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义与豪气——因老炮儿而来的回忆（二）

刘同苏

1968年。夏天还在释放着最后的热量，游泳的热情已经消褪，没有人再情绪高涨地走去玉渊潭（包括八一湖）消磨一个下午，去院后小河的人也少多了。太阳稍一偏西，大院里到处都晃悠着一群一群的孩子。“官兵捉贼”。“电报”或撞拐之类的游戏，被自视高的孩子轻蔑为“小孩玩意儿”，那些自以为超越了小孩的孩子们时髦谈论些白道或黑道的小道消息。王燕生（其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河北省委主管财贸工作；1976年夏季去唐山视察工作，于到达当天夜里死于大地震的横祸，系唐山大地震里丧生的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家住在楼最东面的一层，阳台前是一个三岔路口，前后楼的小孩常聚在那儿闲聊，外院来的大个儿也往往会在那儿歇脚。我二哥去解放军外语学院之前曾与燕生的哥哥同过学，所以，我那时与燕生走得很近，常跑到他家阳台上俯瞰下面小孩们的动静，也得以与过路的大个儿聊聊天。那些歇脚的大个儿并不下车，只是一只脚登在地上或阳台的下沿，趾高气昂地阔论着各种外边的大事。其中也有低调者愿意与小孩说几句的；平时在地面上只能仰视这些大个儿，在空间条件上已经排除了平等聊天的可能，而阳台的地利给了我们与大个儿面对面的机会。

一日，院里没人，停在阳台下的一位外院大个儿特别耐心地与我们谈了起来。话一长，就深下去了。那时，小孩们正热谈着“插”死小混蛋的事件。即使对于小孩，死亡也是一件极为沉重的黑色东西；我们乘此机会对这位大个儿提出了关于该事件的质疑：打架把人打了就行了，为什么要将人打死（那时，打架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打死人好像已经越出了打架的道）？也许是事关道义，那位大个儿非常的苦口婆心，很有俯就的姿态。他没有援引强权理论（“打死他怎样了？他厉害时不也得打死咱们吗？”）或者阶级学说（“狗崽子，能让他们翻天吗？红八月时打死的还少吗？”），也不是官办的调子（“这流氓，分局正抓他呢，我们这是为民除害。”），他说的恰恰是黑道的道：小混蛋为什么叫“小混蛋”，那是个不讲规矩的人。某某某，你们知道吧？（见我们对那个“大名”有些懵）某某院的。跟小混蛋在北海“茬”上了，对了一会儿，最后讲和了，你猜怎么着，人家一回头走路，小混蛋立即从后面给人家一刀，那刀疤我都见过。你们说，这种人能留着吗？（按照黑道的道义，“背后偷袭”与“背信弃义”是永恒的卑劣，甭管老兵还是老炮儿，都不能容。那时男人对男人的最高挑战就是“单挑”或“单练”，就是使用同样武器面对面一对一的决斗。）不管他说的是真或假，在理直气壮去打小混蛋的那些道理里面，确有黑道道义的一份儿。他的苦口婆心并没有完全说服我们，但多少加重了心理上打杀小混蛋的正当性。顺便说一下，在那个法律全然崩溃的时代，由那么年少的孩子提出那种关于正当性的问题（尽管是黑道上的正当性问题），也是极为离奇的事。那大概是通向某种未来的前定，后来的法官（燕生）与法学学者（我）的生涯也许正是从那隐约的公义直觉中发展出来的。若时光能够倒流，可见那次阳台上的“交叉提问”正朦胧着未来的判例与宪政结构，而那才是真正能够超越老兵与老炮儿的东西。

阳台下那些肆意横流的唾流早已在时间的积尘下全然消散了，只有掠影般的画面与砾石似的片语从积尘下偶然地挺了出来。一日，阳台下的一群人在闲扯着漫无边际的杂事，忽然，在并无秩序的嘈杂里面，“杨小阳”三个字抓住了我的注意（与一般小孩不同，我很早就开始注意文革和老红卫兵里面的大事）。抄家时代的老红卫兵多还保持着革命的清纯，我的家人与朋友里面有不少以浸洇着纯洁的激情参与过这个暴劣的行动；在那些撕裂人格的恶行场景，面对着满地的金银和随风飘洒的大额纸币，他们用不为所动的革命童贞，显示了那罪恶更为痛彻人心的方面。杨小阳和他的老红卫兵战友却另辟一条蹊径：他们从抄来的现款里面拿了二十万元购买乐器，创办了文革中北京著名的老兵合唱团（原名为“西城合唱团”）。提到“杨小阳”名字的外院大个儿，中等身材（似乎姓“李”），在人群中并不起眼，但在音调不高的随意谈话里面，却透着一种男人特有的味道；他正以一种不在乎的口吻，讲着政府查办他们的事情。他与他哥哥是杨小阳的同伴；当北京市政府将他们的事情定为一个案件以后，他们与杨小阳一道被公安局拘捕了；最后，为了了事，他们一伙的各家家长分摊了赔偿乐器折价（乐器已经被没收）以后不足二十万元的那部分；他说：因为我和我哥哥是两人，我们家赔了八千块（恕我记忆不清，或者是四千块）。在当时，即使对我们这样的家庭，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有小孩以未经事故的那种好奇心，急切地插进来问：“雷子（即便衣警察）”有没有打你？他以略带骄傲的口吻不经意地答道：哦，在公安某处，他们才把我打晕过去五十八秒。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外院的大个儿，但是，这句带着时代男人风范特性的闲谈片语，将那个现在想来还十分年少的脸深刻在我大脑的硬盘上。

