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在大选月，寻找一个真实的台湾
阚超群 2016年2月3日
Courtesy of Chaoqun Kan
1月14日，时代力量的集会上手持“台湾独立”旗帜的年轻人。
台湾选举两星期前，我第一次去了台湾。从桃园机场到台北车站的路上，我已经开始看到蔡英文，朱立伦还有其他立委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张贴在建筑外面，公交车上，还有路边的栏杆上。不时地，路边经过一些装有高音喇叭的敞篷车，播放他们支持的候选者的竞选宣言。我在酒店旁边的路上散步时，一辆车开来，上面竟然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和“支持祖国统一”的标语，还放着大陆的爱国歌曲，并极速地驶过一栋大楼，大楼上面悬挂了倾向台湾独立的从太阳花运动中走出来的国会候选者、金属乐队闪灵主唱林昶佐(Freddy Lim)的头像和竞选宣言。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台湾第一日，多元化”。
作为一个从小在大陆长大的中国人，我曾经对台湾的深厚感情并不基于我和它的事实联系或者我对它的切身感受。这种感情是源自我接受到的教育和宣传：“台湾是宝岛”，“两岸人民血浓于水，不可分割”，“祖国早日统一，共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以至于当这种宣传成为我对台湾的唯一认知时，我曾理所当然地认为，海峡对岸的人也是这样想大陆的。我头脑中所构建的台湾是一个由1949年随蒋介石过去的老兵，文人，家眷构成的台湾，那个台湾里有浓浓的化不开的家国情结，是眷村里面掺杂着五湖四海口音的叫卖声，更是于右任的诗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见兮，永不能忘”。
在我外公位于天津郊区的家乡，一个叫做菜园的村子，一户姓刘的人家曾长久地被别人称作“国民党”。众所周知，“国民党”这个词在1949年建国后的大陆曾是一个代表了“反动”和“敌对势力”的负面词语。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这户被骂“国民党”的家庭经历了很多可以想见的心酸，而这所有痛苦的来源仅仅是这家的男人随着蒋介石的部队去了台湾。1949年国民党的政权如大厦将倾，刘家的男人去镇上为自己的姑父送行，按照他们家人的说法，在兵荒马乱中自己也被误认为国民党兵，被推上了船。那是书信都不能通的年代。于是两边盼呀盼，就盼过了将近40年。直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有一天村民们惊讶地发现村口竟然站着一位衣着谈吐都不同的老人，只有那口乡音能证明他是从这个村子走出去的。思念的妻子已经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离世，分离时3岁的幼子也成了一位中年的男人。后来老人在我外公的村子去世了，就埋葬在了村子对面的坟地里。我曾经在年幼时的夏天跑去那片坟地里玩耍，大人们指着坟头说那是“老国民党”的坟，末尾不忘加一句“也是个可怜人”。这个就是年幼的我在书本之外对台湾的唯一了解，一个凝聚了时代造成的悲剧的岛屿。
站在台北的街头，我将对台湾的原有印象暂时收起，在它的街头巷尾找寻一些边边角角的细节，期待能和我心底的台湾一一对证。可是，我很失望，因为我心底的台湾不过是符合大陆人心理预期的台湾，而真正的台湾，有着更加多面的特征。
此次来台湾，除了旅行，我主要是参与我所供职的法国媒体的报道工作。选举前的那个周末，我正赶上了国民党的选举前大游行。官方说法是有20万人走上了街头，马英九和朱立伦都上了台，穿着简朴。我感觉他们亲民得像是高中体育教员。两位留洋博士在面对选民的时候一句句重复听上去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似的话语，“你们说好不好啊？你们说对不对啊？”底下的支持者高声欢呼，“好！对！”，台上的主持人说，“选举就选1号朱立伦，只有国民党才是为民着想的党，才是保证两岸和平的党，选党选就选9号国民党！”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选举游行，我在下边听着觉得很想笑，那分明是有点像北京菜市场里的叫卖声。三个小时的集会，我站在台下，从头到尾认真听了台上的国民党元老和国民党籍候选人们的发言，感觉其实30分钟就能把话讲清楚，剩下的大多是重复。我先前给自己描绘的国民党，那个坚持“三民主义救中国”，充满了人文主义理想的国民党的形象瞬间跌落谷底。新认识的台湾朋友，台北红米青年旅舍的老板萧先生提醒我，“其他的政党街头宣传也是这样的，在这么多人的集会上，难道你想让他们理智地大谈治国理念么？不可能。”
台湾朋友说的一点没错。接下来我又参加了民进党和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新成立的政党时代力量的街头集会。民进党的集会活动的主持人在舞台上说马英九政府的八年卖了台湾，完全没有做好事，似乎年轻人工资过低的所有责任也都在马政府。而聚集了很多年轻人的时代力量党的集会上，一位歌手用闽南语一遍遍唱着关于“造反”的宣言，台上的主持人说，“国际摇滚巨星林昶佐扩大了台湾的国际知名度，这不是我们台湾一直追求的么？”他们讲话都显得很夸张和煽情。
