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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治下的明朝已经到了农耕文明的最后关口：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下，人口增长达到了土地所能养活的极限。明末人口在6000万至一亿之间。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以当时的土地和农业生产水平，只能养活大约5000万人。也就是说，明末已经开始出现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困局。
这个困局有两条出路：一是通过向外扩张，攫取新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作为农耕文明的明王朝并无能力向北面或西面进行陆地扩张。因为这两个方向是游牧文明的草原。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缠斗，农耕文明总是处于守势。矗立在耕地和草原之间的长城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这并非因为农耕文明不具有进攻性，而仅仅是对草原不具有进攻性。这是由农耕与草原的本体上的差异所注定的。
草原没有独特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定居的农民。草原产出的肉食和皮革，农民都能通过自己豢养家畜替代。农民向往的是可以耕作的土地，而草原仅适宜放牧，不适宜耕种。恶劣的草原天气也使习惯于温带气候的农民望而生畏。总之，草原没有农民不能生产的东西，因而不能吸引农耕民族。所以，从战役层面而言，历史上汉族曾多次攻入草原，譬如汉武帝时期，霍去病曾长途奔袭漠北，封狼居胥；唐太宗时期，李勣也曾平定漠北；明太祖时期，蓝玉深入漠北，在捕鱼儿海击溃元军，明成祖甚至五次御驾亲征，深入漠北，最后在回师途中去世。但由于草原不适宜农耕的特性，尽管打了胜仗，却都未能在草原立足。
反之，农耕文明创造的财富则是游牧文明不能创造的，因而对草原民族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具有强大攻击力的原因。强悍如秦国，对同属于农耕文明的六国能一举荡平，对匈奴则只是建一道长城挡住了事。草原上没有吸引秦国的东西。
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攻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都是一样的，非中国独有。开发两河流域，建起人类第一个农耕文明的民族被后来的草原民族驱赶、追杀，现今已无人知晓他们的去处了。从欧亚大草原杀出来的一波接一波的草原民族冲毁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而来自沙漠、骑着骆驼征战的阿拉伯人则取代了原先的中东居民。
最初的游牧民族喜爱农耕民族的财富，但还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匈奴接受汉朝的财物和美女，没有灭掉汉高祖的原因。后来的游牧民族则食髓知味，开始向往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取代农耕文明统治者的意识，于是中原轮番上演了汉唐宋明和匈辽金蒙直到满清的攻防大战。到明代的朱元璋把蒙元赶回草原，效法秦始皇，重修长城。明王朝的边界固定在传统的农耕文明区域。此后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却没有扩张，开始酿成危机。
明朝曾有一个向海外扩张的机会，那就是早期的郑和航海。如果明朝能够借助航海向海外扩张，此后的中国命运就将大为改观。可是明朝因为怕人口外流，收不到税（明朝的税收很低），以及当时人口压力还不大，加上其他种种原因——都是只从皇家的眼前利益的角度，居然实施海禁，结果错失良机。
走出困局的第二条路则是平均土地，或者向大地主多征粮食用以赈济饥民。
人与人之间总有差异。由这种差异而引起的社会竞争，表现在农业文明中的土地集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就像两个人掰手腕，一丝细微的力量差别就能决定胜负。胜者通吃，土地就这样集中起来。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替换周期，两百年就能完成一次土地兼并，达到高度集中的程度，从而引发危机。
基于私有观念的私有制只是人类文明的成文法，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借助私有制而创造了文明。但是私有制的过度发展会反过来损害文明及其社会，所以常常需要用集体主义来制约。譬如当某家公司形成了垄断，美国政府就会强制拆分该公司，以利市场良性竞争。在人类的成文法之上还有自然法则。成文法必须服从自然法。由于各国的工业化，人类的废气排放已经造成了全球气温上升，危及人类的整体生存。于是必须用集体主义来强制每个国家实行减排，达到保护世界整体环境的目的。以国家形态出现的私有排放权力必须用全球的集体主义来制约。
崇祯所做的也应该是反过来限制私有制的过度扩张。即需要某种程度的集体主义。但这需要观念的革命性转变。作为明朝最大的地主，崇祯不能理解这一点。他出于本性，听任土地高度集中，致使底层的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他又下不了决心从大户手里征粮，以致饿殍遍野，饥民四起。饥民不认同皇上，所以才加入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崇祯也就失去了剿贼和抗清的士兵。有一种说法，说明朝末年，正值全球小冰河时期，导致粮食产量减半，形成饥荒。这当然可以成为一个理由。但崇祯若能平均土地，或者征粮赈灾，李自成也不会形成那么大一股势力。明朝不至于亡在他手中。但是崇祯一样也做不到，在位十七年，自感回天无力，万念俱灰，城破之时，在煤山自缢。崇祯的自缢极具象征意义，预示着发展到极盛点的中国农耕文明的自我消亡命运。
实际上，平均地权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平均地权仅能维持饥饿线上的贫困生活。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实现工业化，用工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把农业文明升级为工业文明。明朝没有转为工业文明的基础和条件。100年之后，既有海外殖民地、又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一飞冲天，成为傲视大洋的日不落帝国。
由于统治者的无能，中国的这一波文明危机最终通过战争和屠杀得到缓解。当清兵最终征服明朝以后，历经战祸的汉人只剩下1000~1400万。明朝的朱姓皇室也被杀得一口不留。何等惨烈！
