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之困的安钢样本
- 《财新周刊》2016年第5期
1月4日是2016年新年第一个工作日。安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安钢）董事长李涛神色疲惫，他对来访的财新记者说自己最近身体状态不好，很累。
当日安阳的PM2.5指数超过200，昏黄的天空分外压抑。比空气更令人窒息的是中国钢铁业的低迷行情。钢铁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冷的寒冬。中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连续多年下跌，2013年和2014年末分别同比下降5.86%和16.19%，而2015年末同比大跌32.16%；全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为负，超过一半企业亏损。
拥有58年历史的安钢是一家拥有千万吨级产能的地方特大型国有钢铁企业，位居河南省第一大钢铁企业，2001年A股上市（600569.SH）。但自2012年以来，安钢已经度日维艰，2012年大亏35亿元，被媒体评为“十大败家子上市公司”，而这十家“败家子”中有五家是钢铁企业。2015年前三季度，安钢整个集团亏损又达到12.8亿元，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82%。
“今天上午我们领导班子在一起研究2015年的年终奖到底要不要发，一些领导建议取消，但我说，2015年还是照发，2016年就可能不发了。”李涛说。
此时此刻，一场攸关钢企命运的座谈会正在400多公里外的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主题是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以及发改委、财政部等15个部委的负责人，山西、河北、内蒙古、山东等四个严重产能过剩地区的省级官员，以及全国24家钢铁、煤炭龙头企业的掌门人。
李克强没有依据惯例先听取地方和企业汇报，他率先发言强调，要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化解过剩产能，处置一批僵尸企业和扭亏无望的亏损企业。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居首位，而钢铁和煤炭首当其冲。过去两年来，钢铁已是“过剩、落后、僵尸”的代名词。
中国钢铁业从天上摔到地上，仅在此三五年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钢铁业是中国“4万亿”投资重点眷顾的领域。随后五年，中国钢产量增长42.7%，2012年钢铁业主营业务收入在41个行业中排第一，增值税贡献排第五。在更早的2000-2007年间，吨钢利润高达千元，还是个“轧机一响，黄金万两”的产业。
盛夏刚过，严冬即临，未来还有没有春天？“中国钢铁工业的春天不会再来了。”原国家冶金局局长、全国工商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对财新记者说，语气坚定。
2015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大约为8亿吨，自198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国内钢材消费量大约为6.64亿吨，是1996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而目前中国粗钢的总产能约11.3亿吨，过剩严重。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钢铁减量发展的时期，预计未来中国钢材消费将持续下降。到2030年，国内钢材消费大约会降到4亿-5亿吨。
安钢的钢铁主业已连续五年未盈利，集团负债率超过80%，在职职工3万多人，2015年1-9月在中钢协统计的全国59家大中型钢铁集团及下属企业的利润总额排名位列35位，处在中下游。安钢在“基本不减产、不减人、不减薪”的“三不减”中苦苦支撑，等待“春天”。但是，它的“春天”会来吗，不来怎么办？
历史伏笔
安钢诞生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1957年，国务院批准了原冶金部提出的“三大五中十八小”钢铁工业战略部署。“三大”即形成鞍钢、武钢、包钢三大钢铁基地；“五中”即在山西太原、四川重庆、北京石景山、安徽马鞍山、湖南湘潭建设五个100万吨级钢铁厂。“十八小”是在1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建设一个10万-30万吨的小型钢铁厂，安钢是其中之一。
1989年，不甘于“十八小”的安钢在全国地方钢铁企业中第一个实现了100万吨钢产量，成为一时的行业“榜样”。21世纪初，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钢铁行业扩产，安钢也在2003年启动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五到六年内投资180多亿元，将原产能从400万吨提高1000万吨。
不过，真正促进中国钢铁行业产能翻倍升级的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钢铁产量从建国初期的200万吨发展到2008年的5亿吨，用了近60年的时间；而在“4万亿”投资刺激下，2009年至2013年短短五年，全国粗钢产量就超过8亿吨，产能更是达到11亿吨。