也许还是当晚把我从集会载到酒店的出租车司机程先生的话比较中肯：“我有时候也觉得这些人很喧闹，很讨厌，自以为是的样子，但是至少领导人摆出了愿意倾听的态度，哪怕是为了换选票而做出来的秀。连蒋介石的后代蒋万安想做立委也要勤勤恳恳地去扫街拼人气。只有脚踩在土地上的人才真正了解人民最需要什么，你说不是么？”程先生的父亲是1949年大约8000名被校长带领着从山东赴台投奔国民党政府的学生之一。“十来岁就离家了来了这个岛，说是主动投奔，实际还不是被强迫的？他那时候想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奶奶，想到夜里偷偷哭，你说可怜不可怜？”
对我来讲，这片土地上的事物既熟悉又陌生。台北的大小街道大多以大陆的城市命名，我从北平街走到天津街，路上遇见形形色色的西北小吃或者四川面馆。理发店里的老板娘微笑着问我，“你从大陆来？我也是，我是福州人哎，我收你一半钱吧。”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有位解说员用标准的国语说，“我们中国人讲究书画的意境之美。”这些都让我觉得亲切。但同时，这片土地虽然国号还是“中华民国”，但是已经和我所熟悉的那个“中华民国”相距甚远了，年轻的大学生会跟我说他们“不认同中华民国，因为它已经名存实亡”，“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以及“中国学生会抢了台湾人的医保资源”（2015年11月底，在台联党的反对下，大陆学生入台湾健保计划再次被否决）。
大选前两三天，我在西门町逛街的时候遇见了正在为时代力量助选的来自嘉义的孙斌。他正坐在路边向行人发放时代力量的旗子和海报，并向领取了他的宣传资料的每一个人说，“七点半林昶佐将来这里，请大家关注。”孙斌今年39岁，他的家族在台湾已经生活了至少四代人，他说他对这片土地十分热爱。他讲话头头是道，分析起台湾的政治很清晰。“我对现在的两个党失望了，他们分裂了台湾社会。我期待一个新的政党带来新的朝气和力量。”孙这样跟我讲。我问到他对于台湾未来与两岸关系未来的想法，他说，“现在很多国家都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虽然是私下里承认。我觉得维持现状继续走下去就好。”
孙斌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为时代力量助选的。他的全职工作是桃园机场免税店的店员。临近大选的那几天，孙斌从桃园机场下班后跑去台南助选，发传单，喊口号，或是跑去台北参加集会，再跑回桃园工作。形容那几天的工作，他说，“累死了，麻木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台湾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有机会来改变什么，我觉得再累都值得。”
那几天台北总是阴天或下雨，孙斌不穿雨衣不打雨伞，上身一件印着时代力量几个字的T恤，包里装着几百份时代力量的宣传海报、贴纸、旗子，发给路人。2014年春天，在台湾民主团体和学生反对立法院通过《海峡两岸服贸协议》，“反黑箱服贸民主战线”引领的太阳花运动中，在机场免税店工作的孙斌看到电视画面中学生们夜里在国会前的马路上睡觉感动地掉了泪，“我问我自己，我能为台湾做些什么？我觉得这次助选时代力量就是一个奉献台湾未来的机会。”
我问孙斌，你为什么排斥统一？他反问我，“我们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对岸来统一？”我知道我的那些家国情结在这个台湾人眼中是一种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我和孙斌坦诚地说，我支持统一，这个信念不会变，这已经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成为了我的一部分，但是我也尊重台湾人选择的权利。这位对岸的工薪族男士也很友好地跟我说，“我支持台湾独立，因为你的家国，民族信念和历史情结，在我们这些台湾‘本省’人这里，相对应的，是被统治和低人一等的记忆。”
孙斌说他的爷爷生活在日本殖民时代，刚刚适应了日本人的社会准则，结果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去除所有的日本痕迹，到处抓“汉奸”，闹得人心惶惶，岛内出现了流血事件。“你让一批跟大陆好几代没有实质关系的人去硬性地接受五千年文化观的灌输，考虑过我们的感受么？你们说台湾人‘奴性’，难道台湾当初是自己选择被割给日本的？台湾到底怎么才能摆脱被人当棋子扔来抢去的命运？我觉得应该要独立。”孙斌说他小时候不懂为什么很多“外省小孩儿”，也就是随国民党来台人员的后代，比本土小孩儿要更充满优越感，“难道台湾不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么？”