单就经历过的史实而言，王朔以其“后老兵时代”大院子弟的猥琐经历，描述了那些斤斤计较的小肚鸡肠，那些以滑稽冒充幽默的调侃，那股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借口而掩盖自己不讲道义之卑鄙的混劲儿，彻底歪曲了老兵时代的特质。老兵与老炮儿那些“盗”，还是有“道”的，这是“我是流氓我怕谁”那一代完全不具有的东西。有“道”，才有豪气，因为豪气恰恰要求有不计功利不惧险恶的勇行。那种豪气就是老兵时代的特质。上篇里面姜克赤手空拳独斗四五十人的事情，讲的就是这种豪气。在王朔叶京们身上有丁点这种气质吗？但是，豪气有正用的时候（如姜克为老乡出头），也有误用的时候。下面的两个“豪气”故事，可能更多是“盗”气，而非“义”气。

上篇中提到的丁克，并非百万庄一带的第一人，那片真正的老大是我的校友刘历远。刘历远是谷牧家的老三（太年轻的人可以百度一下“谷牧”或“刘历远”）。有一次，刘历远独自从西边回来，骑车行在二里沟路上，没注意骑的太外，压住了二路电车；电车司机也是一个气盛的壮汉，就按起了喇叭；刘历远一气，就故意压了电车一段，没想到，他让了电车以后，司机用车别了他一下，彻底地激怒了他。他骑着车一路追到动物园总站，冲进满是司机的总站休息室，将那个壮硕的年轻人打得满脸是血。这个故事是我在八一学校时代的好友陈維扬（其父是济南军区原政委陈仁洪；他本人后来也挂上少将牌牌任总参军训部的副部长）告诉我的，他的消息来源无非是他的那位在我们学校参加了老红卫兵的哥哥。刘历远后来以大校军衔退伍，我私愿他在军中的升迁是那股豪气正用使然，而不是凭借了父亲的地位。

另外一个极为相同的故事牵扯着另一位名人。在专制主义之下，投票就是一个过场。目前成为假民主笑柄的申纪兰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投过“反对”或“弃权”票而被“誉”为举手机器。我父亲被打倒而放到山西的时候，这位时任省妇联主任的农民大妈倒是常来家里，其实，她不过是一个极为和蔼的好好大妈，只是由于时代而被错置了地方。那个时代的另一位女性却以极为严峻时刻的“反对”票而彪彰史册。陈少敏阿姨是一位极具个性和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是共军中少有的善战女将，曾任新四军五师副政委。在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里面，她是仅有的三位女性之一；另两位是中共的元老级人物，邓颖超与蔡畅（若还要去百度这两个名字，那你就太年轻了）。四九年以后，中央原要调她任山东省委书记，后因身体缘故，又要另调他处；陈少敏以自己粗旷直率（实为豪爽而耿直）为由，拒绝担任妇联或组织工作，要求前往工会，于是，去任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八届十二中全会时，陈少敏身有重病，却坚持抱病赴会；当全会决议开除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党时，陈少敏以女性之身行豪杰之事，是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唯一没有举手同意决议者。在文革的险恶形势之下，以豪气挺身而出，行了道义要求的当为之事，这位阿姨至今使我这位推崇宪政的男性晚辈汗颜（另记：我太太小时候不懂事，在院里跟着别人喊：“打到陈少敏”，她妈立即给了她一个嘴巴）。散会时，康生气急败坏地冲过来，质问陈少敏为什么不举手（即不投“赞成”票），她强硬地回嘴：这是我的权利。这就是以命活出的民主，哪怕是在一个无望民主的专制时代。今日无民主，不是无制度，而是无以命活出民主制度之人。民主制度常罩着懦夫（这恰是民主的长处），可是非豪气就不足以创立罩着懦夫的民主制度。

我要说的当然不是这位阿姨的故事。我从未见过陈少敏；我和她的唯一有形交织，就是她逝世后，我太太家搬进了原来她住的单元。陈少敏婚后很快丧夫（因革命之故），从此一生未嫁；想想也是必然，谁能收的了如此豪气冲天的女杰呢？就以八届十二中全会论，那些俯伏在强权下的中共领导人，哪个配得上这位义薄云天的巾帼英雄？她后来收养了两个侄子，其中的那位弟弟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两位养子身材瘦长，因此而略微驼背，得号为“大虾米”和“小虾米”（“全总”院里也有叫后者“二虾米”的）。多年来，除了这个海产品的绰号，我还真不知道这两位的大号。此次一查，才知道要写的主人公叫“陈卫平”（即“小虾米”）。文革开始后，特权都没了，各院的小孩都跑到后边的煤场去买煤。一次，小虾米因排队是否公平而与煤场的工人吵起来了；那些因文革而忽然可以操控别人日用饮食的工人也自大了起来，在蛮横的争吵与推搡中竟然将小虾米的背心扯断了；小虾米大怒，在傍边那些工人手持的闪亮长叉（用于铲劈材）之间冲进办公室，一会儿，他昂着头走出来，又一会儿，那位前面以为大权在握而猖狂无比的工人捂着流血的鼻子哭着蹭了出来。我常疑惑，也许小虾米那时还年少，将从陈少敏阿姨那里继承的豪气错用了地方。

