队去一下，可搞实验田是要天天都盯着的。骆文惠也没有实验田，她是小姑娘，觉得有困难，其实她干农活比我行。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后来也没有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所以，我们五个人，真正实际下去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姥姥是个贫农，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帮姥姥捡麦穗，捡来贴补家用，捡几斤就不得了。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一亩小麦能打一百多斤，顶多两百斤。现在，浮夸风没有停止，毛主席要我们来实地调查，我是很高兴的，也愿意搞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万斤粮到底靠不靠谱。劳动是很辛苦的，在稻田里腿泡得黑乎乎，蚂蝗还要爬到腿上吸血。我是下到新繁县崇义乡大丰镇第四中队第六小队。我们是中央来的，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做实验，他们就给了一块最好的。说是一亩，我自己丈量，有六百六十平方米多，差一点一亩。我交代说，这是我的田，你们谁也别动，也别施肥。怎么做，我去找几个老农请教后再说。
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水稻不懂，虽然小时候在地里帮姥姥捡过麦穗，可真正的农活却一窍不通。我从耕田开始学起，农民教我牵牛、套牛、架犁、扶犁。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比我写文章找材料还容易。田不平，有深有浅，而且田埂边和田中间的泥土硬度还不一样。犁田的时候，犁要把好，碰到高一点的地方，要把犁尾压一压（等于把犁尖翘一翘），或者把整个犁往上抬一下，就能过去，否则拉不动。我开始不知道，一看牛停下来，以为是牛偷懒，就挥动鞭子往它身上甩，吓唬它，让它快走。那牛被吓了之后，一使劲就往前冲，我嘴里刚还哼着小调，很得意的，忽就叭嗒一下摔到田里，弄个嘴啃泥，边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很狼狈。老农看见了就赶紧上来把我拉起来，我全身都是泥，赶紧去附近河里洗一洗。回来一看，犁断了。犁是农民的宝贝，当时一副犁要四十多块钱，我说我赔。当时我16 级，工资也就一百来块，还要养家，但挺好的犁，让我弄坏了，还是应该赔。后来公社一个姓罗的领导说，有规定，你们干部下来劳动，损坏了农具由公社来赔。这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内疚，那个时候公社也难哪。犁是公社赔了，可这个牛会认人，我抽它吓唬它了，它就怕我了。有位农民对我说：“你要去弄点嫩草喂它，还要让它看见是你喂的。”我照做了，一连喂了两天，那牛一面吃我喂的嫩草，还一面看我，之后就又听我使唤了。老农说，牛也是通人性的，果然是啊。不过，那之后，我不怎么犁田，他们也不让我犁了，怕万一再弄坏犁，损失就大了。
耕完田还要养几天、晒几天，再用耙来反复耙，把整块田耙平整了，最后泥块在水里变得细腻稀软了，才能插秧。那时李井泉规定，报上要整天宣传密植，什么“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就是秧苗插得越密越好。我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就说，老戚啊，你要吃了他们的药（‘吃药’是方言，就是上当的意思），你的实验田就打不出多少粮食来了。农民讲，他们是听宣传已经吃了亏的，“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秧苗对着秧苗，密得不得
了，秧苗长起来了还倒伏。农民讲种地的书本学问，讲不过教授、博导，但是讲实际知识，讲通风，讲稻苗授粉与蜜蜂的关系、与风力的关系，土壤深层与密植的关系，土壤肥力和收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
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说密植不能硬性规定行距间距，要根据具体情况。这就跟毛主席常讲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一个意思了。田头地老有哲学是一点不假啊。我跟老农说：“听你们的，你们平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关于密植的问题，我后来按农民的方法，把各种情况汇总，给中央写过一个专门报告。
老农还告诉我，想增产，就到城里去拉人粪，人粪是最好的，工作队要到城里去拉，哪里都会给的。人粪不值钱，但拉回来就是粮食。我找了几个年轻人拉板车到成都拉肥，拉了差不多一个月。从新繁县崇义乡到成都市区，大概20 多公里路，有时候路上遇到雨，我们就躲在板车底下躺一会，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雨太大，回不去了，我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招待所在老皇城里，过去是个军阀的公馆。招待所守门的警卫看我们是拉粪的，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一起去的农民就指着我跟他们说，他是中央下来的人，但人家还是不相信：哪有中央下来的人拉粪车的。我告诉他们打省委某个处长的一个电话，他们打了知道我确实是“北京来的工作队”，才接待了我们，还嘱咐我们换衣服，把粪车拉到后面去。第二天我们回新繁都早晨8、9 点了。这以后就是再遇到大雨回不去了，我们也不去招待所了，怪麻烦人家的。其实，田家英常到省里开会，住在省招待所，招待所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们要住打他的名义找招待所内部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认识田家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的，那就成了用中央的旗号了，影响不好。即使其他场合出现万不得已的事情，我也都自己想办法，顶多说自己是“北京来的”，不用中央名义。我们老祖宗种地，没有用化肥，都是人工肥料。现在城里的人粪都到水里去了，浪费了，还污染环境，可惜了。那时四川还有种苕子作肥料的。苕子学名紫云英，可打种子，嫩叶和苗尖可以吃，翻倒在田里烂了就是肥料。报上登，施肥越多越好，这样产量才会上去。我想增产，就想把拉来的人粪都用上。老农就叫我不要贪心，说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够了。多了，庄稼长不好，弄不好还死庄稼。不信，拿几棵秧苗做实验就知道了。我按照老农教的办法试验，结果第二天，秧苗就萎了，没两天，秧苗就完全枯死了。拔起来一看，底下根都烂了：太肥了，根烧死了。
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间苗，把弱苗去掉。我说，去掉不是少苗了吗？老农就说，这个苗不好，长大了要争肥，要影响好苗的收成。老农还教我什么样的苗算弱苗，要去掉。我不懂，就都听他们的，特别是那个教我犁田的老宋，我很相信他。从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间苗，整个田间管理，我都是跟农民学了自己来做的。农民真好，只要跟他们交朋友，他们什么都跟你讲。那位一直教我的农民叫宋德成，后来当了大队书记，现在还健在，前两年我去四川见了他，他居然也还认识我，也不把我当坏人看。我问他：“我当年种的田呢？”他指着一个楼房说：“都盖楼了”。我顺着他指向看过去，那里变成了工业区，耕地已经没有了。我种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时候，我让民兵日夜四面把守，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者带出去。民兵有枪，围观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许拉在田里，都在现场一个方桶形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来了, 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过称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底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500 多斤，不到600 斤。这是最好的了，超过我们的人不多。老农说我的产量不低，是种子好，实际上，是他们指导有功，没有他们的指导，是打不了500 多斤的。现打的粮食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据当时老农告诉我的经验值比例做调整。这是毛主席要的数字，我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收割了实验田我心里有底了：过去下面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
注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页82 有一篇《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不点名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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