我一时哑口无言。孙斌的回答让我想到了几天前在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里所看到的。那次发生于1947年，国民党政府镇压台湾本省民众的暴动事件，在1987年台湾废止戒严法之前的长时间内，曾被视为谈论的禁忌；但是今天，仅在台北就有两间博物馆以及一座公园用以铭记二二八事件和国民党“白色恐怖”镇压。在大陆，二二八事件和其他一些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发生的群众抗争事件一样，都被定义为“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但是很少提及这其中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和他们被忽视的权利的问题。在我参观的那间纪念馆里陈列着受害者照片，事件发生经过的文字和影像介绍，以及对受害者后人的采访资料，以提醒访客勿忘历史。纪念馆里阴郁安静，我在电影放映室里面独自看完了那部反映事件经过的纪录片。对于这类历史事件的不同角度的阐述，在台湾依旧具有争议，但是馆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二二八的历史被长期掩盖和禁止谈论的时候民众反而更想去讨论和铭记，近几年当一切都愈加公开化的时候，馆里面反而空空荡荡。
我在台湾近距离接触选举的时候，台湾青年Justin Liang还在北京工作，我回到北京见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只是简单地关注了一下选举。24岁的Justin说他不是典型的台湾青年，因为他在台湾的国际学校接受教育。作为1949年赴台的国军高级将领后代，Justin从小到大的生活，不论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十分富足（他不愿意透露他的中文名字）。Justin说到了他们这一代，其实本省外省的概念已经淡了，更多的年轻人更加认同“台湾人”的概念，但他依旧能感受到他们的“圈子”的存在以及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隔阂。即使是开放党禁将近30年后的今天，一些社会的高阶层依旧为“外省人”或者是“蓝营”人士所主导。
Justin从18岁就去了美国读书，然后毕业去了北京。他说，“台湾的民主很年轻，会有很理想主义的政党提出很理想主义的政见，这在美国或是其他欧洲老派民主国家已经是没有的了。”Justin说他不太关注政治，但是他记得16年前陈水扁赢得选举的时候，父母在家里的唠叨抱怨。当时，一个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家庭对于政党的改变是很不习惯的。他也记得在学校一些同学的辩论，有同学觉得那次民进党的胜出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有的同学觉得台湾独立是个不现实的梦，Justin觉得为这个争吵意义不大。他没有回台湾投票。尽管他的家庭背景和国民党的联系更紧密，但他说他能理解台湾不同党派的诉求。这次选举中，他对孙斌支持的时代力量和其他所谓第三政党也同样产生了兴趣，觉得新兴起的第三政党们很“sweet”，因为“够理想主义”。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陆对于Justin的意义就是祖父母的祖国和“一圈经济带后面的贫穷黑洞”。但是Justin的父亲对于他来到大陆工作的想法很支持，家里长辈也劝告其他的小辈去中国大陆工作，“现在你去比较大陆的一线城市和台湾的城市，你会发现台湾的优势在慢慢消失。”
Justin提到了“中国梦”这个词，“但是这个中国梦不仅是共产党提出的‘中国梦’，而且是一个更加包容的中国的不同维度的中国梦”。他说跳出台湾这个局限，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再去思考台湾的问题，觉得这些岛内纷争都成了“茶壶里的暴风雨”。Justin的奶奶刚刚去北京看他。老人家几十年没有去过北京，Justin说奶奶很震惊于大陆的变化和发展，“我能理解她的那种感受，就像是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变得比自己好。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
我知道，Justin Liang和他的家庭才是我想象中的台湾，一个大陆青年试图拉近和台湾的距离而自己构建起来的台湾，但是问题是，这个台湾是否具代表性？当然，你不能否定1949年后像Justin他们这样的家庭对于台湾整体的意义。台湾历史学者林桶法在其著作《一九四九大撤退》中通过各项史料分析，得出1945年至1953年，军民合计约120余万人从大陆赴台的估算。这意味着移民人口占了台湾当时人口的大约五分之一，而且在几十年间，这些大陆移民在台湾的经济，政治，文化更个领域占据绝对上层地位。但这些不是现在我们选择性失明地去忽视台湾本土人的理由。一些大陆人长久地总是一厢情愿的将台湾大陆的关系简单描述为国共亦敌人亦兄弟的分分合合中，两岸民众对统一翘首以盼，可是这至少是不准确的。当我们抱怨台湾年轻人倾向独立的立场是“不认祖宗没良心”时，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愿知道他们百年多以来一次又一次被抛弃，被侵占，被践踏和被抢夺的心路历程。