有一段时间，小虾米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双将校靴，锃亮得晃人眼（其实，真有部队背景的孩子穿这类东西倒没那么精心）。刚看他闪亮了几日，却遭了事。我们后楼上住着一个李姓的小孩，比别人晚上了学，又人高马大，绰号“老五”（其父是一个二几年就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老干部；他本人后来进过河北省篮球二队）。他那时已经功利得只计势力，勿论阶级了，与城里的势力派广有交往。那日，老五与新街口的华子等一干人在商场傍边闲站着，见小虾米骑车经过。老五对在城里颇有势力的华子说：那是“全总”的小虾米，你看那靴子够亮吧。华子说：你把他叫过来。老五喊了一声：小虾米。小虾米不明就里，一过来就被人围上，将他的将校靴劫走。小虾米回去立即查明是新街口华子所为（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直不知道是老五使得坏），第二天就带了七八个人奔新街口去了。一进那个大杂院，见四五个人不知为何正各操两把菜刀剁馅子。他直奔着一个昨天见过的人去了，说：你还认得我吗？未等人回话，一拳将那人打倒在地。在陈家的传统里可能永远流淌着这种不管形势而一味硬干的豪气，小虾米在出拳的时候，根本没管周围的几个人两手都握着菜刀。在那人应声倒地时，几把菜刀就招呼到小虾米的身上。“全总”这边的人只带了匕首弹簧锁这类的武器，根本无法与双手挥舞的菜刀匹敌；幸而有一位李姓的大个儿恰巧携了菜刀，他一手挥着菜刀，一手将已经晕死过去的小虾米从刀丛中拖了出来。鲁莽出拳的小虾米此时已经身带十几道刀痕。李姓大个儿将小虾米驼在自行车后座上，直骑到长安街，小虾米才哼了一声。李某此时还有心思调侃了一句：你还活着哪？！据说李某后来越境到老挝参加了人民军，把那点淡然面对生死的劲儿用在了世界革命上。在王朔辈身上，是找不到这种豪气的（无论正邪），更不用说当下这些“官二代”或“富二代”了。王朔叶京那一辈，其勇气也只够在班级或院里称王称霸，偶然鼓足了勇气玩了一回心跳，也就是奔着发回小财或者感官享受去的，绝不会投到解放三分之二劳苦大众这类的事情上去。上面那个故事是从“全总”与“华北局”两个院不同孩子的叙述里脉络出来的；两厢对照，有了一个大致的梗概；由于叙述者较多，就不一一提名了。

初看上，这都是一些衙内所为，但是，实际缘由要复杂得多。那时，谷牧与陈少敏都被打倒了，刘历远与陈卫平恐怕非但仗不了什么势，反倒会受某种牵连。上篇提到的外语学院附中的老兵俞元，因不忿官方红卫兵的头头假招子，找茬打了他一顿，立即被校革委会定为反革命报复（因其父亲已被打倒）。老兵的气势主要是“红八月”前后的经历造成的。由于政治利用的策略，老红卫兵被授予了太大的毁灭权力，从而，养成他们不可一世的骄狂之气。一群毫无社会阅历且理性尚未发育全的毛头小子，却被赋予了批斗师长粉碎国家权力机关的尚方宝剑，这只会在人格里面生成一种嚣张的凌人气势。当然，青春期的英雄崇拜更涨了这种嚣张的势头。不过，对于小虾米，有着另一种缘由。陈少敏军旅了多半生，对教育孩子完全外行；对两个虾米的教导，只想得起用军人善长的手段，就是拳脚。她凡事竭力而为，要打，就认真打，打日本人是如此，打两个虾米也是如此。据我岳母说，陈少敏每次打大小虾米，她的秘书都吓得胆颤。棍棒出不出得孝子不知道，但小虾米对拳脚绝对不陌生（顺便一提，以上为一笑，陈卫平夫妇对陈少敏是极为孝顺的）。

豪气是一种内在的大。由于是内在的气，所以，往往带有超越的意味。不巧，这是一个“庸夫高枕而有余”的小时代。到处都是只计有形得失只顾当下利益的蝇营狗苟。社会上是这样，教会也被染成这样。打着“象蛇一样灵巧”幌子的怯懦与实惠到处可见，而“起来，迎接那些抓我的人吧”的豪气却难寻了。哎，这是一个没有男人的时代，社会是如此，教会里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