隐患逐渐积累并暴露出来。早年规划大中小型钢厂的时候，钢材品种布局精细，例如武钢的硅钢、宝钢的汽车板、太原钢铁的不锈钢等，各个钢厂都有自己的特点。经过几轮飞速扩张后，大部分钢企产品线都在拉长，同质化竞争日渐激烈。
产能利用率是判断产能过剩的直接指标。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之间较为合理，低于75%为严重过剩。据中钢协统计，到了2012年，中厚板、热轧宽带、冷轧宽带钢三类普通钢材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1.4%、69.9%和73.8%，不锈钢、无缝钢管等高端产品的产能利用率也才70%。
安钢生产60多个系列几百个品种钢材，与相距300公里之内的邯郸钢铁和济源钢铁同质化严重。其劣势也逐渐显现——地处内陆，相比通江达海的同行，其铁矿石运输成本每吨高出100多元；安钢没有自己的主打产品，稍微有些优势的船板，需要运出河南销售，每吨又要增加100元左右的运费。这一进一出，安钢的成本就比同类企业高出200多元。安钢的发展战略似乎也没能踩准节奏。其他企业扩张早，还抓住好光景的尾巴赚了几年钱。而安钢的大部分新设备投产后，行业就进入了低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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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2年，国内钢铁行业出现了一波兼并潮。当时的宝钢、武钢、鞍钢、沙钢纷纷“跑马圈地”，业内还出现了河北钢铁集团和山东钢铁集团两个以省为单位的大型钢铁集团。
2007年，看中安钢的区域辐射特点，行业龙头宝钢曾前来寻求兼并。知情者告诉财新记者，宝钢当时非常认真，专门派人到安钢考察了一个星期，并且会晤了河南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但最终这项收购因安钢领导层的反对不了了之。安钢的领导层担心，一旦安钢并入宝钢，企业的负责人就将降级为央企的中层领导，未来的政治生涯很可能就结束了。有安钢人感慨，这是错过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
自我保卫战
产品同质、管理粗放的安钢，2012年遭遇巨亏打击。为拯救安钢，河南省国资委于2013年底任命了新的董事长，李涛临危受命。
李涛曾在安钢工作20多年，后在河南省金融办工作四年。重返安钢后，他一度踌躇满志，推出整套改革方案，希望带领安钢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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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火是降低原料成本。在市场供不应求时期，钢企普遍执行“精料方针”，即从国际上购买品位高的铁矿石精料投入生产，以追求较高的出铁率。李涛就任董事长后第一次出差就是前往上海，将200万吨高品质铁矿订单退掉，另购经济料（品位较低、杂质较多的矿石）。2014年安钢全面推行经济料方针，当年节约成本超过4亿元。
然而2015年，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下挫，一度跌破了40美元/吨，重返历史低位，经济料的优势已不再明显。更糟糕的是，安钢4800立方米的炼铁高炉在年内出现了三次不顺行现象。最大的两次分别出现在3月和12月，高炉日产铁水由1万多吨下降到7000吨左右，投入没减产量减，安钢为此付出了几亿元的代价。
高炉故障还暴露了安钢人才和技术缺陷。非技术出身的李涛焦急万分，2016年伊始，他决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炼铁厂副厂长和高炉炉长，并与台湾中钢联系，希望获得其专家指导和培训。
李涛的第二把火是调整产销关系，要求炼铁炼钢、中间设备、技术改造等环节全部为销售服务，建设服务性钢铁企业，李涛还从安钢的实际情况出发，缩小了销售的辐射面，70%以上的产品在河南省内销售，这使得安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运输成本的劣势。
安钢还新成立了集团销售总公司，以销售为龙头布局生产。2015年安钢卖出了生产出来的所有钢材，多年的库存也通过刚刚搭建的现货平台销售出去。
但这其实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局面：2015年6月之后市场价格大幅下滑，安钢很多产品的边际贡献为零，有些甚至为负，多卖一吨就亏一吨。
公司给销售总公司的任务是2016年提高直供比例，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1倍。所谓直供，就是让安钢的销售团队直接寻找大客户，不再通过钢铁贸易商周转。但直供与回款是有矛盾的。大用户一般先拿货再给钱，款项很可能拖欠半年、一年，甚至更长。钢贸商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此钢贸商对于安钢这样资金链紧绷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想要大幅度提高直供比例，就必须扛得住现金流危机。
负债问题也令李涛头疼，安钢目前的负债率在80%上下。省领导之所以将其派到安钢“救火”，与其在省金融办的履历有关。李涛熟悉省里各大银行，对于化解安钢负债自然有优势。
债务负担是钢铁企业普遍面临的压力。中钢协统计，2014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8.3%，与行业效益最好的2007年相比高出11个百分点。