1月13日，离选举日还剩三天，好像民进党已经胜券在握。我在台湾的朋友突然提醒我关注周子瑜事件。我打开台湾的电视台，结果所有的新闻台都在选举分析间隙插播周子瑜事件的最新进展——从“反台独艺人”黄安在微博上举报周子瑜在韩国举中华民国国旗，到大陆网友骂周子瑜“来大陆赚钱，回岛内搞台独”，而在舆论压力下，先前邀请周子瑜的组合演出的电视频道取消对她们的邀请。我不支持大陆网友以利益夹击别人就范的方式，但是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和心情。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混杂了一种对台湾的爱，还有将两岸统一视作迈向民族复兴重要一环的理念。相信有不少大陆人和我一样，他们希望台湾对我们有相同的感情。但是有一天我们发现对方在抗拒和忽视我们，会有一种情感坍塌的感觉。
而在台湾，周子瑜事件在选举期间成了年轻人抗拒大陆的一个理由，尤其是后面周子瑜现身道歉的视频让孙斌和像他一样在这次选举中热衷政治的年轻人很愤怒和心痛。可能就像诺丁汉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Jonathan Sullivan（苏利文）教授在邮件里跟我说的，“周子瑜事件给台湾人提了个醒，在国际舞台上，所谓的尊重和尊严常常会在其他的利益之前作出让步。而中国大陆网民的行为也没有给他们赢得国际的支持，倒是很多人都同情台湾人。”
两岸还有很多的误解和无知。直到今天，很多大陆人民依旧认为挥舞着青天白日旗就是台独，而在台湾，认同青天白日旗也就是认同创立于1912年的中华民国，这些人恰恰是岛内无意台独的人士。很多人只听过《九二共识》的说法，却不知道”一中各表“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接受的教育让中国人谨慎地表达对日本人的任何好感，可是很多台湾人对日本人的印象其实很好，这又让大陆人不解。2009年春天在大陆上映的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中有个场景，二战失败后一些日本居民乘船准备离开台湾时，一些台湾人依依不舍去送行。这个画面让很多大陆观众不舒服，他们不能体会，作为日本殖民地50年的台湾，一些人在文化上很日本并非那么不合理。
而在台湾，对大陆的误解也很深。采访台湾辅仁大学的学生时，一个女生说，“我不希望台湾变成大陆那个样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另外一个男生说，“我担心一旦两岸继续加强来往，会有更多的大陆人来台湾，会偷走我们的专业技术。”作为记录和倾听者，我没有反驳他们说，至少我认识的大多数大陆人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及大陆的很多核心领域技术是强过台湾的。到了台北的红米青旅，我问这里的老板萧先生，他跟我说，“在台湾，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共产党是十分邪恶的，你们的人民没有自由，这有点像你们的老一辈人接受的关于国民党的负面教育。”
然后就发生了大陆网友攻占蔡英文的脸书的事情。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我在网上看到，来自大陆网友的成千上万条的支持统一反台独留言一夜间出现在了蔡英文的脸书页面上。后来证明这些网友最先来自大陆百度贴吧“李毅吧”的号召，他们将这次行为称为“出征”。在大陆，我想，这些“出征”脸书的年轻人中的一部分有可能也会在公交地铁饭店里偶尔骂骂大陆政府，抱怨一下共产党的政策，但是集体教育让他们觉得自己怎么说自己的国家都可以，而一旦“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就必须一同站起来对付“外敌”。他们观点是，“为什么同为中国人你们台湾人就没有这点‘爱国精神’呢？”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1949年并不是台湾“脱离”大陆的起始点，在台湾大多数人的眼中，甲午中日战争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台湾和大陆分离的时间远远多于聚合的时间，两岸人的意识形态也是渐行渐远。大陆人总是抱怨台湾的年轻人“不顾历史大局的观念，忘了根”。可是将这种宏大的国家情怀强加给这么一个一直在几个大国的夹缝中斗争生存的小小岛屿，是否太过牵强？
