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专家锐评：贫富差距拉大不必然破坏社会稳定“

专家锐评：贫富差距拉大不必然破坏社会稳定

2016-01-20 09:19:00环球时报宋国友、丁一凡、苏海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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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全球1%的人口掌握着全球过半的财富。”路透社18日这样说。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为1%服务的经济》的报告。报告称，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比其他99%的人拥有的财富还要多。全球62名富豪(其中53人为男性)拥有的财富与占全球人口一半的最贫穷人口拥有的财富相当。这62人，多数来自美国，17人来自欧洲，还有一些来自中国、巴西、墨西哥、日本和沙特。

　　美国乐施会政策总监高文·克里普克表示，财富“正快速地向金字塔的塔尖集聚”。乐施会国际执行主席温妮·贝妮玛说，“竟然人类中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值还比不上一辆巴士上的富豪的财富，这真令人悲哀，而且这种不平等状况还在加剧当中。”

　　具体到中国来看，今年初，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也正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对此，估计和小编一样内心非常崩溃的一定大有人在。如果逃脱不了作为99%的一员的命运，不如听专家聊聊这种境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造成什么后果？

　　宋国友：如果财富创造是正当的，社会可以稳定

　　现在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变大，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最近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全球财富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财富分配不平等情况加剧，贫富人群的收入分配比例在恶化，这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严重。

　　至少有三点原因：一、最主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在的全球化之前，世界经济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每一个国家都相对独立。财富分配更多集中在一国以内，那国家的政府就可以调节。但全球化时代来临的后，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政府对财富的支配力在下降，而相应地，跨国公司的拥有者调控能力在增强。现在，即使各国政府有调控决心，但却没有这个能力了。二、技术知识在财富分配中的影响力在上升，而单纯劳动力则在下降。现在，经营知识、技术知识等当前情况下变现变得越来越容易，这不是一件坏事情，这说明世界越来越看重创新能力的价值，但这也是全球贫富分化加剧的很重要的原因，微软、FB、中国的马云对技术创新的运营，获取同样的财富比以前要更快。三、资本本身的力量在上升。这就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提及的，现在，越有资本的人利用资本去创造财富的能力在上升。

　　全球性的分配不均一定还会扩大，因为造成贫富差距的因素还在持续增强。一般来说贫富差距拉大会造成很大问题，但我觉得，如果财富创造是正当的、民众也接受这些人拥有的这些财富的合法性，社会是可以稳定的。但这个前提是，社会财富的增量在增加，人们的获得感在增加。因为从社会民众的角度说，他们不关心离自己很遥远的那些顶层富豪拥有多少钱，他们关心的是自己财富有没有增加。所以有两个方式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一是政府的调控和再分配，二是富人以个人的方式对自己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采访内容未经专家审核)

　　丁一凡：中国也面临财富过于集中而致经济乏力的风险

　　首先，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增加。原来讲，美国人有种社会学理论，就是说枣核形社会比较稳定，可现在枣核形结构越来越少，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变成金字塔型结构，从而引发社会不满。华尔街运动就是反应这个事，先从美国发展到欧洲，然后是澳洲，整个发达国家世界都掀起街头抗议运动，实际上反映出他们不满意贫富差距拉大。富人们因为有钱，他们冒的风险越来越大，金融投机越来越大，最后造成大的危机。结果，政府怕富人的公司倒闭，拖垮经济，就用政府的钱救助这些金融机构，从而进一步拉大不平等。政府出钱等于全民包括穷人出钱去救助富人，多数人为此付出代价。那些造成金融危机的人不但没有惩罚，反而从政府的救助中获益，又发了一笔财。这就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其次，因为资本可以到处乱跑，所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他们可以压低劳动成本，在资方和工方的工资谈判中，工方处于不利地位，资方会进行威胁，如果谈工资条件，就搬迁工厂。美国现在蓝领的平均工资，在去掉物价上涨等因素后，没有超过上世纪70年代。

　　再次，财富过于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一大危害就是不太可持续，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消费不了，结果造成宏观经济消费不足，投资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经济缺少动力。欧美国家原来中产阶级多，国内市场对刺激消费和增长起到很大作用。但现在随着中产萎缩，消费市场能力就下降。中国现在也面临这种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平等地分配，也在矫正这些问题。十三五的重要目标是消除贫困人口，也是为了这个。中国那么大市场，如果贫困人口太多，没有消费能力，那么市场潜力和优势发挥不出来，经济增长就没有后劲了。(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采访内容未经专家审核)

　　苏海南：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粗放，GDP增长虽快，但人口众多，社会财富积累增长却有限，可供有效分配的“蛋糕”并不大，其中，尤其是农业和低附加值产业的产出低，造成了这些领域的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制约。

　　另一方面，我国整体经济结构不合理，外向型经济领域的企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受制于人，且往往附加值低，出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与此同时，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还处于由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过渡阶段，不利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另外，我国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低附加值产业行业比重大，低素质劳动力比重大，以上这些结构不合理使得我国农业中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主要涌入第二产业就业，使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竞争激烈，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行业企业劳动者的工资。

　　中国面临的问题正是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只在二次分配时才采取措施对经济收入进行调节，一般是通过个税征管进行，这带来很多漏洞。首先是初次分配的监管几乎是一个空白，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导致掌握资本或核心技术的少数人利用金融工具，获得比以往多得多的收益。其次，发达国家的再次分配也不是毫无问题。以美国为例，我们经常听到美国要求海外工作的国民如实报税，上缴部分海外所得，并要求相关国家配合。(作者是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采访内容未经专家审核)

　　本文由环球时报评论部出品 张旺、曲翔宇、吴志伟采访 吴志伟整理