受银行系统严控产能过剩行业政策影响，银行提高了钢铁行业贷款利率，2014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财务费用共计938.3亿元，是当年企业实现利润的3倍多，同比增长20.6%。
中钢协的数据可能还是保守的。赵喜子在2016年1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钢铁全行业的银行贷款约3000亿元，而非银行贷款已经接近了2万亿元，其中负债率超过80%的企业大约有五分之一。
李涛曾有设想，将安钢集团旗下舞阳铁矿注入安钢股份，通过定向增发降低企业负债率，虽然重组完成，但2015年夏天的“股灾”令增发计划搁浅。
除了财务负担，安钢的另一个重担就是人员开支。安钢在岗职工2.56万人，第三产业员工8000人，内退和退休职工达2.4万余人。而与安钢同样生产规模的台湾中钢，仅有5000-6000名员工。安钢每年需要支付的工资和社保金共计20多亿元。李涛介绍说，人员工资、银行利息加上每年需要上缴的税，安钢只要开张运转，每年固定支出就需要近70亿元。
为了节约成本，安钢从2015年开始裁减外聘劳务工。安钢生产经营部部长魏群告诉财新记者，2015年，安钢共减少外聘劳务工接近4500人，他们的人均月工资大约在2000元左右。2016年，安钢与外聘劳务工签订的均为一个月的短期合同，而此前是签一年合同。
安钢第二炼轧厂车间在2015年减少了45个外聘劳务工。“车间卫生都由车间行政领导每天排班打扫。”车间主任潘宋军说。
这并不重要，潘宋军最关心的是2016年正式员工的奖金会不会被压缩，他担心手下最熟练的几个一线技术工人不能安心工作。“培养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至少需要一到两年。”他说。
2015年6月之后，钢材价格一度跌至1500元/吨，安钢开始出现负现金流，但为了维持企业资金链的连续性，进而维持工资与利息正常支出，安钢选择不减产。据财新记者了解，安钢2015年1-9月吨钢亏损超过100元。
赵喜子表示，截至2015年底，基于全国工商联中小冶金商会对110家钢铁企业的调查，整个行业大约有70%的企业现金流为负。
安钢在不断失血，李涛尽力推行的改革都未能尽如人意。近半年来，李涛在大型会议或者重要事务的头天晚上常常失眠。“那时我就会吃一片常备的安眠药。”李涛说。
未来在哪？
安钢的困境是当前中国钢铁行业的一个缩影。“我们很多人都在安钢工作了二三十年，不甘心看着安钢倒在我们这代管理者的手中。”安钢总经理李利剑说。李利剑今年53岁，自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安钢。
在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看来，钢铁行业整体利润率为负，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市场的“边际生产者”不能退出。
所谓边际生产者，即效益排在行业后列，处于盈亏平衡线附近的企业。边际生产者是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者，当市场价格低于边际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时，这部分企业停止生产，市场供给减少、产品价格提升；但如果边际生产者一直亏本生产，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那么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将偏离正常水平，甚至降为负值。
刘海民认为，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5%左右较为正常。2003-2007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利润在6.5%-8.1%之间，而2009年后开始大幅下降，长期处于1%以下，2015年1-11月达到-1.99%。边际生产者“退出失灵”，其亏本倾销拉低了钢材价格，使得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低于合理水平。
据中钢协统计，2015年1-11月，盈利能力最差的企业吨钢亏损达到1000元以上，吨钢亏损在500元以上的企业超过十家。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长期亏损却不停产或减产，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然而，国有企业的特点却解释了这一矛盾。
规模以上的钢铁企业首先是地方经济的支柱，如果退出，则会在短期内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影响。此外，像安钢这样的企业还拥有数量庞大的国企员工，一旦企业停产，大量人员面临失业，不利于社会稳定。
没有政府官员乐意看到局面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帮扶企业、维持经营，已是政府惯常套路。例如2015年底，凌钢股份、包钢股份和重庆钢铁都公告称获得当地政府上亿元财政补贴，亏损得以短暂缓解。
有些地方政府不给钱给政策，或出面或下文，协调上下游关系，如鼓励发电厂为钢铁企业提供直供电。钢铁工业耗电量大，降低电费就能直接受益。安钢就在2015年获得9亿度直供电，省下近6000万元电费。
这些措施并不能扭转企业经营状况，只是缓冲危机。只要企业开工，职工就不会上街闹事。国有企业往往是各种帮扶首选对象。
李涛说，安钢并不是行业内最差的企业，“我们在等政策”。
2015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强调“去产能”，同时也提到了“降成本”，即推进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电力价格，降低物流成本等五项改革。