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同样的无知？提到爱国歌曲，我首先想到依旧是在我的童年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一些台湾歌手演唱的歌曲，比如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爸爸的草鞋》，张雨生的《心底的中国》。我没上小学之前第一次接触那首《我的中国心》，虽然对歌词一知半解，但我觉得这首歌一定是在讲一件重要且伟大的事情。小学四年级时候，1999年澳门回归，我画了一幅画，参加学校的庆祝活动，还得了奖。那幅画大概是描绘香港开心地在家里等着迎接澳门，一边的台湾在哭泣并喊道，“我也要回家”。10岁的我将台湾不能回家的罪魁祸首定义为是邪恶的国民党从中作梗。再后来看了廖忠信的《我们台湾这些年》，这本出版于2009年的书记录了过去30年在政治剧变中台湾老百姓的生活变迁。“原来台湾和我们有那么多的相似处，原来台湾人有那么多的委屈”，我感叹。在香港发生占中事件时，我才开始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总是以我们所站立的点为中心来考虑问题，这是否是合理的？以及所谓民族的富强和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之间应该来怎么平衡？可惜，至今我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们中的很多人，其实依然拒绝了解对方，拒绝听到不同于自己固有想法的声音。在台北的敦化诚品书店，我把一本关于毛泽东的比较负面的书拍下封面的照片，发给家庭微信群，结果一些家人直接批判这本书。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读过这本书，而是看到了国内的评价，甚至只是封面上的一些字眼，就坚信不能看，不仅自己不看，最好别人也都不看，因为觉得这些可能是台湾的“反动舆论”。
选举投票当天晚上，我站在看台下面，离台上的蔡英文不到100米。人群在高呼“小英总统好”。当蔡英文说道“我们点亮了台湾，我们再一次用行动告诉全世界，台湾等于民主民主等于台湾”的时候，台下的民众有的充满眼泪，并欢呼这是民主的胜利和台湾的胜利。人们将手机的照明灯打开，台北的夜空里面放佛闪烁着百万千万颗星星。我静静地看着欢乐的民进党和蔡英文支持者，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这里的欢呼与我无关，但是我还是被感动了。
当我联系那位送我回酒店的司机程先生，那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学生的儿子，他对我说，“谁上去能真正改变什么么？还不是整天吵吵吵，骂骂骂。台湾着过去20年就被这些蓝绿阵营的政客们这样骂坏了，经济没有发展。人一生有多少20年？我是生错了时代，正赶上台湾民主转型和磨合的时代。”他反而指着我说，“你是幸运的一代，赶上大陆的改革开放后出生，没有经历以前的那些政治纷争，集中精力搞建设。”
我想到Sullivan教授对我说的，“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所谓的纷乱嘈杂更多的是因为媒体的炒作政治家们的作秀带来的。而事实上，台湾是很平静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那里有不公的压迫。现在的台湾有一些纷争，但是更多的是共识和高度的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和支持。”
Sullivan教授觉得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还会维持现状，不会有任何一方的明显突破。他说：“蔡英文不是陈水扁，而且现在依旧是经济力量主导两岸关系，不论是谁执政。我觉得北京应该接受台湾在未来还将继续政党轮替的事实，然后进一步制定对民进党政府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而是从不接受的立场前进，从而能够和执政中的民进党建立联系。”
如果是这样，那么帮助时代力量竞选的台湾本土人孙斌还有当天在蔡英文看台下很多挥舞着“台湾独立”旗帜的民进党支持者可能在不久之后就要失望了。但是似乎孙斌已经做好了失望的准备。大选之后的第二天晚上下雨了，孙斌从南部跑回台北和我见面。他跟我说，“几年前，当阿扁胜利的时候，台下有过更大的欢呼声，但是后来变成了人们更大的失望。”他对时代力量获得五张国会席位不是很满意，他指出，虽然民进党和时代力量这次合作竞选，但是到了投票前几天，民进党内有人担心时代力量风头太强劲会分流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的票，“应该可以获得更多，但是没想到最后连民进党也在打压时代力量，”孙斌说。
在雨中送走孙斌后，我久久地思考两个星期以来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似乎在台湾每多停留一天，它展现给我的另一面就越丰富，它离大陆人心中的那个简单的以“日月潭阿里山”为代表的美丽观光岛的形象也越远。但是不管怎样，当我试图暂时远离政治的纷扰，在一个宁静的傍晚去淡水河边散步，我最终还是在经过大稻程的一个公园时找到了台湾和大陆的一个共同点，在那个公园里，和北京一样，大爷大妈也在吃过晚饭后，来到公园里，在极具中国特色的音乐伴奏下跳起了广场舞。欢快的伴奏声，人群的嬉笑声，伴着夕阳的静谧和河边芦苇的清香，成了我此行台湾的一个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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