清初的人口就从这个基数上重新增长。借助于从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马铃薯，清朝的人口在道光年间居然增加到了约4亿左右，又到了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关口。一个标志就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开始冒死犯禁闯关东。满清属于比明王朝更为落后的游牧文明，所以没能灭亡汉文明，更谈不上提供解决中国文明困局的方子，而只是借汉文明的躯壳苟延残喘。于是，中国陷入又一轮通过战争解决人口过多的恶性循环。这一次是太平天国。学界公认的死亡数字是2亿多，约占总人口的40%。
尽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有重大缺陷，但是评价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主要标准是看它有没有带来新的思想。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底层农民要求平均土地的愿望清晰地表述为法律条文，将为历史所铭记。正如给国家带来巨大恐怖的法国大革命，因其“天赋人权”的思想而为后人所称道。
整个民国在大陆统治时期没有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土地的集中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导致整个民国的人口数就在土地能够养活的极限——清末的四亿——上下波动，靠战争、饥荒和瘟疫来控制。民国时代年年饥荒，饿死者动辄以数百万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整个国家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处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描述的文明衰亡的最后解体阶段。中国的农耕文明正在走向死亡。
孙中山喊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他终究没能付诸实施。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民族工业弱小，民国本就弱小的工业70%以上被控制在外国资本手中，所以国民党是一个土地拥有者——地主富农——为主的精英集团。出于一己私利，这个集团不可能实行均分土地的改革政策，那意味着要他们自我放弃财产。如果孙中山真正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他必然被代表地主富农的党内右翼势力推翻，甚至暗杀。蒋介石是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传统统治者，蒋介石对实行土地改革的共产党深恶痛绝，必欲剿灭而后快。这充分说明蒋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没有认识，蒋介石以及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已经成为中国文明寻找新出路的障碍。
中共尽管其早期工作的重点是在城市，但以毛泽东、彭湃和方志敏为代表，一直在进行农村的社会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土地革命进行政策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的采访交谈中就说过：中国的问题在于土地问题。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革命。
1927年的秋收起义，标志着中共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几年之内，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根据地靠着减租减息的政策，八路军从起初的三万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0万，而国民党却难以在敌后立足，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即便在国统区征兵，还要用绳索绑猪一样把青年农民绑到军队。解放战争中，解放区的无地农民把分得土地形象地比喻为翻身。为了保卫这份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踊跃参军，积极支前，帮助共产党以任何人都未能预料的速度打败了蒋介石，显示了平均地权的深厚潜力。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暂时制止了中国文明的解体步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约有人口4.5亿，依然处于粮食产出能够支撑的极限区间。但是，中共甫一建政，就制止了成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在粮食生产上，共产党也不能变魔术，不可能马上就大规模地提高粮食产量。那么，中共是如何解决前朝饿死人的现象呢？没有奇迹，靠的就是平均地权，搞平均而已。
既然已经实现了平均地权，毛泽东为什么在建国后又搞起了合作社、人民公社，使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呢？
这是因为平均地权并非从根本上解决文明危机的办法。平均分配下的人口支撑数目要大于土地集中状态下的支撑数目。但是，这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这一多支撑的数目很快就会被增长的人口吃掉，再度面临人口数目突破支撑极限的境况，明清的文明危机就会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重现。农业集体化是为了避免危机再度重复的出路，正是这一集体化道路使得中共政权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或者农民政权。
集体化实际上具有下列三种功效：
第一，避免了土地重新兼并集中。
经过长久的战乱，农业生产工具——包括耕牛——普遍缺乏。尤其是对于新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单干深感无助的农民自发成立了互助组，这是集体化的初始形式，帮助了缺少工具和耕牛的土地的正常粮食产出，也使缺少农具的农民免于破产。毫无疑问，如果建国后不搞集体化，让农民单干，一轮新的土地兼并马上就会开始。用不了几年，就会出现新的无地农民及其带来的混乱。那样的话，这一次土地革命就算白干了。
一亩地三个人种或者十个人种，只要完成基本的农活，产量是差不多的。中国的国情就是地少人多。集体化就是保证了粮食的基本产出，分配较为平均。这保证了每个人都能得到最起码的粮食份额。
第二，为城市提供粮食。中共的新使命是实现工业化。大批新工厂需要大量的新工人，这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为大城市提供足够的粮食就成了一件关系到工业化成败的关键任务。