李涛预计，如果上述几项成本均降低10%，就可以使安钢的成本减少大约6亿元。然而若要扭转整个行业形势，还要依靠过剩产能彻底退出。
2015年10月以来，福建三钢、宣钢、成渝钒钛、包钢、首钢长治、抚顺新抚钢等钢厂，相继以生产线检修为名变相停产或直接停产。11月14日，唐山淞汀钢铁厂宣布停产，成为继山西海鑫钢铁之后第二个500万吨以上的停产钢厂。
据中国联合钢铁网统计，2015年停产产能总计达到6725万吨。另据中钢协数据，2015年12月下旬，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201.45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12.34%，这一降幅为历史极值。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2月，全国粗钢日均产量同比下降2.31%。这两组数据均显示钢厂处于减产态势。
减产直接导致2015年12月底至2016年1月上旬钢材价格指数略微上调，然而由于上述企业大多数为变相或暂时停产，行业的基本态势并无大的变化。
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价格恶性竞争，世界历史上已有先例，被称之为“钢铁危机”。
“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前，是西欧、美国和日本钢铁产业的黄金时期。钢产量因需求拉动迅速增长。但1970-1974年，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钢铁工业先后达到峰值，随后全球钢产量在7亿吨左右徘徊了长达26年。
危机初期，美国、西欧等对钢铁产业均采取保护措施，如限制钢产量、贸易保护主义、建立价格基准机制、给予钢铁企业直接资金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危机在西欧、美国、日本爆发，受到各国保护的钢铁产业再度陷入困境。西欧国家政府不再直接介入钢铁产业，而是对钢铁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形成若干家具较强竞争力的钢铁企业。美国也力促钢铁企业重组，同时承担破产钢企养老金和健康保险。欧洲、美国、日本钢铁行业的去产能过程都经历了20年以上的痛苦转型，其间伴随大量人员失业和不良金融资产处置。
今天的中国也步入这一阶段。1月22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并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增产能项目。会议还提出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对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中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支持金融机构做好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完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政策等。
同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该资金用于支持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按照2015年的发电量测算，全国年度征收专项资金约为467亿元，该文件规定征收时间从2016年1月1日起，未明确截止日期，如果执行三年，该专项资金的总规模将超过1000亿元。
有业内人士透露，中钢协等曾向中央提出淘汰补偿方案，一吨钢补贴300元。如果按照淘汰1亿-1.5亿吨的总规模计算，共需资金300亿-450亿元。假设未来三年财政部门征收的工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为1000多亿元，则可有30%-45%用于支持钢铁企业淘汰退出。
1月11日，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016年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夏农称，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在抓紧制定两个涉及钢铁行业的政策，即“化解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脱困升级的方案”和“僵尸企业退出的方案”。他强调，资本市场会配合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希望尽可能少的破产清算。
对于安钢，李涛认为未来的路可能有两条：第一条就是被兼并，先把不良资产处置完，剩下的优势产能并入好的企业。由于河南不存在比安钢大的优势企业，安钢很可能是被省外大型钢铁企业兼并。但大企业兼并安钢，不会要安钢的债务和几万员工，仅会要其最优质的500万吨产能和少部分核心员工；第二条路，是在政策支持下，安钢去兼并河南省的小钢铁企业，整合河南的钢铁资源，形成河南钢铁集团。
安钢的命运寄望于政策走向。“我现在仍然困惑，到底是我重组别人，还是别人重组我？”李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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