如前所述，49年建国时，中国的人口在4到5亿之间，处于当时的土地能够养活的极限区间。农民打下来的粮食本来就仅够自己存活，如果有一点余粮，为防饥荒，也会给自己留着，而不是当作余粮卖给国家。这样的话，国家掌握的粮食就极其有限，将没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开始工业化而人口剧增的城市，这将是制约工业化的一个关键瓶口。这个瓶口是只有中国这样人口众多、耕地有限的穷国才特有。1953年出台的统购统销政策，就是中央政府面临城市粮食短缺情况下制定的政策。这一政策用强制手段从农民手中买粮。连农民自己的口粮，也要得到政府的同意才能留下。农业集体化保证了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否则，政府不可能挨家挨户征到足够的粮食。而集体化本身也保证了农民口粮的平均分配。建国后人口的增加说明，在土地和粮食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与民国同等数量的粮食能养活更多的人，因为原先一部分作为奢侈享受的粮食被拉平，变成了基本口粮，相当于增加了粮食产量。崇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就可以有余粮来瓦解李自成的起义军，就有可能使他的大明王朝免于崩溃。但是崇祯做不到，因为他不可能具备这一举措依据的平均观念。
统购统销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农民的抵制和反抗。农民的手段从消极的瞒报私留到公开对抗。国家采用强压手段从农民手中攫取尽可能多的粮食，以保障城市的工业化。工业才是中共的命根子，也是中国文明重获新生的希望。正因为粮食是从农民口中夺来的，来之不易，政府两头都管得紧。城市里实行定量供应，杜绝任何浪费。那时期政府官员的廉洁也保证了粮食分配较为公平。可以想见，政府是在城市和农村间维持一个半饥饿和半温饱的平衡。而这个平衡是偏向城市的。稍有闪失，就会发生饿死人的结果。而在1959年，这个结果终于发生了。这场灾难的大背景自然是大跃进。大跃进实际上是工业的跃进，意味着更多的工厂，更多的城市工人，也就需要征购更多的粮食。59年的征粮指标肯定比上一年有大幅度的增加，对农村各级政府构成了巨大压力。这种指标是必须完成的硬指标。所以，当农民开始叫饿时，基层政府把它当作年年听到的抱怨而忽视了，结果造成饿死人的惨剧。
三年困难时期，就连罗布泊的两弹一星项目都面临缺粮的境况，但是中央政府也没有从大城市里调拨粮食，可见中央对稳定城市供应的决心有多么大。聂荣臻最后是从某军区调拨一批军粮才缓解了断粮的绝境，使项目得以进行下去。
此后吸取了教训，没有再发生类似的饿死人的悲剧。
事实上，从49年到72年，粮食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递增的幅度平均约为每年2.4%，与人口增长的幅度略微持平。73年的增加幅度达到了7.3%，增长幅度几乎是上一年的3倍。这是因为大量使用化肥的结果。之后，增长幅度保持在3%以上。85年之后，由于化肥的前期效应减弱，又回到2.3%。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加上后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因此可以相应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增加播种经济作物，使得副食品市场供应变得日益丰富起来。
第三，为城市和工厂提供了低成本的土地。
在集体化时代，当工业需要新的土地时，一般做法是新建或扩建的工厂把该地所在的农民转为本厂职工，再分配住房。转为工人的农民由于不掌握技术，通常从事工厂的食堂或清洁岗位的工作。这几乎是无偿占用农地，极大地降低了土地征用的成本。如果农民单干，遇到征地盖厂时，农民们出售土地的要价自然是获得此后一生的生活费用，没人会用土地仅仅交换一个在城里工作的机会。这将大大增加工业化的成本，一个不从事劳动的食利阶层将吞噬掉大部分的工业化资金，拖慢甚至拖死工业化进程。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工业化是勒着农民的肚子搞起来的。正因为来之不易，也才倍加珍惜。当受到美国升级越战、可能对中国的沿海城市实施轰炸的威胁时，毛泽东果断决策，搞起了三线建设。这是基于敌人的能力，而不是意图的战略决策。有能力在先，意图是随时可以变化、产生的。这也让我们看到中国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中实现工业化的，与美俄德日这些后起的工业国比较，中国是得到外来帮助最少的国家。除了50年代得到苏联的一百多个项目的帮助，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完成初始工业化的，平添了一层浓厚的悲壮色彩。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承包责任制，是在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改善的情况下实行的。与其说是让农民致富的政策，不如说是对三十年来农民所受苦难的一种补偿和抚慰。因为不久之后，我们就看到农民们抛家别子，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尽管薪水微薄，他们依旧不愿回乡去种那几亩承包的责任田。美国人均数百公顷土地的农民还要靠政府补贴才能致富，中国的农民不可能靠人均三亩上下的土地致富。也或许是基于对农民的愧疚心情，当年毛泽东决策允许公社大队兴办保留各级工厂企业，为农民预留工业化可能带来的利益。这些后来改称为乡镇企业的农民工厂，属于最早从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的企业之列。
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一个基本稳定的环境，在此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看到了文明重生的曙光。
生为千年农耕文明国家的农民，不仅承担着养活全国人民的担子，还吐哺出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但是，仅靠农民自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只有在一个意识到民族命运并且具有强大执行能力的政党领导下才能做到。这或许就是濒临绝境的农耕文明中的农民不可躲避的苦难命运。而这一命运与遭受屠戮、饥荒和瘟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这一命运是牺牲，是奋斗，因而具备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千秋功罪，谁人能与评说？
（本文采纳了网友齐鸥、zd3y，吾，老生常谈12和博州倦客提供的评语和补充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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